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2015年缅甸综合社会调查（Myanmar General Social Survey）的数据，运用博格达斯社会距离的概念和方法对缅甸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进行测量。研究发现，在缅甸的小众宗教群体中，基督教信众所受到的心理歧视最小，之后是印度教信众，伊斯兰信众排在最后；在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中，性别、民族、居住地（城乡）和受教育程度均对宗教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具有显著影响。此外，缅甸宗教群体之间的心理隔阂问题与民族问题有着紧密联系，同时城市化和普及教育是促进宗教多元国家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
问题的提出
在缅甸的总人口中，超过80%的民众信仰佛教，约5%的民众信仰基督教，约4%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其余少量的民众则分属印度教及其他宗教。
缅甸的宗教矛盾由来已久，尤其是近年来进入政治转型时期后国内频发宗教对抗事件。2012年6月初，一名伊斯兰信徒强暴女佛教徒的传言引发了若开邦人与罗兴伽人之间的宗教冲突；2013年3月，密铁拉发生宗教冲突事件，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引发国际的强烈关注，甚至有学者把这两次事件作为分界线，认为“在穆斯林聚居相对集中的许多城市（例如实兑），佛教徒和穆斯林已经处于彻底隔离的状态”。更为严重的是，2016年10月和11月若开邦北部多次发生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也就是说，缅甸国内的宗教矛盾和冲突，为宗教恐怖主义渗透到缅甸境内提供了温床。另一方面，佛教极端主义问题也更趋严重，正如有缅甸媒体担忧，2015年大选之后，一些已经“销声匿迹”的佛教极端分子可能会卷土重来，遭受失败的佛教极端分子在寻找机会重新抬头，将穆斯林的威胁进行夸大并加以利用。总之，各种宗教冲突事件加剧了缅甸社会的分裂，它不仅加深各种宗教及教派间的误解和仇恨，而且也进一步加剧国内各政治派别间的分歧。
缅甸地处印度和中国两大世界文明发源地的交汇处，宗教是其文化的本质。宗教文化在其政治生活和政府决策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并影响到政府与社会、社会群体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因此，全面、深入地考察和认识缅甸宗教群体之间的心理隔阂或者偏见，有助于了解当前缅甸的宗教格局，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在开展对缅民间外交中把握好宗教冲突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社会距离”作为表征“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或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分离程度”的概念，可以测量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宗教矛盾和冲突日趋激烈的今天，缅甸民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心里面接受不同的宗教群体？与此同时，是什么因素引起了宗教群体之间社会距离的差异？本文拟从社会距离的概念出发，对这一问题做一实证分析。
研究设计与数据描述
（一）社会距离及其测量
“距离”一词作为社会学概念最早源于齐美尔（G.Simmel），他认为“距离”本义指空间和时间上的间隔，但实际上他比较强调“距离”的现代性特征，并从许多方面有效地描述并解释了“距离”这一概念的现代性意义。此外，相比于塔德（G.Tarde）的概念中对不同群体的社会距离的关注，齐美尔更强调个体之间的社会距离；相比于塔德强调“社会距离”的客观性，齐美尔更强调其“心理距离”的主观性特征。
美国芝加哥学派深受齐美尔对于“距离”概念的阐释的影响，其中帕克（R.E.Park）（1924）继承并发扬了齐美尔的社会距离概念，并将其主要运用在对族群关系的理解上。帕克认为社会距离是用以描述人际、社会关系的状态，表征相互理解和亲密的程度的概念。他从个体之间的关系出发延伸到了种族之间的关系，指出“族群意识”是这样一种公众所熟知的心理状态——它总是使公众突然地、毫无意料地意识到存在于族群之间的某种距离。这种种族之间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发的人类情感被固定化和习俗化，并体现在正式的社会关系甚至是政治关系中。“帕克一方面强调社会距离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正功能，另一方面也意识到社会距离在阻碍社会进步中起到的消极作用，他认为只有突破社会距离的维系，削弱传统社会秩序，才能实现种族融合和社会进步”。
