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剑峰 | 性别差异与医学实践:当代人类学视角中的性别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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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在解剖学和身心二元论基础之上的当代生物医学提出了普适的"身体"概念。生物医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即"没有文化的文化"。对于身体的理解就是这种特定文化的产物。深藏于生物医学中普适身体观之下的是源于父权社会以白人男性为标准身体的文化预设。它牺牲的是人们对性别差异的充分认知。在该特定身体观的影响下，当代生物医学知识体系存在着诸多盲点，而这些盲点又导致了在医疗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危及女性生命健康的行医实践，常常给女性患者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造成严重后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很多医学界的实践者逐渐意识到忽略性别差异对于医疗实践的影响，并开始自觉地对自身进行修补。性别医学的产生正是性别意识在医学界崛起的结果。本文评述80年代以来在科学批判研究领域中有关性别差异的理论对于知识再生产等重要议题的主要理论贡献，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性别医学的产生、机构化和发展进行批判性的解读。

关键词：性别差异；性别医学；知识生产；  医疗实践

谷雨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博士,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 200433)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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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性别医学的产生和影响

1985年，美国NIH首次发布了专门针对女性的健康报告。1991年“女性问题”(women question)第一次在医疗领域中被正式提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一次发表了NIPH主任Bernadine Healy有关Yentl syndrome的研究。NIH 1993年的相关指导原则中就明确规定确保“女性和少数族裔成员以及其亚人群应该包含在所有的以人体为对象的研究中；对于临床试验第三期，确保女性和少数族裔成员及其亚人权必须被包含在内，才能够将干涉的有效性进行分析；不允许将成本作为排除上述团体的理由。”从此，NIH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性别角度引入了其资金支持政策中的医学研究组织，要求所有的研究必须有女性的受试者的加入，并且要求有关性别差异的数据必须予以报告。从此，我们看到了在医学领域中有关性别差异报道的增加，其中包含对女性风险和收益的评估。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性别以及性别角色逐渐成为了社会科学领域内分析与女性相关的社会、机构及结构性的不平等的重要变量，大家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逐渐加强，并意识到如果不彻底改变医疗服务体系的结构性因素，全方位正视并阐述有关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所有的改革都只是徒劳无益。性别视角在联合国和国际卫生组织中成为主流，并迅速波及全世界很多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机构中。2000年，WHO首次给予社会性别以定义“特定的社会中为男性女性指定的，社会建构出的适合的角色、行为、行动和其他特征。”而且明确指出社会性别区别于生物性别。性别角度逐渐被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接受成为制定卫生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2002年，性别医学基于男女生物性的不同的新的健康医疗的研究路径在纽约哥伦比亚特区正式建制；与此同时，欧洲的有关社会性别的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行动策略的产生，要求将性别的角度融入所有相关政策制定，组织，执行和评估的各个阶段中。性别医学，被很多国家的医学院所接受，直接把她融入了医学学生的课程培养方案，比如德国柏林Charite大学设立了性别医学中心(Charite Institute Gender In Medicine)并将性别医学作为医学院学生的常规课程。医学界逐渐达成共识，性别研究是医学学生培养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一定要把研究中获取的可信的有效的信息和结果，通过制度化的培训教授给新生代的临床医学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未来的发展和知识创新能够真正地为所有男性女性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性别医学的出现是医学知识体系发展的重要环节，它标志着生物医学从根本上对身体多样化和差异性的承认。医学人类学家对西方普世的“身体观”的批判由来已久，性别视角和相关理论的引入也拓宽了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并丰富了医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交融。性别视角的引入对医学知识和实践有着哪些贡献和启示？我们如何理解医学领域中的性别差异？我们又当如何批判性地看待性别医学这一崭新医学分支的发展？本文试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对于性别理论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进行解读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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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认知：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

性别医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性别，包括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与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力求在相关科研和临床实践上能够充分地认知，理解并讨论女性以及男性的健康问题。生物性别(sex)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生理性区别；社会性别(gender)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用于描述基于生理性别的不同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角色的期待，以及制度的不平等。很多情况下，生物性别被认为是不变的、普世的；而社会性别则是社会的，情景化的，并基于不同的文化而变化的。当提及生物性别时，人们通常提及男女不同的生殖系统、生殖功能、以及不同的性激素，基因层面上的X和Y染色体等等身体的生物性；而当人们谈及社会性别的时候，通常会指个体的行为，生活方式。这种社会科学领域内流行的对于生物和社会文化的两元认知的实质是为了理解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同”：如何看待这些不同？如何理解不同与不平等的关系？不同是否就构成了不平等存在的合法化基础？等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两者之间的界线并不分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同时社会性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随着事件地点文化的变化而变化。随着认识的加深，这种两元视角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即使在医疗领域内，社会性别和生物性别的区别也并不是截然分离的。医学人类学强调社会性别和生物性别的相互依赖性。一方面，个体的生物性别会通过其特定的行为方式而影响到他或者她的健康，比如一些人认为睾丸素会导致攻击性行为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直接导致其更愿意选择风险，而无视个人健康，从而拒绝接受外界的专业的帮助。相反，女性的就医行为则会有不同。Williams对患有哮喘和糖尿病的在校女中学生患者进行研究时发现，相对于男生，她们会更愿意主动公开自己的病情，并在公共场合实施治疗方案，即使用吸入剂和注射胰岛素。而男性则选择淡化自己的病情，并拒绝公开实施治疗措施，甚至采用有害于健康的其他替代方式，比如做额外的运动来降低血糖水平等等。另一方面，基于社会性别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行为模式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物性从而影响到健康状况。比如，长时间暴露于紧张的状态，污染的环境，和营养不良等生活方式的选择也会导致个体基因层面上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在不同的生物性别的个体上也存在着差异，因为DNA的修复机制受制于性激素的影响。因此这种社会和生物性别的两分法在实践中不是截然分开与泾渭分明的。医学人类学的诸多研究都指出，我们更应当致力于超越这种两分法，同时关注生物性别和社会文化性别，以及他们对男性和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从而真正改善医疗服务和提高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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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习俗

