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志宏：好的理论家遇上了务实的政治家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莫志宏

编者按：5月16日，由人文经济学会主办的《双轨制思想与中国经济改革——张维迎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工业大学莫志宏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发言，下文根据现场发言录音整理而成。

今天这个会确实意义重大，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样一种在实践上证明是正确的、经过几十年之后，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理论意义的文章非常非常少。如果说我们不要太世俗地按照所谓诺奖的这些眼光来看，而是务实一点地看，我会觉得这个文章的意义可能超过太多的诺奖文章。

今天大家都讲到很多相关联的词，比如说“渐进”、“增量”、“建构主义思维”。我想说的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原来的制度（中央计划经济）和今天大家所试图倡导的要转型过来的制度，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感觉张维迎老师这个双轨制的文章在当时的历史年代能够有这样的意识，相当了不起。我想到的是，一个好的学者，很可能，他的思维特征跟一个务实的政治家（邓小平）会很自然地非常契合。

为什么这么说呢？作为务实的政治家，当时邓小平感受到中国如果再不开放的话，那个系统是死掉的；我们要活怎么办，必须要做点什么。如果是一个好的学者，他必然是问题导向，他有很强的直觉本能。

我之所以说是直觉本能，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那个时候的理论背景跟今天真的不一样，没有读那么多哈耶克的东西，更不用说知道今天中国的经济因为当时走的那个路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们是带着今天事后的眼光再来看，才发现，哦，原来那个时候有那样的政治家，当时还有这样的学者，尤其考虑到张维迎老师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背景之下训练出来的，居然想法是如此的和后来学到的理论（如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一致。

所以，张老师其实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真正问题导向的在感受这个事情，我们当时中国都快死掉了这样一种系统的局面下，我们怎么做？尤其是，考虑从哪个地方突破，我们这个系统才能从死的变成活的。从事后的眼光来看，确实是相当英明的。像刚才其他几位学者提到，像这样的问题，按照当时主流的观念，要改就通通全部改，但这样改就会产生诸多的问题；实际上今天来看，这些主流的看法是整个可以说是相当荒谬。

我这里顺便做一个对比，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像张维迎老师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训练背景之下，能够敏感地感觉到我们的中央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死的，我们要把它开放才能够活，我们必须这样做。

大家都知道主流经济学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萨缪尔森在70年代时候写的教科书，他是怎么写的，我觉得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在他们想骄傲的时候，应该多拿这些东西让他们感到耻辱。

为什么？那个年代萨缪尔森非常旗帜鲜明地说，他预见到美国GDP很快会被前苏联超越，他是根据GDP做了一个外推得出的结论。前苏联的GDP确实可以做外推，推出来是数据很厉害，不过，但凡有点直觉、本能也应该知道，前苏联的那种意义上的数字和一个在自发自由的，通过竞争筛选出来的经济系统中所产生出来的数字，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有关的数据是都可以统计，那又怎么样，这能比吗？萨缪尔森的思想有多么粗钝！我想说的是，像萨缪尔森等信奉的经济学理论错了，如果能够像张维迎老师这样有一些对现实的问题的直觉敏感，其实也不至于这样。

如果说一个人的理论素养不够，或者说我们由于我们的理论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很清晰地讲清楚到底这两个系统——计划经济的系统和市场经济的系统——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我想说，一名理论家你诚心、遵循一下本心，也不至于发生像萨缪尔森这样的事情。

现在因为张维迎老师这个东西出来之后，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认为学者也在成长，我们经济学理论也在成长。今天开这个会并不仅仅是说，当时多么的正确，还应该是超越当时的正确。

刚才我说，一个好的学者、问题导向的学者，是和一个好的也就是务实的政治家是契合的，但是我认为一个好的学者应该超越一个好的政治家。为什么呢？像刚才诸多的学者提到，其实邓小平在当时，不要说当时，他即便现在活着，也不可能真正对问题本身的内在逻辑有理解；他们毕竟不是专门做思想研究的，不可能有理论的系统化。政治家们其实是指望着学者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个自觉的思想上的反思的。邓小平他的先见、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确实知道自己的不知，所以他放开，他很本能地说，走一步、看一步，这些都没有错的。不过，在那个年代没有问题的事情，并不意味着在今天这个年代也没有问题，因为，毕竟，我们已经成长了，我们的思想理论已经成长了。如果说你作为一个理论家，仅仅对自己提这个要求，有点太低了。

