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慕溪
近日，电影《动物世界》刚上映5天就拿下3亿的票房，豆瓣评分也一路飙升至7.4，好评如潮。
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漫画家福本伸行的早期作品《赌博默示录》。这部漫画于1996年开始连载，刚一出来就洛阳纸贵，10年之内卖出1000万本。
影片讲述了一个“饥饿游戏”式的生存故事：男主角小镇青年郑开司因被朋友欺骗而背负起数百万的债务，面对重病的母亲和痴心等待的青梅竹马，他决心登上“命运号”游轮抵消债务，改变自己一事无成的人生。在游轮上他进入到一个“剪刀石头布”的生存游戏中，经历了各种人性的虚伪与背叛，猜疑与贪婪。最终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出，并在尔虞我诈的“动物世界”中坚持住了自己的“道”。
电影一开始，伴随着主角的内心独白，屏幕展现出一段非常炫酷的小丑打怪兽的场面，这给影片增加了些许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之后，每当主角郑开司情绪波动，电影都把画面跳转到小丑与怪物斗争的二次元动物世界，在众多面目狰狞的怪物面前，小丑勇往直前，是动物世界里的异类。
怪兽预表着人的异化，映射出贪婪与伪善已经把人残存的良善消磨殆尽。这种由人到兽的变化是动态的，内在的怪兽挣脱面皮的束缚，呼啸而出，，因为太过真实，让人脊背阵阵发凉。
然而这些怪兽不仅自己退化，互相厮杀，也渴望着将他人同化。于是退化如病毒般急速散播，最终，整个世界都充斥着怪兽，怪兽成为了常态，孤军奋战的小丑却成了“异类”。这是一种人性的反差和颠倒。
小丑却拒绝被同化，它哪怕在他人眼中变得可笑，也仍旧持守着自己的“道”。郑开司就是那个现实世界里的“小丑”。他不仅在现实的职业中扮演着游戏厅的小丑，小丑也成为了他个人认知的一部分。他感到自己的善良、重情、讲信义，在生活中与人格格不入，自己在他人眼中像个可笑而过时的“小丑。”但是他觉得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仍然坚守着内心的“道”，拒绝被同化。
小丑的形象是在郑开司8岁那年他的父亲被人带走，母亲开始患重病的那一天开始印刻在他的心里的。当时弱小的开司在面对那些丑陋强大的大人做着可怖的事时，他深觉无力，这时候电视机里那个勇敢厮杀怪兽的小丑英雄就进入了他的心中。他渴望强大，渴望能保护家人和自己，小丑成为了他内心的投射。
正如演员李易峰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另一个层面说，小丑是郑开司的保护者，是他给自己铸就的盾牌。”
影片取名《动物世界》，通篇却没有一个动物，全是人，意在映射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的异化和退变，整个社会在这种退变中变成了动物世界。
我们所处的商业社会，金钱至上，利益无敌，就像一张拴在船尾的大网，裹挟着人们急速向“钱”。小人物为了还清债务可以拿亲情友情和信任做筹码，泯灭人性与良知；中层人物管理着秩序，提供着舞台，却是为了让上层人物玩更大的金钱权力游戏，竭力满足着填不满的野心和欲望。
正如影片所揭露的那样，推动商业社会中人的行为的潜在思想其实是物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它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因此，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遭受灭亡的命运。
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在他的著作《社会静力学》中认为，社会的进化过程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也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生物界生存竞争的原则，在社会里也起着支配作用。这种观点看似危言耸听，却主导了19至20世纪的现代社会很久。也许是经历了这种种族主义式的进化视角所带来的极度的灾难，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目睹二战的惨绝人寰后，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
二战之后，社会学家马尔库塞在60年代出版了《单向度的人》。在书中，他通过对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领域的分析批判，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在现代社会尤为明显，每个人都沦为追名逐利、金钱至上的单向度的人。
经济学家哈耶克出版了震惊世界的《通往奴役之路》，在书中他指出了计划的经济，管控的思想和单一的价值体系会使人丧失自主和自由，受到压迫和奴役。影片中，动物世界的法则被利用到人类社会，所有不认同这个潜在规则的人都会被边缘化，被异化，承受讥笑和嘲讽，欺骗和背叛，成为真正的“小丑”，直到被同化成与他们一类，也就是只听从本能的动物。
长期受着达尔文进化论和物质主义的单一体系教育的我们，也不由自主地将之上升到了一种世界观。然而，这种世界观却没有给人的价值和尊严留下空间，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生存和竞争，所以人的底线才可以一低再低，直到与鸟兽无异。
影片最后，主角郑开司顺利脱身后。说了这样一段与开头中小丑一样的话：“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我也跑到了尽头，老子信的道老子自己来守。背叛，争抢，没有底线，想把老子变成一只动物。没戏，老子宁可做一辈子披荆斩刺的小丑，也绝不会变成你们这种人渣的样子。游戏是你们的，规则老子自己来定。”
