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历史、历史观与三十年来的俄罗斯政治

摘要：历史问题关乎国运、关乎执政党的命运。错误的历史观是导致苏共败亡的思想祸根。自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社会始终潜伏着一股借反思历史而蔓延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等口号推动下，其被激活并很快成蔓延之势，这不仅导致了社会思想的混乱，也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打开了大门，最终把苏共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近年来俄罗斯领导人在走出"历史迷茫"和"思想政治陷阱"方面的努力与动向，也从另外一个维度昭示了历史及历史观问题的重要性。

关键词： 历史问题;历史观; 历史虚无主义; 俄罗斯政治

张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二期。

2016年是苏联解体25周年，2017年是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回顾历史，世界上第一个取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衰败，其中的教训十分深刻，需要认真总结和汲取。

一   历史问题关乎国运、关乎执政党的命运

2016年9月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议会大选获胜的党派领导人时称，从青年时期就要培养责任心和爱国精神。他在回应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呼吁加强警惕反苏行为、仇俄行为和清算历史旧账等问题的发言时讲道：“您了解我对于苏联解体的态度，这本完全可以避免，当时可以进行改革，包括带有民主性质的改革。但我想提请您注意的是，当时领导苏联的正是苏联共产党，而不是其他主张民族主义和一些破坏性思想的政党，而这类思想对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俄罗斯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都是毁灭性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普京此处指的苏共是戈尔巴乔夫掌权时期的苏共，是被戈尔巴乔夫改造后自取灭亡的苏共。

普京反问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纠缠旧账不好，可是清算历史是在苏联时期开始的。一次次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掀起我们历史上那些沉重的篇章。这样做，对与不对？让历史学家去说吧！当然了，有积极的成分，但更多的情况是，最终造成摧毁了这个制度。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又是另一个话题。

普京的历史观是复杂的，对苏联历史的态度是矛盾的。2016年1月普京曾在全俄人民阵线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他至今保存着苏联共产党党员证，至今仍然喜欢共产主义思想。2005年4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谈到，苏联解体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从普京的言论可以看出，普京对历史特别是不久前的苏联那段历史有着自己的看法。但是囿于政治上的考虑和多重角色的限制，他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只能点到为止，其历史观也不乏自相矛盾之处。

普京认为苏联共产党对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相对照的是，二十多年来戈尔巴乔夫却一直在推脱自己对苏联解体的责任，多次面对西方媒体批评普京。戈尔巴乔夫称“普京在拉着俄罗斯回到过去”。戈尔巴乔夫说道，困扰我的是普京率领的统一俄罗斯党和政府的所作所为，他们想维持现状，没有向前迈步；反之当国家亟须现代化，他们却拉着我们回到过去，统一俄罗斯党有时令我想起从前的苏共。戈尔巴乔夫的一席话令人想起美国政要如奥巴马和希拉里等对普京的批评：“普京一只脚还踩在过去”，“普京在恢复苏联”。

历史问题往往是现实政治的反映。事实上，如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如何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和功过，是检验一个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作为创立和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共产党，在其七十多年的执政历史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出现了坎坷和失误，其中某些阶段的历史问题需要澄清。但是，对待历史遗留问题，首先应当树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与此同时，要处理好历史与政治、领袖与政党、历史与意识形态、历史与现实等相互关系。对待历史问题，要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随着国内整个“改革”的进行而逐步解决。既要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更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反思历史，绝不能心血来潮、一哄而起，或只强调阴暗一面，不去全面历史地看问题。大搞全盘否定过去，迎合当前的政治需要，这实质上是重复了过去的错误。

然而，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及其周围的某些“自由民主派”，却正是这样全面否定苏联历史的。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开始，不仅延伸到包括列宁在内的苏共所有领导人，而且借批判“肃反”运动，怀疑苏共历史，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苏联的历史，自上世纪3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的政治教育运动以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经有了一套基本上固定不变的解释模式或“框框”。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借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后，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一些混乱。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对赫鲁晓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评。被称为“二十大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发起公开性和民主化运动，号召“新的思维方式”，多次鼓吹“苏联历史上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和空白点，不应该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问题”，强调“不论是今天的痛处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在他的鼓励下，苏联思想文化领域一些极端势力掀起了一股“历史反思热”。

