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心愚：秦统一巴蜀与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的形成

这是西南民族大学的第2502条推送

编者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精神，西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网联合推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扎实推进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专题，从多学科角度加强研究阐释，突出区域性研究特色，挖掘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规律性特点，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公元前316年秋，秦将司马错等率兵经石牛道攻蜀，蜀军则在葭萌（今四川广元市老昭化城）拒战。葭萌一战击溃蜀军后，秦军继续挥戈南进，当年就在军事上基本控制了巴蜀地区。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对秦统一巴蜀战略行动及其后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影响提出了种种看法，成果颇丰，但仍有多视角深入探讨的必要。通过资料梳理与分析，笔者不揣浅陋，拟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视域下就秦统一巴蜀对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形成及影响略陈管见。

秦在统一巴蜀前已进入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

秦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至迟从秦穆公时起，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不断向西拓展，使古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诸戎部落大规模往西持续迁徙，这对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的形成及走廊内民族迁徙、人口流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秦的势力范围也因此很早就进入这一民族走廊部分地区内。应指出的是，在此之前，秦地之人在这一民族走廊区域内已早有活动。秦地中心在秦岭以北，处于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与巴蜀地区尤其川西平原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以及物产等多有不同。秦地与巴蜀地域相接，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的不同决定了两地之间必然出现物的交换，而两地之间物的交换自古以来就存在，这在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已得到证实。有物的长期持续的交换需求，两地古代民族部落间就必然出现交往交流，也就有了人们的往来及其交通路线的形成。在秦向西拓展前，秦地与巴蜀地区间从青藏高原东南缘至汉中以东，早已存在着若干两地往来的交通路线，有的路线在《尚书·禹贡》中已见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肯定秦地之人早已进入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内。

　　进入战国后，秦在群雄中的实力初期并不占优。公元前403年，强敌晋国一分为三，秦国的发展有了新的历史机遇。公元前356年，著名的商鞅变法开始。此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奖耕战、明法令、强化国君地位等，其政策与措施涉及秦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诸多方面。持续二十多年的这一变法，使秦国经济社会出现了全面深刻的变化，实力大幅提升，在群雄中崛起，渐成为关东六国联手攻击的“一强”，也就是“合纵”战略力图孤立、压制与打击的对象。此时的秦与楚，也由中原诸雄眼中的戎、蛮转而为诸夏之一。在推进华夏认同的同时，秦此时还实现了内部的民族融合。秦人本有几大来源，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与一系列变法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其内部民族融合，几大来源至战国中期已基本融合为一新的共同体——“秦人”，这极大地增强了秦的内聚力、向心力。秦人转而为华夏人，不仅对自身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一时期华夏民族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魏国在战国中期渐走向衰落后，七雄中的秦与齐、楚已并立为华夏三大强国。秦与楚由戎、蛮转而为诸夏之一后，与群雄一样力图混一宇内，通过兼并在局部统一基础上实现华夏统一。因此，在公元前316年统一巴蜀前，秦地与巴蜀一直保持往来，秦人及其转而为华夏人后不仅一直在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内活动，而且其活动也逐渐增多。

秦统一巴蜀后华夏、汉民族较大规模进入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

葭萌之战后，秦兵继续南进，乘胜夺取巴地，并“执王以归”，时间当在开明朝灭亡后不久。基本控制了巴蜀地区后，秦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将巴蜀地区纳入其统治，并不断加以巩固。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彊富厚，轻诸侯”。历代学者在有关研究中多强调秦举巴蜀后对其东向攻楚、最后击败群雄、统一全国的重大意义。秦统一巴蜀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拥有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巴蜀作为战略大后方，对秦最终混一宇内确有重大影响。但相关研究中多未明确指出，在秦举巴蜀后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下，被人们视为“中国”的华夏人较大规模进入并定居下来，长期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内，对这一民族走廊的形成带来深远影响。

