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罗隆基：不同的选择不一样的命运
罗隆基
来源：凤凰周刊
按年龄，罗隆基可以算得上是胡适的学生辈。当胡适以北大为阵地掀起新文化运动时，罗隆基还是清华学堂的学生。五四运动中，胡适在北大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是学生运动的领袖，而罗隆基则是清华学堂学生运动的领袖。五四运动让罗隆基的组织才能初步显露，“九载清华，三赶校长”一直是罗隆基引以为豪的事情。这一时期两人还没有交往，对这时的胡适，罗隆基也像当时大多数的青年学生一样欣赏与崇拜。
胡适与罗隆基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的英国。那一年，作为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的委员，胡适特地前往英国参加相关会议。而当时的罗隆基正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读书，两人在英国见面。见面时，罗隆基跟胡适谈了他的学术研究，胡适“听了很高兴。与他谈甚久”。此时此刻，胡适非常欣赏罗隆基，隐隐有一种发现人才的喜悦。此后不久，他前往美国，而罗隆基则继续在英国念书。
胡适与罗隆基，这两位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交往原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然而，随着两人各自观点的不同，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局势的变化，两人最终分道扬镳。而且时间越往后推，胡适对罗隆基的评价就越低。
中国公学时期：并肩战斗
1928年，上海中国公学闹学潮，校长辞职。中国公学董事会经过讨论，一致推举胡适做校长。盛情难却，胡适接受了这一邀请。此时的罗隆基早已留学归来，恰好也在中国公学当教授。
那时，随着国民党的北伐，北平的言论环境大不如前。身在北平的学者教授纷纷南下来到上海，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胡适为核心，先是根据徐志摩的设想，创办了《新月》杂志。此后不久，非常欣赏英国费边社的罗隆基向胡适等人介绍了英国费边社的相关历史，受此启发，胡适与罗隆基等人组建了一个类似的组织：“平社”。
作为《新月》杂志和“平社”的核心成员，他们常聚餐交流，来往密切。
1929年4月21日，“平社”在胡适家中第一次聚餐。恰好昨天的报纸上刊登了国民政府保障人权令，这次聚餐免不了谈到这个报道。胡适对国民政府这个保障人权令很不满意，认为这条保障人权令有严重缺陷。虽然它禁止个人与团体非法侵害人权，但是却没有要求党部与政府尊重人权，而人权之所以得不到保障，恰恰是因为国民政府有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之嫌疑。为此，胡适写下了《人权与约法》，正式开启了他们与国民党的论战。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从左至右)合影
在这次论战中，罗隆基成了胡适的得力助手，他连续发表了《专家政治》《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等文章，有力支援了胡适的观点，论证了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下人权破产的事实。
对胡适、罗隆基的挑战，国民党党部也反应强烈，纷纷要求严办胡适、罗隆基等人，而给他们安的罪名则是：“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
除此之外，为消除影响，国民党也采取了种种手段来对付他们，先是查禁《新月》，后来又把胡适、罗隆基等人合著的《人权论集》也查禁了，更卑鄙的是，他们还迟迟不给私立的中国公学立案。重重压力下，胡适与罗隆基并未屈服，黔驴技穷的国民党只好实施抓人这一招，因胡适声名在外，国民党颇有忌惮，于是就拿罗隆基开刀，所谓杀鸡儆猴是也。
1930年11月4日，胡适正在蔡元培家吃午饭，中国公学的学生急匆匆来见他，说有紧急事情汇报：罗隆基在当天上课时被警察逮捕了。
得知此事后，胡适第一时间展开营救。他先托蔡元培去找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张群疏通，接着又托沈昆三去找公安局局长袁良，还专门打电话给宋子文，让他设法。经过胡适积极营救，上午被抓的罗隆基在下午六点多钟就回家了。
对自己的被抓，罗隆基非常生气，到家之后就写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发表在新一期《新月》杂志上。此后，罗隆基在光华大学的课程也被停了。为表达自己的抗议，胡适曾托金井羊带了几份《新月》给陈布雷与蒋介石看。
毫无疑问，在对抗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上，胡适与罗隆基是同一个“战壕”中的“战友”。但在对待学生运动上，两人却出现了分歧。
