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兰丁格——上帝赐给这个世界的锋利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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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文·卡尔·普兰丁格（英文原名：Alvin Carl Plantinga，1932年11月15日—），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哲学家，现任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rtre Dame) John A.O'Brien讲席教授。

他的著作包括基督教神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特别是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为基督教信仰辩护。

学术界的一盏明灯

“在二十世纪中期，哲学已经进入一个死胡同。哲学家们大多已经放弃探讨一些‘大问题’，如存在的意义、人生命之目的、善与恶，等等。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琐碎的、技术性的讨论。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整个哲学界笼罩在所谓‘逻辑实证主义’的主流讨论中，基本上就是把哲学缩小范围，让它成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如果你不能用证明科学论点一样的方法，来证明一个哲学论点，学者们就会认为那就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氛围纯粹是一种无神论的情愫。在关于上帝的证明上，哲学家们都已心灰意冷，觉得不能再提供任何推动之力。实际上，这一代哲学家们普遍认为，哲学关于上帝并无任何可言之物。而此时，有一个人的出现翻转了整个局面，他就是埃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

这一段叙述是“邓普顿奖”（Templeton Prize）的介绍短片的开头。这是一个与诺贝尔奖齐名的国际学术荣誉。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邓普顿基金会（John Temp 40 36893 40 14941 0 0 1646 0 0:00:22 0:00:09 0:00:13 3132leton Foundation）觉得诺贝尔奖忽略了人类的灵性，因此在1973年设立此奖，甚至在奖金的金额上超过了诺贝尔奖。第一位获得此殊荣的是特蕾莎修女，在六年之后，她才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哲学家普兰丁格的治学生涯，一度成为二十世纪美国基督教学术界的佳话。他原本在哈佛大学读哲学本科，暑假回到父亲教学的加尔文大学时，旁听到一位哲学系教授杰利马（William Harry Jellema）的讲座，毅然决定从最高学府哈佛大学转学回到密西根州一个小城市的加尔文大学。最终他从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在耶鲁、维恩州立大学、圣母大学和加尔文大学任教。他在1981-82年被选为美国哲学学会的主席。

普兰丁格也是上帝在一个日渐世俗化的学术界设立的一盏明灯，不仅让人们对基督教学术的态度由鄙夷转为尊敬，而且影响很多“大脑袋”的思想家们归信基督。我们熟悉的一位哲学教授说，在80年代初美国的哲学界，约三分之一持无神论立场的哲学教授们因受普兰丁格的影响而归信基督。即使是著名的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也承认是普兰丁格让他放弃无神论立场，而认识到有神论立场在理性上也同样具有合理性。加尔文大学的哲学系因普兰丁格和其他同事如沃特斯多夫（ Nicholas Wolterstorff，后来任耶鲁大学的讲席教授  ）的努力备受全美国学术界的尊敬，单单一个哲学系就就曾有四位哲学家当选为美国哲学学会主席的人。

勇气和学术共同体

邓普顿奖的短片中用“勇敢和大胆”来描述埃尔文·普兰丁格在当时哲学界的建树。这位老先生后来对大家说，用“勇敢”一词是夸大了些，他只是说出自己确信的事。他诙谐地用浅显的比喻总结了自己一生的贡献：“我一直在传递的是，好比我现在站在这里，左腿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刺痛感，这种经历不是可显出来证明的，也不需要旁人质疑，它就是一种基本信念。”

普兰丁格提出，一些人把上帝存在作为一种基本信念，并不需要论证。在《上帝和其他头脑》（1967）一书中，他指出这就是“具有依据（warrant）”的本质。他也用逻辑分析来论证，恶的存在，和一位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存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逻辑不一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普兰丁格是现代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走到的顶峰，削弱了长久以来主导学术思潮的证据主义。他的这一护教方法在讨论“恶”和神义论的当代哲学家中获得广泛接受。普兰丁格在《上帝、自由和恶》（1974）中补充了此前对恶的讨论，将自己的贡献命名为“改革宗认识论”。