博格达斯（E.S.Bogardus）（1925）对于社会距离的研究遵循了帕克对于社会距离的定义。20世纪20年代正是社会科学家广泛运用社会调查和数据分析来描述社会现象的早期阶段，博格达斯重点关注美国社会所面临的种族问题。正如他所说，有着相近的数据分析方法的社会调查的集合将会带来对于社会生活中重要议题的大量窥见。他在种族关系领域中大量运用社会测量的思想，使得社会调查成为在跨种族关系研究中具有深远影响且简单有效的测量工具。
目前在社会距离的实证测量方面运用较多的就是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该量表由博格达斯于1925年在《社会距离及其测量》一文中所设计用来测量种族之间的社会距离。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采用客观的外显性行为对受访者的原始反映进行测量，要求被访问者对社会距离量表的七项内容，分别按照自己的态度做出回答。这七项内容分别是：1、愿意与其通婚结成近亲关系；2、愿意让其成为俱乐部成员；3、愿意让其成为邻居；4、愿意让其成为同事；5、愿意让其成为国家公民；6、愿意让其成为国家游客；7、不愿让其与美国发生任何接触。该量表具有两方面的特征——累积性原则和等距离原则。累积性原则意味着，在这7个项目中，社会距离感的强度是不断累积的；等距离原则是指在量表的7个项目中，任何相邻的两个项目之间的社会心理距离相等。
社会距离概念和博格斯达斯量表的提出，使得不同群体之间的亲密程度成为可以测量的客观性的概念，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之前定性研究的缺陷，应用社会距离进行大型抽样调查研究也为社会距离的测量提供了定量依据。
（二）社会距离在宗教领域的运用
在关于宗教群体关系的现有研究中，相关的探讨主要基于定性取向。有国外学者曾经提出了宗教群体的关系中“使得宗教信仰成为偏见，使得宗教团体的组内友谊变成组外敌意的陷阱”。也有国内学者指出，宗教信仰的排他性使得群体内部增强宗教认同、加强凝聚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导致信徒对其他宗教产生歧视、敌意的心理。这些研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进行了心理源头的定性分析。
在“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该量表被用来测量各类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尤其以测量族群之间的社会距离较为典型，但是将其用于宗教群体的测量还很少。宗教领域内的问题非常重要，但是如今对于宗教群体之间关系的讨论还主要是定性的，缺乏社会调查的实证依据。
但是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在宗教领域研究社会距离的重要意义。如有国外学者把宗教类别作为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之一（其他影响因素包括种族、国籍等）进行探讨，测量了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并且研究发现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存在差异。也有学者检验了社会距离在有着不同信仰的人们参观其他宗教信仰的圣地时所扮演的角色。有人以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出生之地——蓝毗尼作为案例，分析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在参观同一个神圣旅游地时的差异，发现印度教信众和基督教信众之所以参观蓝毗尼，是因为他们认为佛教信众比起其他宗教群体来说与他们的信仰更为接近，同时，印度教、基督教信众分别与佛教信众的社会距离也比与其他宗教信众之间更小。
在测量上，有学者对“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进行修改，并将其特定地用于宗教群体之间。对其中七个项目分别修改为：1. 愿意与其通婚结成近亲关系；2.愿意在他们的住宅内吃东西；3.愿意让其宗教成员进入我们的庙宇、教堂或寺庙等；4.愿意和他们成为个人关系的朋友；5.愿意和他们成为邻居；6.愿意让他们逗留在我们的所在地区；7.愿意让他们待在我们的国家，但是不让他们拥有居住权。还有的学者针对“伊斯兰恐惧症”，运用AMPI（Attitude toward Muslim Proximity Index）的六分类量表来测量对伊斯兰信众的社会距离。AMPI量表中的六项内容分别是：1.如果伊斯兰信众住在你的城市你会感觉怎么样；2.如果伊斯兰信众住在你相邻的街道，你会感觉怎么样？3.如果伊斯兰信众住在你的街道你会感觉怎样；4.如果伊斯兰信众住在你的隔壁，你会感觉怎样；5.和您亲密的亲戚与伊斯兰信众结婚你觉得怎么样；6.如果一个女生/女人在你的学校戴着头巾，你感觉怎么样？回答的选项中包括从1到5，1表示非常开心，5表示非常不开心，数值越大表示社会距离越大。通过对1777名来自英国北部的宗教信仰为基督教和无宗教信仰的在校青少年学生进行测量，检验了该量表的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量表的结果显示，在那些支持英国国家党和认为英国的穆斯林应该接受西方文化的学生中AMPI值较高，但是对于了解伊斯兰教或者有穆斯林朋友的人来说，AMPI值则较低。同时该研究还提出了另一个值得深究的有趣发现：并不是只要增加与穆斯林的接触就可以降低对穆斯林的偏见程度。因为对于那些因为不了解穆斯林而害怕的人来说，增加接触确实可以降低偏见，但是对于某些了解穆斯林的社区来说，则是越了解，歧视程度越高。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宗教团体之间的互动程度高并不总是使得社会距离缩小。