　　首先，为巩固其统治，秦统一巴蜀后首在巴蜀进行大规模的持续的移民。秦移民巴蜀的主要类型及方式有以下几种。《史记·项羽本纪》载，“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史记·货殖列传》说，“诸迁虏少有余财”。又说，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迁人”即“迁虏”。虏本指俘虏，但广义上包括战败方的统治者、豪强地主、富商大贾、手工业主甚至罪人等等。秦在混一宇内过程中，先后将战败方的这些人用武力押解迁至巴蜀，人口数量应较大。这是一种特殊类型及方式的移民。《华阳国志·蜀志》说，秦“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迁虏虽原为敌对方之人，并非秦人，但多为有文化的华夏人，迁往巴蜀后脱离原地，既充实了迁入地，有利于巴蜀经济文化发展，又有利于秦的控制与统治。《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其（吕不韦）与家属徒处蜀”。《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及其（嫪毐）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徒”，即“徙徒”，即吏卒刀枪押送流放的秦地罪人。后一条史料中的“夺爵迁蜀”，也实为“徙徒”。据考证，此语中的“蜀”实为巴。若以一家5口计，仅此次徙往巴地秦人就有20000多人，人口数量也较大。这些秦地罪人徙往巴蜀，也有利于巴蜀经济文化发展及秦的统治。这也是一种特殊类型及方式的移民。《华阳国志·蜀志》载，秦举巴蜀后，因“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戎是中原人对西部民族的通称。已转而为华夏人的秦人，仍将彼时的蜀人视为戎狄。伯，通“霸”。“戎伯尚强”，即秦举巴蜀后土著豪强势力仍较强，这是秦面临的实际情况。“秦民”，即秦国一般百姓，包括秦本土的富户豪强。“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说明此次秦政府组织移民巴蜀不仅时间早，而且人口数量也较多，对巴蜀经济文化发展有重大影响。秦对一般百姓移民采取了强制手段与优惠政策结合的方式，这是秦移民的主要类型及方式。若以一家5口计，此次移民就达50000人之多。通过以上三种主要类型及方式，秦向巴蜀地区大量移民。有学者考证后认为，秦移民达7~8万人，可肯定实际移民数更多。秦移民巴蜀的主要目的是巩固统治，而要将巴蜀建成战略大后方必须开发边地。因此，部分移民必然被安置在蜀地的边远地区，而其中又有相当一批移民进入与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相接地区甚至民族走廊之内，促进了这一走廊内包括华夏、汉民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移民进入民族走廊问题，本文其后还将进一步讨论。