在此背景下，一些人热衷纠缠历史旧账，肆无忌惮地否定苏共过去的一切。先是诅咒斯大林，随后又否定列宁，怀疑十月革命，批判苏联体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共同掀起的这股“历史热”来势汹涌、触目惊心，引起了社会对历史的重新全面审视和激烈争论，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二  苏共后期的历史反思热

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评价戈尔巴乔夫时期掀起的“历史反思热”运动时写道，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号召填补“空白点”、改写历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倾向性，并非是对历史问题感兴趣，而主要是为推动他的改革制造舆论，实现其政治目的。

1986年11月，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他要求要重新编写教科书。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强调并多次向新闻界下令，说“历史问题上不应遮遮掩掩”。为保证新闻舆论思维正确的“宣传口径”，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经常和新闻界领导人“对表”。1987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新闻界和艺术创作领导人座谈会上谈到，1937—1938年的事件不能、也不应原谅和饶恕。

1987年，苏共召开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会前，由雅科夫列夫等精心策划和起草了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报告在以列宁的名义掩护下，对斯大林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后来自己得意地回忆，这个报告的创新之处就是“由揭批斯大林转到批判斯大林体制”。雅科夫列夫坦言，他目的是想借70周年大庆的环境将“新思想”推向前进。在这份名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声称继续60年代未完的事业，恢复历史公正。雅科夫列夫在纪念大会的吹风会上对记者讲，不应把此次纪念大会上的对历史的分析视为最终的结论，不应将报告中的一些结论教条化、固定化。他进而继续煽风点火，为全面否定历史的势力加油、打气。

应当指出，当时苏共党内和领导层中间对待这场“历史反思热”的态度是不一致的。苏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和政治局委员、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都反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片面地丑化苏联历史。切布里科夫警告说，帝国主义的密探正在赞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苏联的历史。对于反思历史、翻历史旧账，苏联社会中不但历史学界深表担忧，苏共普通党员和群众中反对丑化历史的声音也很强烈。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来信批评了社会中涌动的一股股“反思历史潮流”，指出，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文章提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非正式组织活动，宣扬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分权制，否定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等。文章指出，“改革”进行几年了非但未见成效，反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改革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目标，隐藏世界主义的倾向。文章发表后，一些州的报刊纷纷转载，一些党组织开始讨论。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发了轩然大波，“自由改革派”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最后，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由维·阿法纳西耶夫亲自组织，4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真理报》的文章认为，安德烈耶娃是在为斯大林辩护，是苏联社会的保守势力的声音，企图阻止改革的进程。此次争论后，苏共领导人不仅开始揭批斯大林，而且进一步升级，批评马列主义是空想和教条。从此以后，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直接参与下，苏共在否定斯大林、否定过去的历史道路方面走得更远。

三   “反思历史”的实质与“历史翻案”的急先锋

斯大林当政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曾出现过一些冤假错案。从赫鲁晓夫时代起，这些冤假错案陆续得到一些纠正。毫无疑问，纠正冤假错案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自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恢复名誉者或其亲属描述案情的文章在报刊上越来越多，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力，严重动摇了苏共和苏联制度的根基和基础。1988年初，苏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后由苏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亚·雅科夫列夫亲自挂帅，对一些历史事件重新审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88年7月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

在戈尔巴乔夫推动的“公开性、民主化”浪潮的鼓舞下，政治风向急速转变。一些民间“历史平反”活动也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的默许下开展起来。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与此同时，苏联建筑家联合会、电影家联合会、《星火》画报和《文学报》共同组织了名为“纪念”的历史教育协会。该协会的目的就是在全苏范围内促进平反历史案件，还历史真相，为苏联历史受害者建立纪念碑。1988年以后，一些“反思历史”的激进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改变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沿着他们设计的道路进行。

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前夕，参与这场“历史反思热”的专业历史学家很少，许多非历史专业的一些文人、写手等却充当了“急先锋”，而新闻媒体和文学电影在这场历史虚无主义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И.В.沃罗比耶夫在1989年初所指出的那样：“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的，不是我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政论家、作家、经济学家。正是他们把历史变成它现在这种社会力量。至于职业历史学家，除极少数人积极卷入这项工作外，真是屈指可数。”

不过，还是有少数激进的历史学家投入到“改写历史”的运动中，如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和苏军政治部将军德·沃尔科戈诺夫。正是源于此，前者一度被包装成“民主斗士”，90年代中期以后又偃旗息鼓；后者则由苏军总政治部负责心理战、宣传战的副部长变成了叶利钦的“御用文人”。这股反思历史的潮流造成整部苏联历史都需要改写。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取消该学期的中小学历史课考试，今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要重新编写。在苏联官方的鼓励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凶猛。