伴随着最后的胜利，这句话让人听得热血沸腾。确实，善良的主角没有被游戏所改变，也没有遵守规则，变成与他们一样的怪物，仍然坚持着小丑的“道”。
然而，这个“道”在影片中到底是什么呢？郑开司认为它是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恪守人与人之间的信义，是坚守人之为人的底线。
影片最后，导演放了一句劝勉的话，“顺风不浪，逆风不怂，献给无论是困境还是逆境，都能默默守着自我的你。”（Good wind no lang, bad wind no song dedicated to all of you who kept faith during the ups and downs.）英文中这个“自我”被翻译成了信念。守住自我就是守住你所相信的东西。
但是，尽管人都要守住底线，但人不能靠底线而活，而是靠更高意义的支撑，也就是靠着那一份信念。底线是用来守护的，但生活却是要意义来支撑的。在面对人性的败坏和背叛，郑开司内心住着一个强大、勇敢，一心想要靠暴力匡扶正义的小丑，因为这种手段简单、直接，亦如动物世界的游戏一样，一旦变得软弱，就被规则无情淘汰。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又如何守着自我呢？支撑我们心中的信念和力量又是什么呢？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又是谁赋予的呢？是自己吗？如果是自己，那那些在动物世界信奉适者生存的人们，所行的与所信的一致，又为何该遭我们的指责呢？
除非我们认定这种价值观出了问题，否则我们不能指责他们。除非我们有更高的更符合真理的标准，否则我们不能认为这种价值观出了问题。
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价值观负责，这并不是说自己应该赋予自己价值观，而是说自己不应该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而应该按着良心和理性的责任去发现创造界的律。有趣的是，贯穿影片的这句话其实来自于圣经中使徒保罗说的一段话：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7-8）
在写给青年提摩太的书信时，保罗正在罗马监狱中。他因为信仰被捕，预知自己大难将临（参《《提摩太后书》4:6），做出如此宣告。这里“所信的道”指的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参《犹大书》1:3)，也就是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舍命流血，被钉于十字架的道。“美好的杖”和“当跑的路”指的是蒙主呼召，恪守真道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如年初上映的电影《使徒保罗》中所讲述的。
狱中的保罗
如果我们的路和我们的道是自己设定的，我们按着自己所信的道而活，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指责那些在社会上信奉“丛林法则”的人，因为他们也是按着他们所信的而活。然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知道这出了问题，因为人与动物是有区别的，人是有价值和尊严的，人有追求意义，人不只是为了金钱而欲望而活。那么人是为了什么而活呢？什么是定义人之为人的东西呢？
无论是启蒙运动后斯宾诺莎所提出的天赋人权，还是震惊世界的英国权利法案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人类近代文明都揭示了人的权利来自于他的创造者——神，所以这些权利是不言而喻，不可剥夺的。《独立宣言》开篇说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果我们认为生命是神赐予的，是有尊严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像那个跳楼的甘肃女子的围观者们一样漠视生命；如果我们认为人只是追名逐利，那么我们就不会对此加以同感，“因为他或她的死活与我无干。”影片中郑开司所要守住的道，就是这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信任，因为那是将他与动物区区分开的东西。
然而这种爱，其实是天父之爱的反映。作家C.S.路易斯在《四种爱》中说道：“我们是为上帝而造，尘世上的人之所以激起我们的爱，只是因为他们在某方面与上帝相似，彰显出上帝的美、仁慈、爱心、智慧或善。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爱他们太多，而在于不太明白自己究竟在爱什么。将来等我们见上帝面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早已认识他……”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按着他的形象所创造的。在人因悖逆神而走向堕落，依靠自己后，世界就满了谎言和欺诈，压榨和背叛，物欲和功利。
然而，创造我们的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美善的计划。他爱我们至深，不愿意看到我们堕落得像动物一样，按着本能卑贱地活着。他亲自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担当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还清罪债，使凡信靠他的人，生命得以自由。
恩典是神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白白给予我们的礼物。这样的礼物，你愿意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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