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爱又相杀，人生如何重新来过？——有感于李敖的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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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李敖，3月18日离开了世界。在文学普遍遭遇冷漠的时代，一位作家的死也许丝毫无法触动我们，但李敖不同于大多数传统作家，其原因是因为他特立独行的生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批判性文风，某种程度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向标。在一个谎言肆虐的社会，回顾李敖，他确实说出了许多人不曾说出的、或者想到了却不敢说出的“真话”。
他说，“在暗室里，我要自造光芒。”
他说，“我从来不崇拜偶像，如果真的要崇拜偶像的话，我会照镜子。”
他说，“别人只会骂人家是王八蛋，而我李敖会证明他是王八蛋。”
他说，“研究人性，动物园会是好地方。”
类似的这些触动神经，甚至让我们略感不适的语句，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李敖。我们不知道生活中的李敖是什么样的状态，据报道，李敖先前罹患脑瘤，病痛之时不改黑色幽默，当护理师让李敖说自己名字时，李敖说“我叫王八蛋”。
文如其人，也许观其文字，我们或可大概想象出李敖式的辛辣、犀利，略带幽默感。他被称为当代鲁迅，也许颇为恰当。他是典型的斗士型的作家，据说，经他抨击骂过的形形色色的人超过3000余人，而且都是指名道姓，这或许也无形中给自己树敌不少。在思想的自我表达和当代社会生活中要求的情商之间如何取得平衡，李敖显然没有这么想过。
但，批判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在鲁迅的时代，他同样对时局、人性、文化，有许多深入的批判性和呼吁性的文字。仅“救救孩子”，在历史长廊上就响彻了百余年。但今天的社会，孩子的处境依然堪忧，可能比鲁迅在他那个时代所看到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真话，是巴金的临终遗言；批判的思想，从鲁迅延伸至李敖。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惟独缺少了从上而来的智慧，帮助我们打开另一扇门。此时我们可以发现，人之所以怯于说真话，是因为我们始终在错误和虚假的道上直奔，除非真理本身寻找到我们，我们才会合宜地说话；人之所以在光明无所照耀之处选择批判，是因为我们绝望地认为这个世界已经无可救药了，我们并没有遇见或者本能地拒斥真正的救赎，于是就以自己充当审判官。
政客解决一切冲突的武器是军队；作家们选择了以笔为枪。多年前，《泰晤士报》邀请一些杰出作家以“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为题撰写文章。著名作家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提供了一句最简短和切题的回答：“在我。”言下之意是，“我”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
这是奥古斯丁式的自省的精神。
对外批判是容易，但向内忏悔却很难。只有三观建立于基督信仰，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向内探视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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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两岸三地青年影响深远的文学家、时事评论家，李敖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尽管人们对他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凡是深具魅力的人，一定有其过人之处。据统计，李敖的一生写过一百多本书，却有96本被查禁，写禁书之多，被查禁量之大，史无前例。他曾因宣扬自由主义思潮而两度入狱，其间付出的代价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
李敖去世后，媒体人杨澜发文表达了自己早年三次采访李敖的经历。她说，自己最佩服李敖之处并非李敖的唇枪舌剑，而是他面对学问刻苦钻研的精神，对中西方文化都有深入研究。
晚年的李敖，更是丝毫不敢懈怠生活的分分秒秒。2011年，他的新书《你笨蛋，你笨蛋》在台北举办发布会，他颇有些感慨地说：“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好像随时都会离开吧。做每件事情、见每个人都保持着是最后一次的态度，所以也就会更宽容，更认真。”
勤奋的写作，治学的严谨，自由的表达，成就了如今的李敖。也许他的很多观点，我们未必认同，但他的这种勤奋的精神，却值得我们学习。
关于勤奋，圣经中也有许多类似的格言，“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圣经·诗篇》126:5） “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圣经·箴言》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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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是性情中人，这体现在他颇为传奇的情感生活中。《人物周刊》曾问李敖喜欢的女人是哪种标准，他说：“瘦、高、白、秀、幼。”那些与李敖有过浪漫传闻的女性，都是百里挑一的美女与才女。
李敖的第一任妻子，是上世纪70年代台湾著名电影演员、作家胡因梦。然而，这段婚姻仅维持了3个月又22天。
1988年6月，在经历了漫长的三年爱情长跑以后，李敖和王小屯结婚，1964年出生的王小屯结婚时24岁。
有很多关于李敖风流的传言，但他说，“《李敖和他的女人们》、《李敖论男女》，这些都是假书，不是我写的。我跟女人的关系，没有别人所写的那样风流倜傥，我没那么风流。”
几年前，李敖在他的新书《李敖‘混世宝典’》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爱情哲学：不论男欢女爱，两个人感情多么好，都要趁早分手。为什么非要等到两个人感情渐行渐远以后再分手呢？那个时候就没有趣味了，在男女之间感情最好的状态底下分开，那是真的懂得爱情的哲学。李敖说：“做人、做学问可以春蚕到死丝方尽，男女之间的事情不可以春蚕到死丝方尽，而是在还有能力吐丝的时候说再见。为什么？这样，男女之间还能有余情，有余味，否则就没有趣味了。看起来很无情，事实上真的感情就在其中。”
这种爱情观，其本质是消极和悲观的。为什么不能“爱，直到成伤”呢？为什么不能因为真爱一个人，而彼此懂得付出、舍己，让这份感情不必渐行渐远？难以想象，如果许多青年人都奉行如此的爱情观，家庭——这个社会的重要基石将会产生何等的震荡！
在情感领域，每个人都不是圣人。李敖有李敖的软弱，我们有我们的不堪。即使连圣经中很蒙上帝喜悦的大卫，历史上对基督教神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奥古斯丁，他们的生平也都经历过太多的情感试探，甚至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可贵的是，这些有过失足的人最终可以在那完全的爱的形态——上帝的爱中，重新得到了满足和指引，人生又可以重新再来。
我想，上帝将他所喜悦的人的过去和现在公之于众，一来是让我们不要放大对人性的奢望和幻想，二来是给我们作为警戒和榜样。这世间本不存在最完美的爱情，只有不完美的你我。让爱情变得完美的，首先是我们先懂得何为爱。这爱的顶峰，体现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流血。
人大博导余虹在自杀前，写了一篇感动人心的文章：《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说，“一个经过了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已的社会，在此人们不仅世世代代饱尝了世态之炎凉和仇恨的苦果，也混混噩噩地参与了这种炎凉与仇恨的铸造。”
他所说的神圣之爱，其实就暗指的是耶稣基督那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爱。遗憾的是，这爱令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陌生，或许也令李敖感到陌生。但“江山代有才人出”，后来者是否可以在这爱里，过一个真实喜乐的生活，只能切切地仰望并为此祷告了。
李敖走了，或许也带着他未竟的理想。无论一个人是何等思想深邃、文笔犀利、才情俱佳，肉身的朽坏终必印证着人的有限。我们并不是超人，也无法自我拯救，更何谈家国天下？在赤裸裸的疾病和死亡面前，帕斯卡尔的那句“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似乎更易使我们谦卑。
李敖在离世前亲笔写信，希望“跟家人、友人、仇人好好告别”，他在信中说，“我很痛苦，好像地狱离我并不远了。……因为是最后一面，所以我希望这次会面是真诚，坦白的。不仅有我们如何相识，如何相知，更要有我们如何相爱又相杀。”
生命已逝，曾经的绚烂终归于平静。相爱又相杀的人生，是江湖里的爱恨情仇。而从信仰而来的相爱无悔的人生，才抵得过一切的刀光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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