面对历史领域的混乱状况，1989年10月3日，苏共中央召开了历史学家座谈会。会议由苏共中央书记瓦·梅德韦杰夫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辩解：“当前的社会政治气氛取决于对历史的看法。不应维护那些应当受到揭露的东西。良心不能交易。对过去错误的清算必须进行到底，不能有任何的限制！”参加此次会议的苏联历史学界的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格·斯米尔诺夫、尤·库库什金、德·科瓦里钦科等纷纷发言，对当时社会的历史热潮表示忧虑。格·斯米尔诺夫院士提出，他不赞成对包括卫国战争、战后恢复在内的苏联历史一概抹黑。尤·库库什金院士提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改革缺乏理论准备，很难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着历史虚无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大众传媒和一些极端势力不能强迫历史科学非意识形态化。尤·库库什金院士和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学术秘书德·科瓦里钦科院士要求苏共中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立场。面对院士们的发问，身为中央书记的瓦·梅德韦杰夫对列宁、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选择等轻描淡写，一语带过。之后，此次苏共中央的座谈会便没有了下文。在苏联后期，政治浪潮风起云涌，政治高烧不断，社会情绪高涨，在这种背景下，专业历史学者的理性的声音被汹涌的浪涛淹没了。

后来俄罗斯历史学家反思道，80年代下半期 (即“历史热”时期)，主要是新闻记者和非职业历史学家对过去苏联历史评价的重新审视。一般说来，它们都“带有极端片断的、目光狭隘的性质，兴趣集中于负面的事实和现象，在没有考虑整个发展过程及其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情况下大写特写不同活动家的悲剧命运。提出来的许多解释和评价是在当时新闻记者对事件的带有感情色彩的感受水平上形成的，缺乏对形势、历史传统、社会经济过程复杂性的深刻知识”。

四  错误的历史观是导致苏共败亡的思想祸根

自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社会始终潜伏着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这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推动下，如死灰复燃，很快成蔓延之势。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公开斯大林时期历史文献档案，借一些所谓历史冤假错案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做准备。在1987年6月，由苏共异己分子把持的《星火》画报第26期披露了列宁的战友拉斯科尔尼科夫1939年8月17日给斯大林的公开信，信中严厉谴责斯大林逮捕和杀害无辜的军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不久，《莫斯科新闻》刊载了从未发表过的肖洛霍夫1927年写给老党员列维茨卡娅的一封信，批评农业集体化过火，“压制富农，可把中农也压扁了，贫农也在挨饿”，致使“人们狂怒，情绪极端恶劣”。《科学与生活》杂志则刊登了作家西蒙诺夫20年前写的题为《历史的教训与作家的职责》，谴责斯大林在战争开始前和战争初期处决三批高级军事干部，给军队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和对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等等。

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开始，到1988年年中达到高潮。批判的矛头已由斯大林主义指向20年代—50年代的社会制度。否定苏联体制，认为斯大林代表的苏联体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体制，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1989年以后，揭批斯大林材料开始减少，逐渐转变为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与斯大林实际上有着直接的联系。

1988—1989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哲学博士亚·齐普科在《科学与生活》杂志上发表的长篇文章《斯大林主义的起源》。此文在表面上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源头的掩盖下，实质上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章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激进主义的产物，中断了俄国历史的正常进程。文章将“好”的列宁思想与斯大林“坏”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并进而提出，1917年到1988年间苏联激进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障碍。此文虽逻辑混乱、叙述繁琐，但由于年轻的哲学博士齐普科是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其特殊的身份使得此文当时在思想界影响巨大。

随着“历史热”的深入和“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列宁的形象也遭到讽刺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遭到质疑。人们开始失去了方向，丧失了信仰，各种思潮泛滥，使人无所适从，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的思想被彻底搞乱。历史根基的丢失和思想的混乱成为苏共组织瓦解的先导。