根据奥古斯丁的归正传统，人对上帝的信念可以是理性的、可正名的，不需要上帝存在的证据亦可。正因一种宗教外在主义的认识论，这一信念更应该被作为一种基本信念，不需要证据，在此基础上，普兰丁格教授将自己的模型称之为A-C模型，也就是阿奎纳-加尔文模型（Aquinas-Calvin model），这个明显带有基督教色彩的模型却成为美国哲学界一度讨论的术语。笔者还曾在加尔文课堂上听到一个与此相关的真实乐谈。有一年，密歇根的冬天异常寒冷，很多家庭的供暖-空调设备（A-C）会停止工作，大溪城当地的媒体曾经报道了这个新闻，采访到了普兰丁格教授家，新闻的标题是“这里冬天太冷，A-C停止工作了”。很多人都开玩笑说，这里的冬天真是很冷，连锋利的A-C模型都不工作了。这次教授的获奖，有很多人继续这个玩笑说，普兰丁格教授终于可以买新的空调了。

普兰丁格坦诚自己思想的形成时期是在不太为人们所知的维恩州立大学，当时他之所以选择去那里任教，是因为知道有几位与自己信仰和学术心志契合的年轻教授。他们时常一起讨论，一起写作，一起教导学生。普兰丁格的性格像一块磁石，在哪里都会吸引一些教授和学生，形成一个开放并深度讨论的学术共同体。他在加尔文大学任教时的几个学生，后来都成为哲学神学、旧约、系统神学甚至宣教学等方向的教授，到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退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普兰丁格的敬虔和思想影响力穿透了至少三代基督教学术界领袖。

他的兄弟、神学家尼尔.普兰丁格作见证说，其实说埃尔文有勇气一点不假，可以从一点上看出来。虽然他在基督教学术界备受尊敬，但每当被邀请去一些世俗大学作讲座时，就像是“进了狮子坑”。一些无神论立场的名牌教授开始攻击他的学说，他总是温和耐心地进行分析，往往让对方败下阵来。所以，在很多时候，在埃尔文造访的这些名校之后，一些名教授指导的博士生们会“倒戈”，支持普兰丁格的立场。据说，曾有一位著名的反基督教学者在批判很多学者的宗教立场之后，被问到他怎么看待埃尔文普兰丁格，这人的态度立场转变，说他很尊敬普兰丁格的基督教信仰立场，因为那是一个极具智慧的头脑。密西根大学哲学系还曾有一位大半辈子都以无神论自称的哲学教授，因与埃尔文的长年友谊和学术讨论，也在年老时归信基督。北京大学在九十年代也曾建立过一个以普兰丁格命名的图书馆，用于哲学学术研究，在中国也有一些哲学博士生开始研究他的哲学思想。

一家子的“学术基因”从何来？

在普兰丁格的故乡大溪城，如果谈到这个名字，人们会问“你说的是哪一个普兰丁格？”原来普兰丁格家族还有另外两位同样备受尊敬的学者，就是神学家尼尔·普兰丁格（Neal Plantinga）和音乐学家里恩·普兰丁格（Leon Plantinga），他们是哲学家普兰丁格的两个弟弟。尼尔曾任加尔文神学院院长，他在26岁写成的一本关于海德堡要理问答的释义，到今天仍是此神学院一门《改革宗信仰告白》课的课本之一。里恩一直在耶鲁大学教授音乐学。

实际上，普兰丁格家族的“学术基因”也从哲学家普兰丁格的女儿安·普兰丁格（Ann Plantinga）身上显出来，她是一位宣教学者，曾长年在印尼服事，现在回到加尔文神学院任教，也是非洲小语种圣经翻译的咨询人。普兰丁格的儿子哈利（Harry Plantinga）在加尔文大学的计算机系任教，是一个著名基督教文库（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相信很多人都用过）的创办人。此文库的创办也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哈利因自己有一个重病的孩子，曾在心情沉重时，在旧书店偶尔拾起一本很古旧的属灵书籍，读了以后备受安慰。这让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把很多已经不印的旧书电子化，让更多人可以阅读收益，于是就有了CCEL这个文库的事工。