这些实证研究都说明，社会距离的概念和方法对于研究宗教群体之间的关系有着很强的应用价值。但是在过去的研究中，将社会距离运用到东南亚国家的宗教群体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对于缅甸这样一个宗教冲突明显的宗教多元国家，定量地分析其内部各个宗教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文将采用社会距离的方法进行具体分析。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缅甸综合社会调查（2015）”，是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缅甸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按照概率抽样的设计，本次调查范围包括全国12个省邦以及内比都特区的城市和农村地区，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的法定成年人，样本量确定3000个，并按2014年缅甸全国人口普查的城乡人口比例，分配农村样本为2115个（占总样本的70.5%），城市样本885个（占总样本的29.5%）。 其中，农村样本的初级抽样单元为42个乡（township），二级抽样单元为141个村（village）；城市抽样单元为59个街区（wards），最后形成200个抽样点（亦即141个农村村落和59个城镇街区），并从每个抽样点随机抽取15个样本； 三级抽样单位为各街区或村落中的家庭住户；最终抽样单位为在家庭住户中的成年个体。调查内容涉及到受访者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就业和收入、经济评价、宗教和社会、政治态度和公民社会、民主和选举、政府治理和参与以及对外关系等多个方面。
本文采用缅甸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作为因变量，在数据分析中排除了本宗教群体对自身的社会距离。根据社会距离量表的累积性假设，将量表中针对每个宗教群体的7个项目整合重新生成1个相对应的社会距离指数，用以表征受访者对不同宗教信众（不包含受访者信奉的宗教）所能接受的最短心理距离。在回归分析中主要观测受访者对小众宗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信众的社会距离，而没有考察佛教信众的社会距离，这是因为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博格达斯社会距离概念主要适用于主流群体对少数群体的偏见的测量，而佛教信众不是缅甸的少数群体；另一方面从数据上来说，本次数据中涉及到的缅甸宗教少数群体对佛教信众社会距离的样本量较少，分析结果没有统计显著意义。
本文自变量包括居住地、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族群等几个方面。其中，居住地分为城市和乡村，将城市赋值为1，乡村赋值为0；受教育程度设为五分类变量，将未接受小学教育或小学肄业赋值为1，小学毕业赋值为2，初中教育程度赋值为3，高中教育程度赋值为4，大学教育程度赋值为5；性别设为虚拟变量，对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年龄设为五分类变量，18-29岁年龄组赋值为1,30-39岁年龄组赋值为2,40-49岁年龄组赋值为3,50-59岁年龄组赋值为4,60岁以上年龄组赋值为5；族群设为五分类变量，将缅族赋值为1，克伦族赋值为2，若开族赋值为3，掸族赋值为4，除这些族群以外的其他族群赋值为5。
在数据描述和分析中，首先描述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信众之间在7个社会距离量表刻度上的接受程度，然后探索将该社会距离量表整合成社会距离指数之后所得到的缅甸居民（排除本宗教群体之后）对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信众的社会距离指数的频率分布；最后是对社会距离指数的影响因素的ologit回归分析结果。根据新生成的社会距离量表的定序特征，本文分别针对基督教信众、印度教信众和伊斯兰信众的3个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ordinal logit）,用以分析不同人口统计特征对社会距离的影响。
结果分析
（一）描述分析
在原始数据中，针对缅甸基督教信众、印度教信众和伊斯兰信众的社会距离量表的7个项目分别为：1）是否愿意与之结婚（简称为“接受婚姻”）；2）是否愿意与之成为隔壁邻居（简称为“接受近邻”）；3）是否愿意与之成为街坊邻居（简称为“接受远邻”）；4）是否愿意与之成为朋友（简称为“接受朋友”）；5）是否愿意与之共事（简称为“接受同事”）；6）是否愿意与之成为熟人（简称为“接受熟人”）；7）是否愿意其来缅甸旅行（简称为“接受访缅”）。