　　其次，为立足巴蜀，秦统一巴蜀后在巴蜀各地大力推行郡县制，并在各地筑城、驻扎军队。据文献所记，巴蜀边远地区县（道）设置与移民有关，而这些县（道）设置后又推动一批批移民进入巴蜀。秦在巴蜀故地设有巴、蜀、汉中三郡，三郡中，蜀郡与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相接。蜀郡最初设郡在前316年左右，初设蜀守时，根据蜀地实际情况，秦曾封蜀侯、蜀王，后取消分封全面推行郡县制。据考证，秦蜀郡所辖县有：成都、郫、临邛、广都、新都、繁、沮、葭萌、湔氐道、武阳、严道、僰道、南安、汁方（什邡）、青衣（道）、郪、资中、梓潼、汉阳等19县。所辖19县中，除汉阳辖地在今贵州、云南外，其他18县有的位置偏东偏南，但有的县所辖区域部分与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相接或已在这一民族走廊之内。如，郫，其所辖区域在设湔氐道前包括今都江堰市、彭县（部分）及其以西以北地区。临邛，包括今丹棱、洪雅等。沮，辖有今甘肃成县、武都、文县、康县、略阳、徽县（嘉陵江以西）。葭萌，包括今广元、青川等。湔氐道，辖今都江堰市、彭县（部分）及其以西以北地区。严道，包括今荥经、汉源、芦山、天全、石棉及与之相邻的今甘孜州、阿坝州部分地区。僰道、南安两县，包括今凉山州部分地区。青衣（道），辖名山、雅安、天全、宝兴及其以西今甘孜州部分地区。梓潼，包括今北川、安县部分地区。可看出，蜀郡中所辖区域部分与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相接或已进入民族走廊之内的县（道）有8-10个左右，其中沮、葭萌、湔氐道、严道、青衣（道）、僰道及梓潼等县（道）所辖区域部分已在民族走廊之内。道，是秦在巴蜀非华夏人聚居地方设立的与县同级的地方政府。据《史记·樗里子列传》记，严道设置当在秦举巴蜀后的前312年左右，这是蜀郡最早设置的所辖区域部分在民族走廊内的道。据《史记·秦本纪》载，前311年“伐丹犁”。又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前285年“取笮及其江南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亦记司马相如曾言，“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据此可认为，至少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内的今阿坝州、甘孜州、雅安以及凉山州、绵阳的部分地区，已在秦蜀郡所设县（道）辖区内。蜀郡在县（道）之下，建有乡、里、亭、邮等基层组织，其中道在城邑中依靠设立的乡、里，在城邑外则依靠原有的部落、氏族组织。通过县（道）及基层组织设置及委派官员，秦对民族走廊内设县（道）的一些地区进行治理。近年来在严道、青衣（道）、葭萌等故地发现多座秦人墓与楚人墓，就说明部分移民已定居在民族走廊内。在大量移民及推行郡县制的同时，为巩固统治，经营巴蜀，秦又在蜀郡各地筑城。据《华阳国志·蜀志》载，所筑城有“观楼”“射兰”，实为军队驻扎的城堡。以往的研究多注意成都、郫、临邛等城改建，实际上各县（道）也建有城邑（如严道建城，遗址已发现）并驻有军队，只是所建城邑较小所驻官员与军队较少而已。分析文献及考古资料，秦派往蜀郡边远地区各县（道）的政府官员及驻守军队官兵中，有相当部分后也成为华夏、汉民族移民定居在民族走廊内。

　　第三，为长期经营巴蜀，秦统一巴蜀后兴修水利，发展工商业。军事上基本控制巴蜀后，恢复经济才能稳定社会，也才能把巴蜀建成战略基地，秦派往蜀郡的政府官员开始着手水利设施恢复与兴建。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前311年左右张若为蜀守时已注意水利设施建设。张若之后的蜀守李冰，在蜀地更是大范围地建设水利设施。历代研究多注意成都平原地区的水利设施建设，实际上蜀郡各县（道）及民族走廊内彼时也在建设水利设施。分析《华阳国志·蜀志》等文献所记，李冰在岷江上游修建的都江堰等水利设施已涉及民族走廊一些地区。这些地方兴修水利设施过程中，必然大量利用移民，而水利设施建好之后又能更多地安置移民。在兴修水利的同时，秦对蜀地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并调整官营制度，鼓励私营工商业发展。《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昭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1980年青川郝家坪昭王时期墓葬中出土的《为田律》木牍，即巴蜀等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见证。分析《为田律》所记，秦在统一巴蜀后不久后推行土地私有制。土地的私有化推动大范围的土地开发，又进行官营制度调整，带来蜀地工商业的发展。《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称，“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说明在鼓励私营的政策下已出现了一批工商业者。《史记·货殖列传》载，迁至临邛的赵人卓氏，其后“即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并记，迁至临邛的山东程郑“亦冶铸，贾锥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司马迁记的是富甲一方的代表性工商巨户，其他层次的工商大户也应有不少。还应注意的是，其冶铸之地不仅是在临邛一地，从考古资料看应还包括了严道、青衣（道）等地；其“贾锥髻之民”“倾滇蜀之民”，当然也包括了蜀郡边远地区县（道）之民。《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笮马、僰僮、牦牛在湔氐道、严道、僰道等地才有，或需要进一步深入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之内，巴蜀民要“取其笮马、僰僮、牦牛”，则需要用其产品去交换。也就是说，蜀地工商业者的产品通过贸易已经进入民族走廊之内。《华阳国志·蜀志》亦载，李冰修建都江堰，“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分析此记载，兴修水利时李冰还注意了改善水路运输及贸易。与取笮马、僰僮、牦牛一样，岷江上游的梓、柏、大竹也需要用产品去交换，因而可肯定蜀地工商业者的产品通过这种贸易方式已进入民族走廊内的岷江上游一带。总之，蜀地兴修水利及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推动了更多华夏、汉民族移民进入蜀边远地区县（道）及走廊内，贸易发展也促进了走廊内外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的范围、形成时间与主要原因

