毛寿龙：价格双轨制的优势与下一步改革
5月16日，由人文经济学会主办的《双轨制思想与中国经济改革——张维迎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内近20位经济学者出席研讨会。
下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研讨会现场发言的整理稿。我们还会陆续刊发其他参会学者的发言，敬请留意。
价格改革双轨制的优势与下一步改革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1984年张维迎教授《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篇文章非常棒。一篇文章35周年之后还能开一个会来纪念，本身就说明这篇文章的价值。实际上，正是价格双轨制改革，区别了中国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道路。苏联和东欧铁幕降落，但走向自由和繁荣之路遥遥无期。但中国从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后来相关改革以此为基础推动，保持了改革的连续性和容易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演化改革思路。从理论和实践角度，都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力量。
刚才张曙光老师说，后来在很多领域，其实都是双轨制推动的，说得非常对。我现在在思考的是，从回溯性总结的角度，思考双轨制改革的成功逻辑，存在的后续问题，以及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回顾中国的改革，的确是从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的。价格放开后，商品在市场中就有了适当的价格，也就是市场价格，从而形成商品贸易的市场秩序。市场秩序是扩展秩序，从贸易开始，秩序扩展进入物流，进入投资。劳动力自然也有价格，企业家和企业也开始有价格。但后者也是双轨制到现在。
劳动力因为工资市场化，开始有价格。有价格就开始有价值。劳动力的身价开始提升。劳动力市场秩序越发展，劳动力价值越是提升，劳动力素质也大大提升。一直到现在，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流的产业工人，都是中国民工。中国民工走向世界，而且是高技术、高素质，工作996的好工人。甚至退休的老年人，在浙江，退休不退休，都继续工作，都有自己的身价。浙江的老板很喜欢老年的工人。但很多地方，很多领域，劳动没有市场化，体制内问题依然存在。如高校，现在连论文生产都计划经济化，大家都拿学术工分。学者和学生学习、写作与过去的农民一样辛苦，但没有生产力，做很多没有价值的劳动。
市场秩序进入企业领域，企业就有自身的品牌价格、企业家也有身价。企业家的价格，企业的品牌价格，构成股票市场的基础。潜在的项目和企业家，构成创业企业家。start-up产业，受到世界投资市场的鼓励。华尔街与中国关系最好，中国的start-up项目，很受世界欢迎。但国有企业，还是身份制的。国有企业的价值，在其国有企业的身份。市场里，首先强调自己是双轨制。
住房改革，双轨制。老房子老办法，新房子新办法。货币化分房。住房进入市场有价格，形成了房地产市场秩序，也形成了新的业主治理。业主自己付费，自己治理，委托专业化管理。小区会议遵守罗伯特规则，业主大会，业主代表大会，业委会会议，议会政治在中国生根发芽。专业的物业管理也进入市场。社会秩序和业主治理、市场治理相结合。构成新型城市治理。破除了中国古代一直延伸到现在的城、郭、郊、野的等级治理。
现在资金进入市场。货币也有价格。资金价格启动资金市场秩序。构成去中心化的货币市场秩序。人民币开始有其自身的价值。人民币不再需要回笼，而是在资金市场秩序里实现自己的市场价值。构成了货币性资产。最近十年，很多企业家都尝到了以钱生钱的好处。
但双轨制改革的问题还在继续，其核心是留下了很多利益集团。每一次改革，都形成了利益集团。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市场垄断集团，以地盘和线为基础的垄断集团。基层治理，形成了很多黑社会、黑恶势力，还有腐败势力。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打击黑恶势力。最近扫黑除恶，有企业家说营商环境好了很多。但经常性扫黑除恶，让政府治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周期性，现在是长期性治理腐败，让政府的活力受到了一些影响。
在国际贸易领域，形成了国际贸易的利益集团。他们有独占权，垄断权。进口和出口配额保护，关税保护，补贴保护，形成利益集团。自由贸易，和贸易管制，双规依然存在。这一领域的双轨制，以及其他双轨制，让中国市场和国际接轨出现了问题。中美贸易战也因此而触发。