自揭批斯大林开始，进而否定十月革命，怀疑十月革命后的制度，最后导致美化沙俄历史，否定自我，迷信西方道路。而丑化苏共历史，最终导致了俄罗斯理论界的肆意“揭批俄罗斯的历史缺陷”，进而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拜西方、诋毁国家”。有关俄罗斯文明较之西方存在着“历史性缺陷”的说法，构成了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基础和历史哲学基础。在80年代末期，苏联舆论界宣扬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换俄罗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会文化习俗”。打开一本当时的笑话集，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一辆美国汽车停在莫斯科，车身下的泥浆中躺着几位正在扎轮胎的俄罗斯人。问：你们在那里干什么？答：我们想吸一些来自美国的自由空气。”

在当时学术界的一些讨论会中，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在俄罗斯可以谈论何种经济？只能是原始穴居的野人经济。”有时，甚至可以听到这样的叹息：“唉！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德国人占领？”在这一时期，一些改革的风云人物，自由民主化的“弄潮儿”的演讲几乎多是从痛斥苏维埃的过去开始，而以赞扬西方结束。“如果人们所想的希望落空了，那么对于这个带有一种始自伊凡雷帝的天生极权主义特征的、不合格和未开化的民族来说，有一条简单而自然的出路——这就是在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和国家全面引向殖民地状态”。有的报刊文章还证明说，有必要在苏联领土上引入联合国仲裁、引入“维和部队”，实施“人道主义援助”，设立联合国监督员和观察员。有一家名为《自鸣钟》的报纸曾刊载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真诚地期待这样的结局，而且，殖民地状态有什么不好？”于是，该文接下来就讨论怎样才能成为殖民地，并为此建议向西方商人求助。

正是在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推动下，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否定苏共，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导致了社会思想混乱，为从思想上瓦解苏联打开了历史之门。80年代末期，某些涉及历史问题的书籍、文章和言论公开全面否定斯大林，讽刺和挖苦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把苏共视为“官僚障碍机制的物质载体”和“沉湎于谎言和自我欺骗之中的固步自封的组织机构”，大加挞伐，实际上是要把苏共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苏联解体后，身为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叶利钦摇身一变，出任俄罗斯总统，他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宣布“由一种意识形态占垄断地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教育领域推行“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导致俄罗斯历史研究和教学领域继续混乱不堪。1994年12月，俄罗斯教育部推出了一项过渡时期的历史教育战略，提出：废除人文学科教学的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垄断，实现研究历史概念方法的多样性，更新历史教育内容，为教学体系编纂新一代的教科书。之后“去苏联化”、“去苏共化”、“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书籍泛滥，否定历史、自我抹黑的教材大行其道。美国的索罗斯基金会也趁机给原苏联各国出资，赞助撰写符合西方口味的教科书去占领学校讲堂。

五  历史领域混乱局面的纠偏及其进展

一个自我否定，不尊重、丑化甚至诅咒本国历史的民族，很难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今一些俄罗斯有识之士终于切身感受到了二十年来在历史领域的惨痛教训：一些人瞄准斯大林，打中的是苏联共产党；本意批判或打击苏共，倒下的却是连同苏共在内的整个国家——苏联。一些曾经将矛头指向本国历史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如今感叹“悔之晚矣”。正像普京当局认定的那样，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掌权的15年间是“失败的、混乱的”。在这期间，俄罗斯历史已经被肢解和碎片化，俄罗斯民族被丑化，苏联军人在二战的功绩被贬低、苏联历史形象被丑化和妖魔化，俄罗斯失去了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隐藏着进一步分裂和对抗的危险。

历史沧桑，星移斗转。世纪之交，普京掌管了俄罗斯。普京在强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在政治思想领域特别是历史领域也试图纠正一盘散沙式的混乱局面。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重视历史教育，以历史教育增进对国家的文化认同。

普京十分关注俄罗斯青少年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问题。十多年来，身为新俄罗斯国家的总统，可谓是日理万机，但普京却在历史教材问题上“事必躬亲”，多次关注历史教育和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这非同寻常。在苏联时期，就连苏共总书记都很少这样做。

2000年普京刚刚就任总统，就几次表达对历史教材和历史教育的不满，号召“认真思考俄罗斯历史”。2001年底，普京在西伯利亚地区视察一所大学时表示，他对过去10年间 (暗指叶利钦时期) 的“破坏”深感痛心。之后普京又提出，俄罗斯应当有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历史学特别是历史教材应当团结社会，而不是罗列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应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场所。