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走廊学术概念。2003年，费孝通在给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说，“二十多年前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与我当时对自己民族研究经历的反思是分不开的”。民族走廊概念提出后，受到中国民族学及民族史学界广泛关注，相关学者就藏彝走廊的诸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藏彝走廊是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在提出民族走廊概念时，费孝通先生已谈到藏彝走廊的范围。他说，“要解决（民族识别）这个问题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至西藏的察隅、珞瑜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又说，“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向南大体划出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如果联系到上述甘南、川西的近于羌语、独龙语的民族集团看，这条夹在藏彝之间的走廊，其南端可能一直绕到察隅与珞瑜。”从费孝通先生以上所言看，藏彝走廊范围为“北自甘肃，南至西藏的察隅、珞瑜这一带地区”，或“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向南大体划出”。在其后的几次有关讲话中，费孝通先生虽也有 “西边从甘肃南下到云南边陲”及“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南坡的珞瑜地区”的表述，但这一走廊的范围大致如此。在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中，多数学者也赞同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这一范围。所谓走廊，本指建筑物中的水平通行空间，又比喻连接两地区或处于两地区间的狭长地带。民族走廊，是“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这种路线，实为一狭长地带。藏彝走廊大体为东北—西南走向的狭长地带，走廊的东部、东南部边缘至何处，费孝通先生的几次讲话未具体明确。有学者认为，藏彝走廊主要指“横断山脉地区”，在“六江流域”，就行政区划而言，主要包括四川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和攀枝花市，云南的迪庆州、怒江州和丽江市，西藏的昌都地区等。这一看法提及川滇藏多州市，但未谈及四川雅安市。行政区划都有明确的行政边界。就所举行政区划看，走廊的东部、东南部边缘就比较清楚了。又有学者指出，藏彝走廊北起青海黄河、甘南洮河至陇南西汉水一线，东界自岷山东侧沿龙门山、邛崃山、大凉山东侧直抵乌蒙山以西，即大体在陇南武都、文县，四川平武、北川、宝兴、天全、峨嵋、马边……至昭通、会泽一线。若依据这一意见，再增加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白龙江下游，川、甘、陕三省结合部的广元市青川县及雅安市其他几县，走廊东部、东南部边缘就进一步清楚了。明确藏彝走廊范围后，在地图上可看出，藏彝走廊范围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范围实际上就是藏彝走廊的范围，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的东部、东南部边缘也就是藏彝走廊的东部、东南部边缘，二者区域大体相合。