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有思想的敬虔家庭？在普兰丁格领取邓普顿奖之后，尼尔和安对哲学家普兰丁格进行了一次访谈，让这个被人们传为佳话的学术家族成为众人面前的一个美好见证。

普兰丁格回忆自己的父亲时说，父亲是第一代荷兰移民，最初迁徙到爱荷华州，后为子女受到更好的基督教教育，决定搬来密西根州的荷兰市（Holland）。父亲最初以务农养家，在田间劳作时总要带着书，有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连庄稼收成也常常耽误了。后来父亲不但找到教职养家，还从杜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开始在一些大学中教授心理学和哲学。尼尔和埃尔文都回忆说，从他们六岁开始，父亲就有意用各种方式在家中做一些游戏（例如在给孩子洗澡的时候玩反义词同义词的速记游戏），引发他们对语言和思考的兴趣。男孩子们十三岁开始，父亲就与他们一起读柏拉图，家中开始有趣的研讨。在埃尔文读高二时，父亲鼓励他直接申请大学。

敬虔的头脑

女儿安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每个主日父亲都带他们参加两次崇拜，极少打断，成为家中一个传统，即使是出门在外，他们主日都要找到教会，参加两场聚会。在她印象中，父亲虽然是名声显赫的分析哲学家（一般都有专门找别人逻辑漏洞的职业病），但极少在孩子们面前剖析或批判主日讲道的问题。唯一一次她记得父亲说了句“今天的道好像说不太通啊！”埃尔文说，在这一点上，是他吸取自己父亲的教训，因为他小时候常听到自己父亲在主日批判讲台信息，尽管很多时候是对的，但对自己和子女的灵性都不造就。所以他当父亲之后就决定克制自己。

这个哲学头脑的父亲，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的理念，与世俗物质主义思潮相悖。女儿安回忆说，父亲任教都是骑自行车往返，有一次需要接送她和其他几个女同学去参加学校特别活动，才在一个旧车行租车，每周只租一天，所以每周开来接她的车都不一样，尽管都是一样地破旧。当大女儿开始吸引一些男孩子上门约会时，普兰丁格总会在门口等待，然后把男孩子叫到一旁询问：“年轻人，你想约我女儿出去吗？让我问问你，你生命中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What is your only comfort in life or in death?）”也许熟悉教会传统教理问答的人会会心一笑，因为这就是最著名的宗教改革时期所写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经典第一问。普兰丁格曾在他最为重要的哲学三部曲（ The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牛津大学出版，中文出版翻译为《基督教信仰的知识地位》）中也讨论了《海德堡教理问答》。

究竟哪一个时期的信仰生活塑造了普兰丁格的灵性？他在最近的访谈中才回忆到一个此前并不多提的夜晚。那是他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有一天晚上从图书馆步行回住处，突然在漆黑的夜里，天上显出极光明的荣耀，在他面前。“好似天开了，而且我觉得无比快乐。”他说，“从那以后，我心里再也没有怀疑过上帝的存在和基督的福音。”

在邓普顿奖的短片中，埃尔文普兰丁格坦承，“虽然这个奖的名称是‘宗教进步奖’（progress in religion），而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进步，我从小就是基督教改革宗教会（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的成员，现在仍是，其实一直在原地踏步（笑）。但基督教信仰对我来说很重要。”

作者简介及专文阅读

李晋，现为加尔文神学院博士研究生。马丽，现为加尔文大学亨利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晋、马丽夫妻二人同为社科和神学类译者，译有《自然正义》、《托克维尔的政治经济学》、《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宽容的不宽容》、《思想的境界》、《慷慨的正义》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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