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杰：现代社会为何敌视糖

作者：陈兴杰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新加坡地处热带，民众常年饮用汽水或碳酸饮料，这导致新加坡成为亚洲糖尿病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新加坡560多万人口，据说七分之一人血糖超标，政府对此忧心忡忡。2017年李显龙总理就表示，要对糖尿病宣战。

最近，这场「对糖战争」有了新进展：该国将禁止高糖饮料在媒体上做广告。此外含糖饮料的外包装将以颜色区分标示。标示分为5档，分别指出饮料是健康、中性还是不健康。牛奶健康，部分果汁中性，可口可乐这样的「快乐肥宅水」，显然是被抵制的「不健康饮料」。

新加坡是首个禁止高糖广告的国家，而对糖的特意征税，很多国家早已推行。英国、法国、挪威、墨西哥等许多国家和美国的部分城市，都有专门的「糖税」。糖厂和食品工业者痛恨此税，但他们的力量在式微，舆论在妥协，不断推出「低糖饮料」来迎合政治正确。

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糖税」的力挺者。他们主张对蔗糖、果糖、糖浆这类「游离糖」严格限制，高征税，首先是基于健康理由。

游离糖以快速消化的方式提供能量，几乎不提供其他营养。除了「甜」和「爽」，游离糖在日常生活里可以说一无是处。常常摄入这种糖，会导致龋齿、肥胖、厌食等病症。堪比烟草和酒精的堕落东西，当然要限制啦。

糖对健康的危害，带来另一层忧虑。糖如此廉价易得，有诱惑力，人们总倾向于多吃。尤其自制力差的穷人，他们暴饮暴食，大量吃糖，把身体搞得一团糟，却无法负担医疗费用。糖的销量越好，医疗体系就不堪重负。因此有必要禁糖，挽救穷人健康和公共医疗体系。

基于这两种理由，糖成了「万恶之源」。在科普和政府宣传推动下，「糖税」可能是继「烟草税」和「酒精税」后，又一个世界性的「堕落税」。

在一片对糖的咒骂和对「糖税」欢呼声中，有必要倾听不一样的声音。这种声音包含诸多严肃命题：政府的行为边界在哪里，谁为个人健康负责，如何正确解决公共医疗体系困境。

首先要澄清的是，糖虽然不是健康食品，但也不是毒品。大部分人「馋」糖，却没人真正对糖「上瘾」。糖不像海洛因、可卡因那样带来神经系统快感，进而产生依赖性，过量食糖最多属于行为成瘾，而非精神品成瘾。

很多医生推荐用糖果辅助戒烟，正是基于这一点。严肃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结论，并不支持极端「反糖者」对糖的妖魔化宣传。极端反糖者主张将糖和酒精、烟草同等对待，征收高额甚至更高的税收，完全是不讲道理。

其次，「糖税」是否具有正当性。很多人吃糖过量，不是不知道糖的危害，而是有自己的权衡：宁要短期的愉悦，不妨牺牲长期的健康。这样的权衡在日常生活里，非常普遍。肥胖者沉迷于美味佳肴，戒酒者难免小酌三杯。喜爱甜食者，同样也是如此。

世界参差多态，个人自由选择，这本来是常态。政府有没权力制定国民的健康生活规范呢？我想，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不难得出答案。倘若政府有权以健康之名，规定国民该多吃什么，少吃什么，那么它就有权规定，国民应该几点熄灯就寝，几点起床晨练。这样的生活，真值得追求吗？

很多人觉得危言耸听：征收糖税，最多是对制糖和饮料工业加一点税收，调节一下消费量，与国民大众有什么关系？然而，任何税收都要讲政治伦理，强调为公众服务。至少在「为大众谋健康」这一点上，就很难站得住脚。

有感于此，「糖税」的鼓吹者通常强调另一点：公共福利。为挽救公共医疗体系，有必要通过税收控制一些不负责任的消费行为，以免公共医疗资源无谓支出。

必须承认，这样的理由非常有力。公共福利体系下，任何个人行为都不再单纯，很多后果都要他人承担。何止过度吃糖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懒惰、熬夜、暴饮暴食，冒险作死，都是浪费公共资源。福利主义不是免费，其背后是个人自由牺牲，无论是道理上，还是法律上。

在传统自负其责的医疗体系下，每个人生病都是自己的事情，对他人谈不上负担不负担。每个人选择属于的生活方式，哪怕是不健康或堕落的，都无需承担道德压力，国家都没有正当理由干预。而在医疗服务公共化的现代，这种自由消失了。对于珍视个人自由的人来说，未免令人伤感。

---

作者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