2003年底，普京在国家 (列宁) 图书馆同部分史学家座谈时指出，过去史学家过于强调历史污点，造成书刊和教材中有大量糟粕和泡沫，必须剔除这些糟粕，去伪存真。一个月之后，普京又亲自指示俄罗斯科学院，要对所有的历史教科书进行“鉴定和筛选”。在2004年7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委员会会议上普京再次表示，许多参加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向他表达对学校历史课程的不满。普京为此专门指示：“各个社会组织和青年团体应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不应该只做一些形式上的、表面上的工作。”

普京号召加强对青少年爱国主义的教育，学习和珍视自己的历史包括苏联时期的历史，这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极力“抹黑”和“割裂”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2000年3月，在《头号人物·访谈录》一书中普京自豪地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典型。”在2000年12月有关国家标志问题的一个讲话中，普京建议国家杜马用苏联国歌作为俄罗斯的国歌，并用红旗作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军旗。他呼吁人们记住肖洛霍夫、加加林等著名人物在历史上取得的令人自豪的成就，记住俄罗斯历史和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伟大胜利。

近十多年来，普京当局汲取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历史虚无主义”的深刻教训，决定从历史教育和教材编写入手，整顿历史领域的乱象。

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长德·利瓦诺夫曾表示：“俄罗斯全国范围内有各类学科的教科书1000多种，其中历史教材不下几十种。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不同的教科书。”2013年2月19日，普京主持召开了民族关系委员会扩大会议，部署落实2012年12月签署的《2025年前国家民族政策构想》的具体措施。会上普京提出，俄罗斯政府要拨付巨额专项资金，大力推广和普及俄语，强化对青少年的历史传统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国民认同感。普京当场指示俄罗斯有关部门，要尽快为全国各年级的中学生编写统一的历史教科书。

普京要求“新的历史教科书要用俄语编写，要语言精美，内容不能自相矛盾，力戒含糊不清甚至南辕北辙”。普京进一步提出，这些新的历史教材应面向不同年龄的读者，选材要得当，以具体的史实来说明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传统组成的命运共同体。普京提出，今后各级各类教材的编写都应严格标准、严格要求。普京要求，今后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除以前参与这项工作的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和俄罗斯科学院以外，还应吸收历史协会和军事历史学会参加。

2014年1月16日，普京召见新版统一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成员，指令要在新的指导思想下尽快编写出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同时指出，编写当代俄罗斯历史要延伸到2000年之后。2014年6月2日，鉴于克里米亚由乌克兰重新回归俄罗斯，普京签署命令，委托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历史协会要在新版统一历史教科书中写进有关克里米亚的历史。2014年7月3日，普京召集并主持了民族关系委员会，指出理顺民族关系，培养青少年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友爱意识，新俄罗斯历史教科书至关重要。在普京的督促下，如今俄罗斯中学生已经使用统一的俄罗斯历史教材。

第二，维护历史，通过“保卫历史”来保卫俄罗斯。

近些年来，面对来自西方强大的思想压力和舆论攻势，普京领导俄罗斯一方面积极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应对，另一方面加紧凝聚社会共识、与西方展开历史与文化上的思想较量。俄罗斯当局认为，近期俄罗斯境内外一些教科书任意歪曲历史、特别是二战史，美化法西斯，这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侮辱。

2009年5月8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其个人视频博客上讲道：“篡改历史的行为越来越猖獗，充满恶意和具有挑衅性”。梅德韦杰夫强烈谴责某些国家企图改写二战史的做法。他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法西斯的贡献不容贬低和篡改。我们决不会忘记我们的国家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做出的决定性贡献。正是我们的人民摧毁了纳粹，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少2700万苏联民众为此献出了生命，卫国战争才取得了胜利……我们将始终捍卫和坚守这一事实，任何人都不应对此有所怀疑。”他认为，上世纪40年代发生的一切并非仅仅是书本上那几页薄薄的纸，无论今天某些人多么处心积虑，历史也决不容许其重写或者篡改。因为这些历史对具有军国主义野心、种族矛盾和任何企图重构世界版图的行为起着威慑的作用。

俄罗斯准备出台“关于反击在独立的原苏联国家境内为纳粹主义、纳粹罪犯及其帮凶平反活动”的法案。根据这项法律，对于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进行任何形式的诋毁都将被视为与鼓吹法西斯同等罪行。法案对歪曲、篡改历史的行为做出一系列惩罚性的规定。触犯法律的俄罗斯人或外国公民都将有可能受到3—5年的监禁，同时罚款10—50万卢布。法案还对歪曲或篡改二战历史的国家提出了外交和经济制裁意见。对于触犯国，俄罗斯将有权驱逐其大使或与其断绝外交关系，有权对其实施全面的运输和通讯封锁。