罗隆基被捕后，光华大学的几个学生来找胡适，希望胡适来领导学生，做一大运动，来要求约法保障。胡适严词拒绝了他们，因为他觉得“他们是政客一流人，将来恐于隆基有害”。
争自由，争人权，胡适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他不想利用学生力量来达到私人目的，即使这种目的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后来，为了不影响学生的学业，为了能够让私立中国公学顺利立案，胡适还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
在这一点上，罗隆基与胡适不同。五四时代，罗隆基就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此时学生找上门来，胡适所说的“将来恐于隆基有害”的担心不幸言中。罗隆基很快就卷入了大学学潮之中。1931年中国公学发生学潮，罗隆基积极参与其中。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中公问题如此结束，甚可痛心。大概二月四日的校董会本意由孑民先生暂任校长以救危局，而君武、隆基诸人不明大体，纵容学生去包围校董会。遂成僵局。于是校董会遂把学校送给教育部与党部了。
此后不久，徐志摩来北京，和胡适又聊到了中国公学的事，胡适在日记中感叹道：
中公的事，我已知大概，但尚不知隆基玩了许多笨拙的把戏，而君武同他一样见识，遂闹到不可收拾。
这两则日记，颇可以看出两人行事风格的不同以及两人意见之分歧。分歧归分歧，在此期间，胡适还曾帮助过罗隆基。
1946年12月，南京。国民大会制宪会议现场，民盟分组讨论，沈钧儒（右）、张申府（中）、罗隆基（左）
被辞职之后，无以为生的罗隆基，只好赖译书维持生计。胡适曾细心地为他校对译稿，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这一时期，罗隆基与妻子张舜琴琴瑟不调，经常吵架，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他也常诉及婚姻上的苦恼。对此，胡适也好言相劝。
虽然罗隆基在《新月》上发表文章，得罪了国民党，但也因此暴得大名。天津《益世报》因为要与《大公报》相颉颃，为了与《大公报》的张季鸾分庭抗礼，重金邀请罗隆基去《益世报》做主笔，月薪高达500元，还配备专用小汽车。很快，罗隆基也跟胡适一样北上了。不过两人的目的地并不一致，胡适前往北平帮助蒋梦麟重新整顿北大。罗隆基去的则是天津，他开始主持《益世报》的笔政，并且应邀成为南开大学教授。
1930年代：不满与嫌隙
1931年9月15日，在蒋梦麟、胡适等人的努力下，新北大开学了。这是蒋梦麟振兴北大的开始。三天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国破家亡之际，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之后，应青年会的邀请，罗隆基做了《解决东北问题之我见》的演讲，他主张与日本交战。与罗隆基不同，胡适的主张则低调得多。在胡适看来，中国还没有与日本一战的资本。战争是残酷的事，一旦战败，后果不堪设想。他主张积极与日交涉，谋求十年的和平。此时，高调的罗隆基与低调的胡适在抗战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1932年，为了表达政见，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了《独立评论》。需要指出的是，罗隆基并不是《独立评论》的成员。这一时期的胡适，也没有邀请罗隆基为《独立评论》撰稿。
1933年12月21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益世报》受国民党党部压迫，没能发出，罗隆基也辞职了。当晚，罗隆基找胡适谈了很久。在日记中，胡适写道：“（罗隆基）自认因故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觉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这显然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逻辑。胡适认为“这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是“政论家之大忌”。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在关于学生运动的问题上，两人再次产生了严重分歧。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的策划领导下，平津两地的学生发起爱国示威游行。在这场运动中，胡适虽然赞赏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对于学生罢课、游行示威的行为，则明确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学生罢课是得不偿失的行为，因为最好的爱国方式乃是努力把自己铸造成器。
