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交付祂的，祂交托我的
此文是《叛教者》一书作者施玮对该书内容及写作过程的一个回顾，该书第三部《殉道者的血》已被精心制作成配乐广播并授权本平台进行发布，点击本文末尾的阅读原文即可聆听相关章节。
《叛教者》以二十年代在上海由中国人自己成立的地方教会为背景，写一群不问政治、远离世俗的信徒，在社会大动荡中，对带领人从崇拜到震惊、愤怒、导致信仰崩溃和人生逆转，然而，真实的盼望卻在拆毀后又被奇妙地重建。书中记述了多位人物如何经历各种火一般的试炼、破碎拆毀、背叛伤害、人性的软弱刚强、以及患难中的自我超越，并因着不同的选择而经历的不同人生。
订购网页：pjz.dixiewpublishing.com
一、等着
冬季是洛杉矶的雨季。但今年，雨一直没能落得下来。植物和人，都等着……空气和地，也等着……
这是《叛教者》小说自序中的第一句话。当《恩福》杂志让我谈谈这本书的诞生经过时，我看着开头的这一句话，再次流下了眼泪……
等着……我从归信上帝后，似乎总是在“等着”。写《叛教者》和我之前的写作最大的不同，也是“等着”。
1999年的复活节我受洗归信基督。那时我所在的教会有“小群”背景，初信的我却并不瞭解。诚实地说，在那个教会中我流了许多眼泪；但离开后却发现，那些日子给我的新生命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经历“破碎”带给我的祝福，远远大于亏损。
1999年底，在达拉斯的跨年祷告会中，赵天恩和滕近辉等老一代牧者关心我，为我按手祷告。结束那天，赵牧师突然在会上提我名说：你是个诗人，要为中国教会写史诗。他还说了许多，我记不清，但这句话却扎进我的心底。我当时想，他也就是一时激动之语，真正现代的所谓“史诗”，可不是一首长诗那么简单。
这个呼召我有意识地忘了，它却总是时时隐隐刺痛我，特别是每当我读到老基督徒的见证，或是在採访中面对那个时代的挣扎与眼泪。我常在深夜问自己：难道能让这些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沉默在尘土中吗？上帝在这些生命中所做的，不正是要对一代代人说话吗？
2004年，赵天恩牧师归天家。我安慰自己，他大概早就忘了对一个小姊妹的这个呼召；但每每有人提到他时，我就心里忐忑不安，彷彿天父和十字架上耶稣的眼睛总是在看着我；还有许多我採访过的、为我祷告的、将人生剖在我面前的许多老弟兄老姊妹的目光──他们陆续归天家了。
但我还是只能等着……
因为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写？怎么写？甚至也惧怕进入这么庞杂、纷乱、真伪难辨的史料中──我的神学和属灵体验能够理解、剖析这一切吗？
二、预备
2013年春，我完成了教牧博士学业，研究方向是《旧约圣经文学的汉语处境化研究》。在论文的最后一段，我写道：“藉助对《圣经》文体和艺术特质的研究，可以为汉语基督教文学创作，提供新的叙事视角和表达方式，让《圣经》真正成为基督教文学的创作范本，不仅在神学思想上，也在文学形式上……汉语基督教文学在表述的内容和表述的形式都应扎根于《圣经》，从而得着全新的生命力。”
其实这一段文字所表述的，正是我去读博士的主要目的。夏天参加完毕业典礼，论文由香港浸信会正式出版，我却知道这只是预备期的结束，是真正征途的开始。
这时我已经基本上明确知道，将以上海的地方教会为材料，描述中国基督徒如何创办独立的教会，探索处境化的神学教导、发展教会建构。我希望藉着展示当中一些人的心路历程和人生故事，来让读者和我一起“以人为镜”、“以史为鉴”，反思个人和教会中存在的问题，深入认识人的罪性和上帝的救恩。
我选择以小说形式来写，是为了要让更多教会以外的人了解基督徒，直面他们的人性、信仰和生活。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尚没有一部作品，对这群人作正面、直接的描述，这个缺失理当由基督徒作家去补上。既然要给教外人看，所以我刻意以文学笔法来描述基督教的基本礼仪，如“受洗”、“擘饼”等。
到2014年，我收集的材料基本上都全了，似乎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我却仍只能“等着”。因为这些人物都还在纸上，与我隔着一层纱，我进入不了他们的内心。并且，因着“自爱”、“自怜”，我也惧怕进入他们内心中去。
三、交托