2012年1月9日，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关于在俄罗斯全境举办俄罗斯历史年》的总统令，决定2012年为“俄罗斯历史年”，并开展一系列的历史纪念活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俄科学院院士谢·卡尔波夫指出，举办“俄罗斯历史年”的主要目的是“净化并确立俄罗斯人民的历史记忆”。他认为，这是争取俄罗斯民众心灵和头脑的“记忆之战”，俄官方已准备好打响这次“争夺历史的战争”。

2012年10月20日，普京签署《关于完善国家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决定在总统办公厅成立社会项目管理局，主管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今后俄罗斯将斥巨资开展各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强化历史传统教育，提高国民认同。为此，普京提出“新爱国主义”的概念，更强调包括沙俄时期在内的俄罗斯的传统道德价值观，敦促学校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文化和道德教育。

2012年12月12日，普京向俄罗斯联邦议会上下两院发表了年度国情咨文。此次普京的国情咨文充满了沉重的历史感和危机感。在咨文开篇普京便开门见山地指出：“单是在20世纪，俄罗斯就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场内战、若干革命，国家两度分崩离析。俄罗斯人的生活也有过数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1世纪之初，我们遭遇了真正的人口及价值观危机。倘若国家不能维持现有人口数量并实现增长；倘若国家失去了发展的方向和理想，无需外敌，俄罗斯将自掘坟墓，躲不过败亡的命运。”普京讲道，评判爱国者的标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常怀尊崇、挚爱之心”。普京提出：为了让民族意识重新觉醒，需要将各个历史时期完整地联系在一起，重新认识这样一个普通的真相——俄罗斯不是始于1917年，也不是1991年，俄罗斯人有共同的延绵千年的历史，依托这个历史，俄罗斯人才有内力，民族发展才有意义。

普京讲道，2012年“俄罗斯历史年”即将结束，但对祖国历史、教育和科学项目的关注不能减弱。普京希望重建的俄罗斯历史协会和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以及俄罗斯地理协会要积极发挥作用。他强调指出：俄罗斯应当保留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俄罗斯数百年以来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个文明国家；俄罗斯应当坚定不移地发展，同时也应该保留自己民族精神的特点，俄罗斯民族不能迷失自己，俄罗斯永远应当是俄罗斯。

2013年2月1日，俄罗斯隆重举行庆祝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70周年活动，普京在讲话中强调俄罗斯坚决反对歪曲二战历史事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允许抹杀那些使世界获得解放的人所建立的功勋。而在此前一天，伏尔加格勒市决定每年的6个二战纪念日期间将城市重新更名为“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

谁有权解释历史，谁就有权阐述现在；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研究者注意到，近年来以普京为首的俄政界高层参与和关心历史教学和中学历史教材问题不是偶然的。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俄罗斯社会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流毒影响甚深，至今俄罗斯社会思想政治分歧仍然严重。受近年来西化和商业化侵袭，俄罗斯学术界、教育界弥漫着浓重的“失败的情绪”，精神涣散，缺乏自信。十年来，严肃史学被边缘化，伪科学和碎片化的“庸俗史学”盛行，社会中不乏各式的“戏说历史”、“歪曲历史”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没能成为俄罗斯民族前进的动力，反而变成了撕裂社会团结的漩涡，变成了沉重的包袱，阻碍着俄罗斯的复兴和进步。

当然，普京成立专门政府机构、拨付巨额财政资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等做法，也遭到俄罗斯内部一些人的诟病。他们批评普京是在延用苏联时期“行政命令式手段”，根本不能有效的教育或感化在信息时代网络条件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另外，一些西化、自由化政治势力在西方支持下仍极力抵制俄官方修史的努力，反对普京在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的做法。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事关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以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俄罗斯高层还有不少摇摆不定、模糊不清和自相矛盾之处。普京的寻根努力以及回归“沙俄历史”倾向也引起境内外的警惕，担心普京的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会不会演变成咄咄逼人的“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可见，俄罗斯国内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冲突，特别是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与反复，还将长期持续下去。俄罗斯何时能够走出“历史迷茫”和“思想政治陷阱”，还需要研究者继续跟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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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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