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与李政道为什么会决裂？
这两天，杨振宁放弃美国籍加入中国籍的消息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对他的评论大多是负面的，鲜有正面的。其中，聂圣哲的评论最为犀利，他说：他那句“我决定放弃美国国籍，把自己彻底奉献给祖国……”，这和一个没有断气的老妓女在棺材里对站在边上的小鲜肉说：“弟，姐一定要把贞操献给你”这句话，又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关于杨振宁的评价负面为多呢？这恐怕是与他过去做的一些事情有关。
杨振宁一生最大的两个成就就是提出杨-米尔斯场和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从而获得诺贝尔奖。注意，他的成就都是跟别人合作的。
杨振宁跟米尔斯合作了一篇论文提出个理论叫规范场，很不幸，杨-米尔斯场太对称了，因为他们的构造方法都是和光子场同一个原理，其中的相互作用中介场都是没有质量的。光子场是能够无限远传递电磁作用的、无质量的场。而粒子物理学要的是短距离作用的强力场介子和弱力场介子，有质量的介子才是传递短程力的介子。
杨-米尔斯场太对称了，太完美了，但不适用于现实世界。后来，爱丁堡大学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设想将这个理论向前推进，提出“希格斯场”，对应于希格斯场的激发态粒子就叫做希格斯子。在这个过程中，杨振宁的确做了工作，但是，他自己也承认主要工作是米尔斯做的，而且这个理论也没获得诺贝尔奖，米尔斯后来又去世了，所以，后来也没什么大的矛盾。
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事情则不同，明显跟杨-米尔斯场理论提出的路数类似，但是，不幸的是这次的问题比他跟米尔斯的合作要严重得多。
“宇称不守恒定律”的获奖，外界一般认为这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出于共同的合作的成果。其实根据曾任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的美国物理学界泰斗级老前辈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和美国物理学家史瓦兹（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等许多科学家的回忆录和实验报告记述，第一个革命性地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证明新思路的是李政道博士而不是杨振宁。杨振宁原来是反对“宇称不守恒定律”的，但是杨振宁被李政道说服之后，就怀着摘桃子的心理劝说李博士不要立即公开发表这个理论，而表示愿意和李博士合作进行完善后再发表，李博士对此表示认同，并大度地以李杨两人的名义共同发表研究成果。
在第一篇论文投稿时，杨振宁以自己年岁大为由，要求署名在前。由于事出突然，李政道当时虽感到很窘，但勉强答应了。稍后，李政道看了文献，察觉这样做是不对的。在写第二篇论文时，李政道把一些文献给他看，以说明年岁大并不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而且，李政道又解释，第一篇文章里的两个定理，主要是他证明的，可是他的名字却排在了后面这样不合理。杨振宁被李政道说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第二篇论文名字的排列次序便倒过来了，在第二篇论文中只有一个定理，只有最后的一步是杨振宁想出来的。由于有这样不愉快的经历，李政道后来中止了与杨振宁的合作。善良的李政道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杨振宁竟亲自找来了记者说是自己“在一个节骨眼上，想到了证明‘宇称不守恒定律’的思路，而李博士先是反对这种观点，经过我的说服后才同意的”云云。1962年6月，李政道与杨振宁彻底决裂，断绝一切往来。
美国物理学界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也一直颇有微词，原因很简单：美国物理学界相互交流是非常频繁和清晰的，相互之间十分了解和尊重。李政道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思想在此之前与很多美国物理学家交流过，大家都认为这是Good Idea。Idea是科学创新最重要的，美国人一直秉持这个理念。李政道跟别的美国物理学家交流人家怎么没有要跟李政道合作发表论文呢？这是美国人的原则。杨振宁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只是按照李政道的思路，花了二个星期的时间作了一点分析，就得了诺贝尔奖，实在是太容易了。实际上，按照李政道的思路与李政道一起做，很多物理学家也能够做出杨振宁的工作，这是因为有了李政道创造性的Idea和已经开始了的基础。
不仅如此，李政道与自己的系友吴健雄（浙江大学物理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也比杨振宁参加早得多，吴健雄作出实验结果花的时间也比杨振宁多得多，实验的难度也大得多。在美国的物理学家对李政道的研究过程都是十分清楚的，都为吴健雄没有获奖而不平，而对杨振宁获奖太容易也颇有微词，认为他捞了一个大便宜。
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颇有微词的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教授们的仗义执言。美国物理学会在1957年12月的《今日物理》杂志将李政道1956年关于“宇称不守恒”的一张手稿纸作为封面发表出来。这是因为美国教授们看到杨振宁在诺贝尔奖颁奖礼上抢先上台领奖十分奇怪、也十分不满。
1956年，李政道应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邀请，在那里做为期两个月的访问学者。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办公桌上，都放了一本“拍纸簿”，白纸大约有4张A4纸那么大，供科学家随手写用。有什么灵感或想法随手记录下来，在与同行讨论时也会随手演示。李政道每天工作结束的时候会随手将它们撕下扔在废纸篓里。有趣的是，李政道办公室隔壁有一位Church教授，每晚都将李政道涂写的那些草稿纸从纸篓中收集起来并加以保存。
第二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传来后，Church教授看到杨振宁在诺贝尔奖颁奖大典上的不正常表现后，就把他保存的李政道在1956年涂写的那些手稿赠送给了美国物理学会。1957年12月，《今日物理》杂志将其中的一张手稿纸作为封面发表出来。这是杨振宁50年来最害怕的事实，但是他不敢讲，因为这是一个铁证。
杨振宁对李政道不满主要是因为：李政道1957年获得爱因斯坦科学奖，杨振宁没有；1953年，李政道任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和场论领域的研究。三年后，29岁的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李政道1959年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杨振宁没有；1958年吴健雄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杨振宁不是。杨振宁直到1980年才独立得了拉姆福德奖（Rumford Prize）。杨振宁水平低一些不要紧，去攻击给自己带来这么多好处的李政道实在不应该，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杨振宁一直没有被任何一所美国著名大学聘请为讲座教授的原因。
直到1966年杨振宁只是到那时刚刚成立的一个地方大学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聘为讲座教授。这个学校是为了培训能教授中学数理知识的师资而成立的一所学小，初建校时学生仅有一百人。多年来这所地方大学在美国的排名都比哥伦比亚大学差得太多。即便如此，杨振宁于1997年也被石溪分校退休了；而李政道198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大学教授这一最高职称，至今仍是哥伦比亚大学在科学研究上最活跃的教授之一。如今耄耋之年的李政道仍奋斗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线，不断发表新的科学论文。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决裂令人唏嘘，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品格。
至于爱国者们和环球时报高喊杨振宁爱国云云，那就更有意思了。杨振宁做了什么？除了赚钱，他做了什么对中国科技进步有意义的事情？爱国青年和环球时报说说呗！
倒是跟他决裂的李政道为中国的科技和教育在做事情：
1982年, 李政道帮助中国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并促成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选择方案、进行设计和建设中都得到了美国高能物理界的帮助和支持。
1997年11月6日，李政道用自己的积蓄30万美元设立“秦惠君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用来资助中国的优秀大学本科生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见习科学研究，接触科学家。按照妻子的遗愿，一半资助者是女生。
李政道还创立CUSPEA，开创改革开放后平民物理精英学子留学美国“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