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价格双轨制的学术和实践贡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编者按：5月16日，由人文经济学会主办的《双轨制思想与中国经济改革——张维迎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下文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研讨会现场发言的整理稿。

价格双轨制在我们国家改革里头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有时候没有对比就难分优劣，中国和苏东的转型对比一下，要说我们成功的源泉恐怕是价格双轨制。

2008年史正富组织了一批书，我也写了一本。我那时候也只写到莫干山会议，现在看来如果有机会修改的话，一定要往前推。读了维迎的原始的那篇文章之后，我真是非常感慨，25岁不到的一个年轻人，的确思想非常的深邃。刚才国恩也都讲了。

我记得我们理论创新奖是给了价格双轨制，但是给了好几个人。如果按照诺贝尔奖给法的话，按理说---比如说屠呦呦吧，发现青蒿素得奖，估计很多人不服气，说怎么只给屠呦呦一个人？但诺贝尔奖有个原则，就是原创性。我觉得如果从原创性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奖应该是给维迎一个人。

今天回过头来看，过去40年里头，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理论能够改变世界，恐怕也只有价格双轨制。我们现在看诺贝尔奖发发经济学奖，当然它越发越往下走了，但即使是以前发的那些奖，都是发现世界的一个规律。我觉得价格双轨制是创造一种思想，这思想改变世界贡献是非常大。具体来说贡献在哪里？我觉得有三方面，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去总结。

第一个贡献就是避免了物价的暴涨。

我们知道计划经济是一个短缺经济，我也读了吴敬琏老先生的一些东西，他这方面说的很透彻，吴老当时也想到这事，但是他没有想到价格双轨制这个东西。在短缺经济下，如果你一旦全部放开这个价格，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苏东物价的暴涨，那么整个一代人的生活被毁掉。我们通过这种价格双轨制，把物价给稳定下来。虽然1988年价格闯关还是造成了物价的大涨，但总体而言，中国改革过程中物价基本上保持稳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物价的稳定，改革就不可能有老百姓的支持。

像苏东这样的他一代人，财富在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怎么可能让老百姓来支持你的改革？我觉得这是价格双轨制第一个贡献。

第二个贡献就是我们企业的有序演化。

这一点大家说的不是很多，但是如果对比一下苏东的转变，我觉得这一点也应该强调。苏联有个笑话说，那时候苏联的集体农庄有专门生产种猪的，有专门生产母猪的。结果价格一放开，生产种猪的，找不到母猪配种了，生产母猪的，生不了猪仔了，整个生产崩溃掉了。其实不是笑话，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这种价格双轨制，就是说让计划的那一部分还留着慢慢转，然后市场的这部分越长越大。其实这时候长得最快的就是乡镇企业，如没有价格双轨制，基本上没有乡镇企业。他上哪去找物资，他哪有市场？我们说乡镇企业是在夹缝中生长的，完全得益于价格双轨制。与此同时，我们的国有企业也没有因此完全垮掉。你想想，如果国有企业一下完全垮掉了，很多物资供应恐怕也保障不了，特别是生产资料那一部分。所以我们有一个国有企业的，还有整个生产组织的有序演化，我觉得这也是价格双轨制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第三方面贡献就是对其他改革的启示作用。 

价格双轨制成功之后，我们的一系列改革其实基本上是采用了同样的思路。不是一下子大改，而是逐步的慢慢来改。国际上很多人担心，说你这种部分的改革会不会造成太过强烈的利益集团，最后利益集团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像刚才毛寿龙说的。

哈佛大学的施莱佛教授参与了俄国的改革，他就说你这种past reward，会造成一大堆利益集团，最后你是改不成了。但中国的情况却告诉我们，由于市场的那一块长得足够快，最后大家发现，不要计划那一块，我照样可以过得很好，所以市场自然就替代计划了。

到了90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国有企业陷入了困境，没有多少人为国有企业去辩护了，我们看到政府开始“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就顺利推动了。那是因为我们的这种乡镇企业，这种市场的那部分给整个国家、特别是给我们的政府一个示范，就是我们这样的双轨制改革能够成功。

到后期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双轨制改革，最终的结果，我觉得大体上还是成功的，虽然留下来了一些利益集团。我顺便说一下，我们现在老说改不动，是因为利益集团阻挠，我非常同意维迎的说法，那是托词。

你想一想我们90年代改革，利益集团阻碍多厉害，国有企业天天有职工上街。我们到成都调查时，要见经委主任，经委主任迟到了一个多小时，说对不起，我去处理一件游行事件，那游行事件是个女工领头，天气热，女工脱了个精光就留两胸罩。没事啊，你要说是利益集团那时候利益集团大了，你还改什么改？

所以回过头来想一想，站在今天回望20年，我们真的得感谢朱镕基，他就是吃了天秤砣铁了心，我就这么干了。干完之后也不说啥了，对吧？下岗工人当然了要消化很长时间，十几年。但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你突然发现中国企业都轻装上阵，大家都赚了钱，所以也就不怎么抱怨了。

所以从价格双轨制生出来的，我们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对于我们国家改革的成功，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里也要顺便说一下，就是我们渐进性改革对其他国家改革的启示作用。中国现在外援很多，现在外援出去其实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参与受援国的政策的变化、制度的变化？怎么去参与？

西方一般说你就是先把制度都改好，一次性的改好，然后再谈发展。如果按照我们渐进性改革的思路，我们可以同时来，你既搞经济建设，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然后同时你的制度就会演进起来。在这点上我觉得维迎去年写的《知不知，小平也》又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也是对我们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总结性的文献。

今天回望邓小平当年---1978年，他哪知道中国该往哪去？他啥都不知道，他就只有一个直觉，中国继续这样子下去不行。怎么办？你看看周边人家是怎么做的，大体上没错，所以他就这么做了。到底走哪条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开边干。

到了84年，他去深圳调研，走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因为他看深圳，没有当初想象那么好。所以他留下一句话说，深圳能不能成功，我们还要走一走看一看，现在不太清楚。的确确是我们人类知识是不完备的。

我们现在一写文件，总体规划实施规则好像都是说全了，实际上啥也没说，你照着那个去做根本做不了。你还不如像小平说的一个方向定了，你下面做去，说不定还更容易成功一些。这样的经验，我觉得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应该也有借鉴作用。

如果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要是有一个实践创新奖，我觉得价格双轨制应该有资格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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