与胡适不同，罗隆基对学生运动无条件地支持，而且对胡适的态度，罗隆基明确表示了不满。据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回忆：
罗隆基，是我们这些“一二·九”学生经常请来帮我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在天津的家去邀请过他。他在“五四”纪念活动时来清华讲过，痛斥胡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
1937年7月7日，北平市长秦德纯邀请参加牯岭谈话会的教授们座谈。在这次座谈中，胡适严厉批评了罗隆基。据陶希圣回忆：
当时罗隆基发言，“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适之先生严厉指责罗隆基。他说：“国民党抗日，被迫撤退。各党各派如果抗日，也不能不撤退。若是不抗日的党派，在河北干什么？那不是卖国吗？”胡先生一向批评训政制度，此刻却说：“依训政约法，国家的政权由国民党代行。敌人迫国民党退出河北，就是迫主权者退出河北。这是什么时候？努生！你不应该这样说。”
七七事变之后，应蒋介石的要求，胡适前往美国寻求支援。两人的交往戛然而止。不过在1939年，胡适在日记中还记载了罗隆基的情况。1939年7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国民党的海外部萧吉珊来吃饭。他说起罗努生与张舜琴离婚了，两人都已再结婚；努生与王小姐结婚后，现在也“打”起来了！
胡适日记中的这位王小姐，是罗隆基的第二任妻子王右家。两人的婚姻在当时也出现了裂痕。当时，罗隆基与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在情书中谈婚论嫁，而杨云慧当时的丈夫郭有守也曾是《新月》的撰稿人，罗隆基明显违背了“朋友之妻不可欺”的原则。罗隆基私生活的混乱，可能也是导致胡适对他不满的一大原因！
1940年代之后：渐行渐远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罗隆基成为民盟的宣传部长，胡适则成了国民政府任命的北京大学校长。两人的自由主义理念虽还一致，但是在对待国民政府的态度上，早已明显不同。而且，对罗隆基的个人私德，许多知识分子都不以为然。他的至交好友梁实秋讥讽他是：“才高于学，学高于品。”当时，北大教授罗常培因为鄙视罗隆基的人品，最终选择了不入民盟。1946年4月24日，在给胡适的信中，罗常培写道：
虽然挂名党籍，却还领导得起各党各派的三千多学生在露天开会六小时，不倦不吵。因此民主同盟方面的一多、光旦、昭抡极力拉我入伙。我因甚鄙努生的为人，没有被他们劝动。
与罗常培的观察一样，回国之后的胡适，也对罗隆基不以为然。1947年2月6日，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胡适写道：
外国人对我国的观察也有未可一概抹煞之处。例如老兄不喜欢马帅（即马歇尔），但我曾听一个美国朋友说，马帅对中国人士向不下明白坦率的判语，惟对于罗隆基，则曾坦白的说此人一无可取，且不可靠。此可见马帅不是瞎眼人也。
马歇尔给罗隆基的判断是“此人一无可取，且不可靠”。此时的胡适，非常赞同马歇尔的意见。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胡适已经对罗隆基非常不满了。
1949年，胡适从上海乘船离开了大陆，罗隆基则最终选择了留下。
1953年，当大陆轰轰烈烈地开展批判胡适运动时，罗隆基保持了沉默。沉默的行为本身，就已难能可贵。毕竟，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对胡适落井下石了。
1957年，罗隆基被打成了右派。他指天立誓地说“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其实，罗隆基这句指天立誓的誓言，也脱胎于胡适的一句话。1929年，胡适与罗隆基与国民党展开论争时，胡适在《新月》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文中胡适写道：“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1960年代，胡适与罗隆基这两位原本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大陆，都因为心脏病猝发而逝去。他们的时代，渐行渐远，但他们所坚持的自由主义理念，并没有过时。到了1990年代，当人们开始追寻民国自由主义传统时，又重新想起了胡适与罗隆基，毕竟，他们都是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最好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