表1中的列表明同一宗教群体在不同社会距离上的被接受程度，百分比从上至下百分比递增，体现了社会距离量表的“累积性”假设。表格中行则表明不同宗教群体在同一社会距离上的被接受程度的差异，从左至右呈递减的态势，说明基督教信众的被接纳程度高于印度教信众，印度教信众高于伊斯兰信众。
图1通过图形的方式清楚、形象地展现了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社会距离的总体情况。由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基督教信众在各类别的百分比较高，说明在三个小众信众群体中，基督教信众所受到的歧视最小，而伊斯兰信众在各类别的百分比都较低，说明伊斯兰信众所受到的歧视最大。
对社会距离量表进行整合之后，得到表2的社会距离指数。社会距离指数体现了受访者对于各个宗教所能接受的最短的社会距离，如1表示能接受结婚，2表示能接受成为近邻，依次类推，8则表示对于这七种社会距离均不接受，数值越小表示该宗教群体的被接纳程度越高。通过表2可以看出，在各个宗教群体的社会距离指数的百分比分布上，基督教信众在较近社会距离（亦即婚姻、近邻、远邻、朋友）的分布上所占比例较高，而印度教信众相对较低，伊斯兰信众最低，即就是说，基督教信众更易被接纳，印度教次之，伊斯兰教最后。
（二）对不同宗教群体的社会距离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以上从总体上描述了当前缅甸民众对基督教群体、印度教群体、伊斯兰群体等缅甸国内三个小众宗教信众的不同社会心理距离。本部分通过建立定序逻辑斯回归分析模型，从性别、居住地、年龄、族群等几个方面的差异。
由表3可以看出，性别、居住地、族群、受教育程度对宗教社会距离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性别变量的系数为负，说明男性无论是对基督教、穆斯林还是印度教信众的社会距离都比女性小，即就是说，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接受这三个宗教群体；居住地变量的系数为负，说明城镇受访者无论是对基督教、穆斯林还是印度教的社会距离都要小，即就是说，城镇受访者比农村受访者更容易接受这三个宗教的信众；年龄组对宗教社会距离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受访者对宗教群体的社会距离并不随其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改变，而是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
而从族群差异来看，克伦族在三个模型中的系数均为负，说明克伦族相对于作为参照组的缅族更容易接纳这三个宗教群体；而若开族在以伊斯兰和印度教信众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系数为正，这说明若开族受访者对穆斯林和印度教信众的接纳程度相对于缅族要低，但是若开族对基督教信众的社会距离与缅族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掸族对这三个宗教群体的社会距离与缅族相比均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掸族和缅族一样，是非常传统的佛教徒，并且其作为缅族主要的民族之一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将各民族对于不同宗教群体的社会距离进行排序，可以发现，克伦族最具包容性，缅族和掸族次之，若开族最保守，这可能是近几年若开邦激烈的宗教冲突造成的心理隔阂。
从教育程度的影响来看，除了小学组相对于参照组并没有显著上的差异外，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都相对于参照组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系数均为负，说明相对于参照组更倾向于接纳这三个宗教群体的信众，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升高，其系数的绝对值也在变大，说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升高，对不同宗教群体的社会距离在不断缩短。这一结果表明，教育作为提升个体素质、拓宽视野的重要途径，对于宗教多元问题，教育使得个人更具包容性，是缩小社会距离、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博格达斯社会距离的视角出发，对当前缅甸社会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社会心理隔阂作了定量描述，并基于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主要得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首先，从社会距离量表7个项目的结果来看，无论是针对基督教信众、印度教信众，还是伊斯兰信众，均符合“社会距离”量表的“累积性”假设，这说明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在研究缅甸宗教问题上的适用性，为研究今后缅甸宗教群体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法，拓宽了研究思路.