2014年夏，我在新墨西哥州的一次会议中，见到了从上海地方教会出来读神学院的一个年轻传道人。会议期间，我连续四个晚上採访了他；之后，又承蒙他来洛杉矶继续接受我採访。透过他身在其中的反思，这些历史人物终于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但同时，他们的痛苦、信仰和生命中的矛盾与纠结，也血淋淋地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生的呼召和使命，所以还是放一放，到老了再写吧！那时，也许社会、政治、教会各种环境都更好些，我也更成熟些。于是我开笔写另一本小说。但上帝却停了我的笔。
那年秋天，我们为基督徒文学艺术的核心人士在中国办了一次退修会，主题是“恐惧”。我是从祷告中确定这个主题的，但当时一点不觉得这与我自己有什么关系。会中一个个同路人轮流分享，大家恳切彼此代祷。轮到我时，我跪下来，突然就面对了自己里面巨大的恐惧。这恐惧像一个巨大的黑洞，要把我吞进去。我那时是《海外校园》的主编，兼教会的传道人，这样的身份能投入文学创作吗？长篇小说的创作，就如同替书中角色活一遍。倘若要写《叛教者》这小说，我不知道自己在过程中会不会怀疑上帝、怀疑信仰？我能带着笔下人物进入并走出死荫幽谷吗？写作过程中，我的情绪会起伏很大，我能自控并继续在教会教导、牧养吗？若失控，弟兄姊妹们怎么看？我若一层层剖开人性的真实，会不会“绊倒人”？教会是否会把我开除？
其实，那一刻的恐惧比这些能想到的理由还要大得多，我彷彿要被压碎。
感谢上帝让我并非孤单而行。退修会中几位文学的基督徒同路人以及陪伴我们的牧者，一起为我按手祷告。他们不客气地指出我的“自爱”，鼓励我愿意被主完全破碎。然后他们又一个个拥抱我，说：无论我在写作过程中发生什么问题，将来华人教会如何看待这本书和作者，他们都认我为肢体。
紧接着，在香港一次大会中，我和华人牧者团队中的几位理事老友分享了这个异象。几位牧者也感到这个写作任务十分艰巨，他们一同为跪在地上的我按手祷告。他们的祷告也正是我心中的祷告，祈求上帝天父完全掌管，拿去我一切的自主意识，让天父的意思畅行在我的心中和笔下。我想，如此交託后，就算结果不好，主也纪念，我也可算是为主受苦。若是出于自己，我不仅写不好，写出来也承担不了。
四、祷写
回到洛杉矶后，我开始写作。从2014年12月到2015年8月24日完成了27万字初稿。再用三个月实地核查小说中的故地，重新阅读相关着作，与见证人和学者、牧师讨论。2016年1月到4月进行补充和修改，完成32万字的《叛教者》全稿。
整个写作过程真是天天经历神迹！
其一，上帝让一对来自上海地方教会的母女成为我的邻居，她俩天天为我写作祷告。每次要开笔时，我都会微信她们，她们就开始祷告。有时还是写不出来，她们就会放下一切手中的事，跪下祷告。有时她们因事没有集中精力祷告，我笔下就不畅了。等我完成当天的写作，发微信告诉她们，我们才一同轻松下来。这真是让我完全依赖祷告来写作。不夸张地说，《叛教者》写作过程中，写字的时间没有祷告的时间多。
其二，很多场景，特别是监狱中的事，还有许多生动感人的细节，都是我想像不出来的。圣灵带领我，多次在凌晨的梦里进入当天要写的场景中，像是走进电影中一般。
其三，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天父不断将相关历史的研究者、见证人、补充材料等，带到我面前。
感谢主，在写作过程中虽然经历身体和心灵的煎熬，但信仰却在我心中越来越真实而坚定。一方面我深深感嘆：“若将我扔进那个绞肉机般的时代，我最大的可能就是成为一个叛教者。”另一方面，我又比任何时候都更感恩！“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或作：祂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提摩太后书1:12）
这本书自从7月面市以来，已经得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读者、文学评论家、牧者、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关注与好评。
我深感自己和书中这群人站在一起，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瓦器虽然破碎，但里面的宝贝却发出了光来。
施玮空间微信公号
天路客微信公号
来源：施玮空间 / 天路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