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就：双轨制改革的经验是“制度生成”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海就

编者按：5月16日，由人文经济学会主办的《双轨制思想与中国经济改革——张维迎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朱海就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发言，下文根据朱海就教授的现场发言记录整理。

在张维迎教授提出“双轨制”这个概念之前，双轨制作为一种“现象”就已经存在，张维迎教授发现了这一现象并予以理论概括和阐述。换句话说，“双轨制”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也不是事先预见到的，而是放松管制之后，出现的一个非意图的结果。

不仅价格的“双轨制”现象是一种非意图的结果，类似“家庭联产承包制”、“地方政府竞争”等等的出现也是“非意图”的结果。这些自发出现的制度，包括市场价格，最初并不具有合法地位，“双轨制价格改革”就是承认了市场价格的合法性。

和双轨制一样，中国的整个改革就是对放松管制后，对自发出现的制度的承认和顺应，它不是事先规划好一个蓝图，然后一步步落实的。走一步看一步，或摸着石头过河，被称为中国改革的经验，它其实就是承认自发秩序的意思。

中国的改革是非设计的，但恰恰也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什么经济学原理呢？一个就是承认哈耶克强调的人的无知性；另一个就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个体是无知的，同时也是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要给个体自由，那么无知的个体在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制度，比如“双轨制”。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那种最有利于他人才能最有利于自己的行动会被普遍模仿，变成制度，所以这种自发生成的制度也天然地带有“利他性”或“公共性”。

市场就是由一系列的制度构成的，市场不能简单地从商品或要素的价格和数量的角度去理解，而要从制度生成的角度去理解。斯密强调的分工合作，是通过制度实现的。制度的更替，更有效率的制度替代之前的制度，这一过程也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改善。只有制度的改善，才能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反过来说，假如没有制度的改善，只着眼于政府的资金投入，那么对经济只有短期的刺激作用，钱花光了，这种效果就没有了。这不仅会扭曲资源配置，也会制造腐败和寻租。

改革者和普通人一样，都是无知的，他们的理性也是依赖于制度的，我提出一个概念叫“习得的理性”。改革这也好，普通人也好，都是在制度出现之后，才具有理性的。这里的理性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不太一样，不是指抽象的最大化，而是指自己的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他人利益意义上的理性，也可以称“制度理性”。人其实也要借助于自发生成的制度，才能“理性地”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改革者没有能力事先设计制度，但他们有能力在出现好的制度出现之后，把这些制度发掘出来，并把它们合法化，这是他们可以做到的。经济学家也可以帮助改革者去做这个事情。改革就是默认或正式承认市场中自发产生的制度。实际上，大部分制度其实都是没有被正式地合法化的，只是被默认为合法。

改革有两层内容：一是决策者的有意改革；二是无数个体改革自身。通常人们把改革理解为第一种，以为改革就是决策者的改革，其实这是不准确的。两者的关系在于，没有后者生成的制度，决策者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即先有制度生成，再有决策者的改革，改革其实是对生成的制度的确认。当不放松管制时，改革者自己的改革也是不可能的。制度不是改革“改”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假如没有制度的生成，就没有改革的可能。

制度的生成降低了两种改革成本，一是制度的筛选成本，因为好的制度已经产生了，对改革者来说，只需要确认一下；另一种是制度的执行成本，因为这种制度在生成过程中，人们已经拥有了如何使用这种制度的知识，并且也知道使用这种制度对自己有利，这种制度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推广这种制度的成本自然是低的。

市场价格或制度生成之后，使企业家有可能在市场中发现获利机会，因为这时企业家有了计算利润的条件，这在之前是没有的。有了获利机会之后，企业家就有可能从寻租型转向了生产型，因为他们发现和政府搞关系不如为消费者服务获利更大。其实，很多企业家也是不愿意和政府打交道。这样，当企业家越来越多地发挥才能时，市场这一块相比计划那一块来说，就越做越大，计划这一块相对来说变小了，这就是常说的“存量改革”，它是企业家发挥才能的产物。结果，双轨就逐步变成了一轨。

同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有可能从寻租型转向生产性，因为服务好企业比向企业索取的收益更大，比如“地方政府竞争”所指的就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生产性，其条件是出现了市场价格，张五常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把政府视为第一推动力。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都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才能有合理的理性行为。越是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生产型的可能性就越大。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形成“正向循环”。双轨制改革之后，通过放松管制，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这种正向循环。

无知和理性的个体，为什么会产生有效率的制度？从“单个的个体”到“整体性的制度”，这是怎么跨过去的？我们认为“价格”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有借助于初始出现的价格，个体才能进行“经济计算”，从而使得他那种有意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行动，也在无意中助益于他人，这就是说，价格引导个体的行动与他人的行动兼容。当价格信号引导个体采取一种更能满足自己利益的行动时，一种更有助于协调，从而也是更具效率的制度就有可能从这样的行动中产生。相反，假如在一开始就不允许市场价格出现，那么这样制度就不可能产生。反过来说，假如允许市场价格出现，那么好的制度就会不断地产生出来。

这是为什么双轨制特别重要的原因，因为“双轨制”允许初始的价格出现，使制度变革过程有了可能性。举个例子，比如乡镇企业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有效率的，但随着私营经济的崛起，它的低效就显示出来了，也迫使乡镇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双轨制”的改革经验可以补充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因为斯密着重谈了道德情操的作用，但没有谈生产的价格和演化产生的制度在合作中的作用。

同样，新古典经济学也忽视了价格在“制度生成”中的作用，只讲价格在配置资源，即调节供求中的作用。“双轨制”改革让我们看到价格与制度的相互关系，这可能是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具有原创性的贡献。主流经济学中，价格与制度是分离的，比如新古典经济学是把制度视为给定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把价格视为给定的。实际上，价格和制度都不能作为预设，而是扩展生成的过程。价格是不断生成的，制度也是不断生成的，并且两者是相关的。

很多人把中国改革的经验概括为“制度试验”，这是不准确的，中国改革的经验应该是“制度生成”。“制度试验”是从上到下的，“制度生成”是从下到上的，计划经济是制度试验。不仅计划经济这种全盘性的制度试验不可行，局部的制度试验也值得怀疑，这种试验甚至变成了扭曲市场，以改革的名义反改革。很多人以为深圳是制度试验，其实不是，深圳是自发秩序与制度生成的典范，也即深圳不是规划出来的，类似的例子还有民国时代的上海。

如前所述，改革是对不断生成的制度的承认和顺应。中国的转型或经验恰在于从“制度试验”转向“制度生成”。不要迷信制度试验，要相信制度生成，这是很关键的。那么谁是制度生成（改革）的主角？是普通人，特别是企业家，他们才是改革的主角。企业家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制度的创造者，政府只是把他们创造的制度确认一下而已，给了他们发挥才能的机会，而他们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机会。

哈耶克的主要教导之一是“要对人的自利有信心”，其实也是对人的本性的信心。这也意味着要允许不确定性出现，要让未来对不确定性开放。改革不仅是改变目前既有的不合理制度，更是要让好的制度有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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