其次，从对社会距离的描述分析结果来看，基督教群体所受的心理歧视最小，伊斯兰信众最大，该研究结论符合当前缅甸宗教冲突的具体现实，也可以说，当前缅甸的宗教矛盾和冲突是上述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社会心理距离的具体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宗教冲突发生的强度和频率一定程度上可以检验宗教群体之间的社会心理隔阂程度；
再次，从人口统计特征对宗教社会距离的影响来看，性别、民族、居住地（城乡）和受教育程度均对宗教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缅甸男性相对于女性对不同宗教群体更具包容性，缅甸宗教冲突问题与民族问题紧密交织，同时城市化和普及教育是促进宗教多元国家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
需要注意的是，缅甸作为宗教多元的国家，国内宗教冲突和隔阂，既有其历史地理上的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宗教的冲突代表了未来全球化的冲突的趋势，即文明的冲突。放眼全球，当今世界所爆发的一系列动乱与文化主体之间的冲突不无关系。宗教作为文化主体的一种类型，在现代性不断发展的今天，也面临着全球化的问题，其间所爆发的宗教冲突显然更为激烈。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会是“文明的冲突”。
另一方面，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传统宗教与现代性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具有其必然性，这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民众心理隔阂的问题，民族、政治等复杂问题与宗教矛盾紧密结合，如缅甸的宗教问题就有着深层次的历史根源，被殖民历史造就缅甸佛教信众与其他宗教群体之间信任的缺失；二是利益和资源分配失衡的问题，宗教文化根植于不同民族独特的集体心性品质，是与信仰者所生存的自然、社会的特殊环境相适应的，是地方性的知识，随着外来的宗教文化传播加速，破坏了地方性知识的所维持的社会关系的平衡，引发资源和利益的争夺，势必会激发对抗；三是社会格局由一体化向多元化的发展带来了宗教与社会的分离现象，由此造成传统宗教整合功能减弱、地位下降的问题。原先的社会中较为单一的宗教执行着整合的功能，宗教有着中心化的特点。正如在缅甸，长久以来执行着“政教合一”的政策，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实施“政教分离”政策。从功能论的角度来说，在这些宗教国家，“宗教维系着整个社会的秩序同时论证着该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并在政治、教育、道德、法律等方面充分发挥其作用，其信条、戒律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进行相互交往以及日常生活的基础和必需遵循的规范”。但是当现代性来临时，社会格局逐渐去中心化，就带来了原先宗教的功能与社会的脱节，势必引发传统宗教与现代性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总的来说，宗教冲突反映的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给传统宗教国家所带来的“撕裂性”的影响。
因此，要实现宗教多元化的和谐未来，尽可能减少在这过程中宗教冲突对于人类所带来的伤害，“宗教对话”的概念应运而生。“宗教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皈化对方，也不是在智性上证明自己的宗教是正确的，其他宗教是错误的，或不够完美的。对话是为了互益……宗教可以共生”。天主教思想家保罗·尼特曾经这样阐释宗教对话的宗旨：“在当代世界上，众多的宗教和灵性都需要更多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合作。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如果它们要维持自身的活力，并有助于一个更好的世界，它们就更加必须对彼此说话、向彼此学习、与彼此共事。”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也曾有感于工具理性过度膨胀所产生的“意义失落”、“自由失落”、人类丧失自主和反省能力等异化现象，提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他强调“人——人”关系，通过表达各自的意见，达成普遍性共识。沟通理性的概念所具有的民主、多元、开放的特征，使得多元宗教对话成为有可能实现的方向。而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实现宗教对话的途径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居住地（城乡）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影响了社会距离的差异。这表明，城市化和教育普及有助于宗教多元国家消除宗教隔阂、提升社会融合度，因此，包括缅甸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宗教群体之间深刻的矛盾要得到消解，还是要从提升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