市场秩序进入政府治理领域，政治企业家开始有价格，体现在GDP的政治利益和个人利益。两者都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黑恶的。两者界限不清，让很多很有价值的政治家过早结束了政治生命。市场化的企业家官员，和身份制的非企业家官员，也就是好好当官的官员，构成了政治成长的双轨制。
价格改革形成市场秩序的改革，忽略了产权改革的意义。盛洪教授写过书说，交易形成产权。非常正确。但由此形成的产权，缺乏适当的法律和政策基础，尤其是缺乏善治的基础。产权在市场中通过边际增量元素形成。降低了市场改革的交易成本，但也出现了后续的一些治理结构的问题，尤其是法律和政策的问题。
就住房来说，南方市场化彻底。地权和住房产权结合。上海，浙江，广东，治理上都没有问题，全部商业化。但商业化后，业主的权力，业主的治理，发育比较缓慢。业主的法定治理权利，没有法律和政策的保护。
但北京地权和住房产权没有结合，其结果是治理上进入了矛盾：商业化治理不是很彻底，新兴小区。传统小区，弃管小区，或者单位继续管理的小区。后者理论上说不过去，前者政府继续主张非商业化的治理。北京市有人主张消灭业委会，走政府、居委会和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道路。但主张领导出事后停顿了，治理上出现一些问题。
就农村改革来说，改革最早，但产权改革不彻底，没有形成产权的治理。结果是土地和劳动力无法进入市场，也无法吸引投资，有投资就有产权风险。只能进入城市化当民工。农村普遍衰落，但衰落的问题，在中国更加严重。因为治理、法律和政策方面缺乏对产权的足够的支持。小产权，流转权，都缺乏保护。最近的拆违运动，给农村又造成了所谓拆违运动扩大化的伤害。农村改革双轨制，一部分市场化，一部分计划体制，市场元素外流，计划体制扼杀农村发展的活力。
企业依靠政府许可，土地产权（转让和许可、划拨）、资本市场产权（许可），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依靠大数量来理清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但企业数量少的地方，投资环境就很差。导致中国的发展集中在几个省，很多省依靠中央政策来发展，东北中央政策发力，三亚现在是北海住房就涨价。
政府依靠复杂性来获得合法性和力量。条块关系，或者让属地化管理无力量，或者让属地化管理负担很重。企业纷纷进入大城市，与高等级政府对接。但特大企业越到高层，越受不稳定的政治的影响，导致大企业家风险很大。
所以，价格改革很重要。但产权的法律、政策和治理的改革，也非常重要。深化改革，其实就是法律、政策和治理的改革，而不仅仅是放管服改革。顶层设计，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设计，而是各个领域的高级法的设计和改革。这个不仅需要实践的演化，也需要理性的思考和设计。
经济学家，需要从市场规律的角度，来思考双轨制的问题。搞好顶层设计，而不是等着让顶层来说设计。顶层来设计，首先是集中权力，结果连市场化改革，都可能被控制。
总之，中国过去的改革，启动于价格的双轨制改革，而且取得了成功。而价格改革后来则是双轨的并轨，价格完全实现市场化。在其他很多领域，都得益于双轨制改革。但很多领域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并轨，有些甚至市场轨迟迟没有入轨，反而越来越退回到计划轨。很多没有并轨，一方面和市场轨的表现不足以替代计划轨，另一方面是双轨制形成的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更重要的是市场化改革的观念和信念，在市场化改革成功的时候，反而弱化了，从而在法律、政策和治理层次缺乏对市场化改革的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国下一步改革，一方面继续推进双轨制改革，另一方面在并轨的时候还是要并轨，并在法律、政策和治理层面对市场化改革奠定多方面的秩序基础。
总之，张维迎教授35年前的文章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在政策上是原创的，它的理论基础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思想，对当时理性设计的思维定势是一个革命，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来说是崭新的。他对于中国改革的成功，比很多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论文更具有意义。我们赞美张教授的文章，更赞美那个产生高价值论文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思想是自由的，论文是为价值而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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