　　关于藏彝走廊形成时间与主要原因，费孝通先生在几次讲话中也已谈及，尤其是1978年9月和1981年12月的两次讲话中谈得较明确。他说，藏彝走廊“那个地带就是我说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这一走廊“历史上系属不同的集团曾在这里建立过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它们正处在汉藏之间。这几个大民族在这地区你去我来、我去你来搞了几千年。来回的历史流动，都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冲积和沉砂”。从以上讲话可知，一是费孝通先生认为这一走廊形成已有几千年。尽管具体时间未进一步指出，但从所言的“这个走廊在历史上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等语看，走廊在历史上形成，时间较为久远，不是在隋唐时期，也不是在秦汉时期，还需要往前推，但也不应是在石器时代。结合中国历史分析，走廊从初始阶段到正式形成应是在先秦时期，主要是在中原地区夏商兴起及其之后，尤其是在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兼并扩张时期。二是费孝通先生认为这一民族走廊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民族迁徙活动。民族走廊有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民族迁徙两个特征。从其所言看，自然地理地形并不是这一走廊形成的主要原因，民族迁徙活动、民族间的互动才是主要原因。结合中国历史分析，藏彝走廊形成与走廊内外的民族迁徙、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均有关。换言之，没有走廊内外的民族迁徙、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就没有这一民族走廊的形成。华夏民族在夏商兴起及其之后的大发展，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向西的大力拓展以及秦举巴蜀带来青藏高原东部、东南部民族人口的大规模往西持续迁徙、流动，推动地区民族分布格局出现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与自然地理地形下，这一民族走廊才基本形成。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的形成时间及主要原因是本文讨论的重要问题。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范围实际上就是藏彝走廊的范围，因此，藏彝走廊形成时间大约在3000—4000年前，主要原因是民族迁徙活动、民族间的互动，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形成时间及主要原因也大体相同。

余论

春秋战国时期，秦的势力范围很早就进入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部分地区内，秦人及其转而为华夏人后在这一民族走廊内也一直存在活动。秦统一巴蜀后，华夏人较大规模进入民族走廊并定居下来，长期分布于这一走廊内，对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形成带来深远影响。民族走廊具有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民族迁徙两大特征，但若无大规模的持续的民族迁徙、人口流动及频繁的民族间的互动，虽有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也不能形成民族走廊。秦在春秋战国时期向西的持续拓展及秦举巴蜀带来青藏高原东部、东南部民族人口的大规模持续迁徙、流动，秦人、华夏人进入走廊区域，推动了民族分布格局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与地理地形下，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基本形成。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是中国第一、第二阶梯交替的自然地理过渡带，在民族分布格局下是汉族、藏族、彝族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频繁之区，也是中原文化与藏羌彝文化、巴蜀文化等融汇传播地带。深入研究这一民族走廊，对于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团结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走廊概念后，受到中国民族学界及民族史学界广泛关注。几次相关讲话中，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西北走廊三大民族走廊。在提出民族走廊概念后的一段时间内，学者们对民族走廊的关注及讨论多集中在藏彝走廊。虽然都赞同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及范围，但对其具体边界讨论较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这一走廊如何命名也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在有关讨论中，研究者根据自己的认识提出这一走廊应称为“滇川藏民族走廊”“川西民族走廊”“西南民族走廊”“汉藏走廊”“彝藏走廊”“横断山民族走廊”“横断走廊”“六江流亦域走廊”“藏羌彝走廊”及“南北民族走廊”等，也有学者主张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合称为“西部民族走廊”，但学术交流中多数学者仍习惯将这一民族走廊称为“藏彝走廊”。之所以对这一民族走廊的命名提出多种建议，与费孝通先生在几次有关讲话中本身也有不同提法有关，也与三大民族走廊中只有这一走廊不是以自然地理命名有关。

　　费孝通先生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我的困惑出于中国的特点，就是事实上少数民族是离不开汉族的，如果撇开汉族，以任何少数民族为中心来编写它的历史都很难周全”。这句话谈到了他思考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据此，有学者提出了“费孝通困惑”概念。民族走廊学术概念的提出，与他所说的这一“困惑”有关，也与他2003年在贺信中所说的“对自己民族研究经历的反思”有关。从这一走廊自然地理特征看，若以另两大民族走廊一样的方式命名，藏彝走廊可称之为“青藏高原东南缘民族走廊”。从走廊的形成时间与主要原因以及秦统一巴蜀后走廊内外民族分布格局看，在命名时应注意华夏、汉民族在走廊形成及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套用费孝通先生以上所讲的那句话，撇开汉族，这一走廊的民族迁徙、民族关系及历史、文化、语言等的研究也很难周全。因此，将这一走廊称为“汉藏羌彝走廊”与其实际情况亦相合。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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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孙恺怡

资料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 王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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