说一下今天经济学大的背景，我们今天的经济政策说实在话，依然是主流经济学主导的，今天的经济学家有诸多的人跟萨缪尔森、阿罗这些人等一样，他们对于刚才讲的，即：两种意义上的经济系统是性质完全不一样的（人和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不一样，由此产生的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不一样；一个是简单的，可以说是死的，另外一个是不断有自己的内在生命力，不断在长的），也是完全不懂的。

到今天为止，我们经济学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任何进步。我们有大量的从那些高大上的大学里面什么哈佛、MIT、伦敦经济学院，一堆一堆读博士回来的，身上贴了金的，回来做漂亮的论文的，发高端杂志的，但他们对我刚才讲的最基本的东西，是完全不懂的。如果他们懂，或者自认为懂的话，他们应该跟我们的学生多讲讲萨缪尔森曾经干了这样的事情，做了这样的预言，并且向学生们分析为什么萨缪尔森必要会出这么大的糗。

我曾经有一次被一个认识的人拉到林毅夫老师的一个群里面，我当时跟他们讲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发生的中央计划经济这一段争论。那个群里的人说完全不知道新古典经济学曾经用来支持中央计划经济。当时一个人问我，我就回答了一下，另外一个人再问我的时候，我就火了。我说你们不读书吗。新古典经济学今天到目前为止，他们在知识上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央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那样的经济系统是死的系统）的认识没有丝毫进步。

我们今天的大学里面所有的精英的、大牌的大学，其实依然在那个大的框框里面，即便有所反思，但是没有触及到根儿上。张维迎老师在这点上，有非常强的好的直觉，在后期大量吸收了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哈耶克“自发秩序”的思想，从而使得之前可能只是从自己的本心做一个学者、脚踏实地的研究问题，试图让中国人过上更好的日子，这样一种很纯粹的态度升华到理论的高度，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

这里再强调一下，计划经济的系统和市场经济的系统这种深刻的系统性的差异，可以简单地表述成前者是死的，后者是活的。而在我们目前主流理论里，被认为是一样的，不能区分的。那一套东西经由所谓的一般均衡理论——看起来高大上的理论、多人因此得了诺奖的理论——的包装之后。好多人都受其科学光环的魅惑就信了。这是蒙外行。实际上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应该说一个人但凡稍微遵循自己的本心，应该认识到经济系统是一个活的系统，而不是机械决定的类似于钟表那样的联动装置。

对于活的系统，就要强调它内在机制，这时候政府能做什么，就诉诸绝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可以论证的。如果说在过去那个计划年代，政策上强调放开就可以了；那么，今天政策的问题就不仅是放开的问题（当然这本身也不够），以及很多那些还在计划经济年代坏的制度安排需要改革掉的问题（刚才盛洪老师提到的，有的时候是政府明明知道计划轨应该把它去掉了，但是他不去掉，这个明摆着是既得利益的问题，但是除了既得利益问题之外，我也很相信张维迎老师说的观念的影响），而是涉及政府如何面对更为复杂的市场条件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才能有助于市场的自行运作的问题。这需要在观念方面走上正道。在经济学家内部，这方面的观念是非常落后的。人们很容易陷入“要么干预主义、要么啥都不做”的对立困境，而不是考虑正确的第三条道路，即：政府如何在规则层次做该做的事情，在不干扰市场的自发运行的前提下，对市场竞争导致的系统层次的结果进行塑造。

你比如说张维迎老师和林毅夫之间的争论就是这样，林毅夫老师很喜欢把张维迎老师刻画成政府啥都不要做，但是实际上远不是这样的。他把张维迎老师刻画成什么都不要做、而他则主张政府还是可以做点什么，这当然很容易获得认同（毕竟，没有谁会认同政府啥都不做的、彻底的自由放任的主张）。但张维迎老师真正想论证的是“利用自发秩序”。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利用“自发秩序”，并不是说政府什么都不做，而是在适当的条件下会孕育相应的条件。这种孕育和林毅夫老师提倡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导向的干预主义的做法，完全不一回事。

在这个意义上，林毅夫和萨缪尔森是一样的：萨缪尔森提倡混合经济，他所谓的混合经济就是因为他不懂死的和活的之间的区别，所以说他也不能够区分政府去做一些规则层面的孕育的工作和像林毅夫提倡的直接干预的。这样的不区分，相当于死的、活的不区分，也就是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和“自发秩序”不区分。这是非常严重的概念混乱。

今天的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内部真的是问题很严重。在跟公众层面打交道的时候，你经济学家自己内部都搞不清楚，也别指望政府搞得清楚。我想今天开这个会，也意在向公众传播张维迎老师的那些朴素而正确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如果要达到更高的清晰化的程度，则纯学术层面有太多的工作还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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