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恩师何炼成引我进入经济学

1993年夏天，本文作者与何炼成老师。

编者按：又是一年教师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润物细无声”。古语言“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值此第35个教师节之际，本号推出张维迎教授为感谢恩师何炼成所撰此文。多年教诲，几多艰辛，师恩厚重，几多感喟。三尺讲台之上，何炼成老师潜心治学之风骨，探究致密之精深，令人钦佩。感谢恩师何炼成！

顺祝诸位师者教师节快乐，青春永驻，桃李天下。

作者：张维迎（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我从事经济学研究，实属偶然。

1977年恢复高考，我才知道还有文、理科之分。我从小喜欢数学，但由于上高中时，正着开门办学，理化没有怎么学，考理科没希望，就只好报考文科。在我的脑子里，所谓文科，就是中文，所以报考志愿栏填写的都是中文系（或新闻专业）。但大概是语文成绩不够好，没有一个大学的中文系录取我，事实上，我根本没有被录取。77级学生进校一个多月了，我还在农村种地。后来听说一些成绩不错但没有被录取的老三届考生给邓小平写信，中央决定扩大招生。我不属于老三届，所以并不抱什么希望。1978年4月中旬收到了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实在是没有预料到。可以说，我是搭了老三届的便车进大学的。

我被录取在政治经济学专业，不是我报考志愿里写的中文专业。4月下旬入学后，方知道全班50位同学都是扩招来的。原来，这个专业是何炼成为首的八位老师（被称为“八大金刚”）借扩招机会申请新办的。录取的时候，他们搬来上千份被其他院系放弃的考生档案，坐在地板上反复挑选，腿都坐麻了，生怕漏掉任何一个优秀的考生。和其他49名同学一样，我就这样被何老师拣了出来。好悬！要不是何老师，我大概没有机会学经济学，也许根本就没有机会上大学。

也许因为77级是“长子”，全班同学又都是被遗弃后一个一个拣回来的学生，何老师对我们特别关心，甚至可以说是疼爱。记得报到的当天晚上，自己还晕晕乎乎辨不清东南西北，何老师就来宿舍看大家。我是班里最小的学生之一，何老师对我们小同学格外关切。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何老师问我的名字后，自己重复了一遍，还摸了摸我的头，问我老家的生活情况，让我一下没有了最初的拘谨。

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何老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尽管高中毕业时，李务滋老师曾送我一本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对我来说，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一个生疏的概念。好在何老师讲课非常生动讲解，让我听得津津有味。啊，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学问，它使我回想起在家乡时用鸡蛋换盐的故事。可以说，何老师的第一堂课，就让我喜欢上了经济学。

何老师教学的认真态度可以说是少有的。他讲课条理清晰又充满激情，像剥洋葱似的由表入里，让学生听得入神。每讲一章（或一节），他总要布置一些作业给我们，其中有些作业是简单地回答问题，有些则是要学生写文章（短文）。我的经验是，上完他的一学期课后，除学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外，自己的写作水平有了很大的长进。我敢肯定，每一位学生的每一次作业，他都认真批改，否则，他怎么能发现我作业中的错别字呢？

我刚进校时，看到那么多城里的同学，知识面比自己宽得多，对任何问题都能侃侃而谈，我有点自卑。是何老师给了我自信心。记得第一学期，何老师经常组织同学们讨论，每次讨论由一位同学主讲，其他同学提问。主讲实际上是让学生自己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第一次主讲大概在开学后二三周，讲的内容是关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举的例子是绵羊与斧头。尽管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陕北方言重，同学们反映还不错，何老师也表扬了我。还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陕北农村收入分配的短文，何老师写的批语建议我向报纸投稿。尽管我并没有投，但他的批语使我倍受鼓舞。

常常听说不少大学老师总是按自己的模子塑造学生，要求学生按老师的观点想问题，写文章。但何老师从不这样。事实上，他总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当何老师的学生，享有最大的自由。我上研究生后，常常谈一些在当时看来是“离经叛道”的观点，何老师不仅没有批评我，反而鼓励我。他的唯一要求是：“言之有理”、“论之有据”、“自圆其说”。

在研究生期间，我组织了一个读书班，专门学习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每次由我主讲（我感到最好的学习办法是讲课）。因为我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有人认为这是走歪路。何老师知道后，不仅没有批评，而且非常高兴。我到北京工作后，有人说我的微观经济学很地道。我想，这与何老师的“自由放任”政策分不开。

何老师的自由放任也给他自己带来过麻烦。1983年8月，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很快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全国性批判，被省委列为陕西八大自由化分子之一。作为经济系主任和我的硕士导师，何老师面临巨大的压力，多次被上级要求写批判文章。他很不情愿，拖了几个月，最后不得不写了一篇敷衍了事。但他从来没有当面训斥我，反而要我别有心理压力。我知道自己给他惹了麻烦，他是代我受过，一直在保护我过关。我心存感激，也深感内疚。

反精神污染后，何老师并没有吸取教训，为我制定什么清规戒律。我依然我行我素，任凭思想自由飞翔。1984年4月，我写了《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提出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我的价格改革思路本质上是否定计划经济的，与当时流行的正统观点背道而驰，但何老师认为“言之有理”，同意我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写硕士论文。有人为我捏一把汗。好在十月份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政治气候比较宽松，年底我顺利通过论文答辩，何老师很自豪他用“民主”的方式培养研究生。是啊，如果没有何老师的民主精神，我的双轨制改革思路肯定胎死腹中，甚至压根就不可能坐胎。

1984年12月，张维迎硕士论文答辩现场。

答辩委员席右一是何炼成老师。

何老师是一位很有远见的老师。他很早就认识到数学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从我们77级开始，就安排了数学必修课，而且是一学年的课程，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讲课老师。在当时中国大学里的经济系，这是少有的。我上研究生之后，他还鼓励我去听数学系和物理系的数学课。我今天能使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学问题，与何老师的远见分不开。何老师或许是国内政治经济学老师中最早从数学专业的学生中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栗树和是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的高材生，我读书班的成员，1983年毕业时，何老师硬是把他留在经济系当老师，随后又招他读经济学研究生。

何老师创办了西北大学经济系，梦想他的得意门生们能接过他的班，把西大经济学办得越来越好。但他同样为他的学生的前途着想。有些他得意的学生离他而去，他虽然难过，但从不阻拦。在我的印象里，魏杰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上了两年本科就被他收为研究生。他曾多次讲到，希望魏杰能接他的班。魏杰人大博士毕业后，没有回西大，他感到遗憾，但更为魏杰的学术成就自豪。我1984年毕业时，决定到国家体改委研究所工作。记得在送别的会上，何老师很动感情地说，他是很舍不得我走啊。刘世锦后来也去北京了。或许我们太自私，一个个相继离他而去，让他一次次失望。

我师从何炼成老师整整7年。不，应该说整整41年了。不论我在什么地方，导师的教诲和宽容总在伴随着我。是何老师将我引入经济学的殿堂，教给我经济学知识，滋养了我自由的习性。这份师生情，值得我永远珍惜。

直到85岁高龄，何老师仍然上讲台。他离不开讲台，离不开学生。几年前，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头两次去看他，他已认不出同行的另一位同学，但仍然能说出我的名字。最近一次去看他，他只是握着我的手微笑，似乎想不起我是谁。

但，恩师点滴，永远在学生们的记忆中！

2018年夏天，何炼成老师与西大经济系

77级部分同学合影。 

（1997年1月20日原文，2019年9月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