生物医学体系的基础是西方启蒙运动对“科学”的赋权。科学的力量来源于其通过一整套方法论和认知论生产出一系列客观的普世的知识，超越任何文化界限，指导所有的人认识世界和各种不同的生物非生物存在。政治，社会，文化等等诸多因素，在这样的认知体系中被当作杂物杂声在实验室中被过滤掉了，人们逐渐习以为常地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种价值无涉的体系，科学知识的产生不受地域、人种、阶级和性别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不平等不影响科学知识的内容，和通过科学实验证明的真理。性别不平等是属于社会科学，人文研究的领域。但通过女权主义学者的努力，一次次证实了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客观现实”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绝对影响着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科学并非价值中立。

我们不妨首先从历史的纬度切入，看看18世纪的自然分类学，这也是所有医科学生都必修的生物学常识。卡尔·林奈，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奠定了现代生物学命名法的基础。他的二名法是至今生物学界普遍采用的命名法。他对自然界动物的分类更是生物学基础知识。他认为动物分为软体动物、昆虫、鱼类、两栖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这种分类和命名，林奈基本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但是他的创新在于，将后者笔下的四足动物，改为了哺乳动物。和其他几类动物不同的是，哺乳动物是唯一一类以雌性动物的乳房的功能来命名的。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名称更加科学吗？更加普世吗？还是因为林奈本人尊重女性？历史学家Londa Schiebinger所著Nature's Body一书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之上为我们提供了性别理论视角的洞见。林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人放置在自然的体系内，换而言之，人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什么，和其他生物如何关联？西方历史上，女性一致被认为更加接近自然，而哺乳被林奈视为人和动物的连接点，也就是说女性特性更加接近于动物。那么人是如何区别于动物的呢？林奈用了另一个词汇，即Homo Sapiens，智人，是男性的理性特征标志了人和动物的分离。林奈生活在18世纪的欧洲，有很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婴幼儿的高死亡率。林奈认为导致婴幼儿死亡的直接原因和当时流行乳母相关，当时欧洲很多城市的中产以及上流社会的女性都普遍把自己的新生儿交给乳母喂养，而大多数乳母来自乡下贫困的农民家庭。这种社会现象和当时流行的完美的乳房标准相关。在当时的性别政治中，欧洲各国政界面临的问题是女性的社会位置到底在哪里？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女性被用作自由的代表，而此时女性在公共领域中逐渐变为一个忠于职守的母亲，尽管经过大革命时期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巨大变化，女性的合法地位最终被定于非公共领域的家庭中。这个例子展示了科学知识并不是价值无涉的，而是产生于复杂的文化情景之下。正如作者所说，“历史实践能够很明确地显示性别是如何无声地组织着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它能够确定优先的事项并决定研究结果。”

社会规范中对性别的理解和规制对生物医学知识生产的复杂关系不仅仅从历史的角度可以清晰可见，从语言文化的角度分析，也颇具醍醐灌顶的功效。1991年，美国医学人类学家Emily Martin在女权主义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精子和卵子”的文章，她通过自己在医学院长期的实地调查，搜集了美国各个知名大学所使用的医学教科书，并观察纪录医学院课堂讲课实况，并采访了医学院教授，临床医生，医学科研人员，医学院学生，发现大家对性别的文化理解和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都直接反映在医学院的经典教科书中，并作为“真理”、“规律”和“事实”传授给学生，并在医学职业者中被认为是与文化无涉的客观现实。比如我们经常说的生殖过程，就是精子遇到卵子，形成受精卵。而在这个叙事中，教科书中都会使用精子穿透卵子这样的表述方式，“穿透”英语为“penetrate”，Martin指出这是一种沉睡着的隐喻(sleeping metaphor)。这种隐喻直接形塑了人们对生殖过程，精子卵子角色的认知：精子是主动的，活跃的，充满能量的，而卵子是被动的，毫无选择性的，等待精子的穿透。这种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意识正是流行在社会上的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的反映。科学知识体系离不开语言系统的表达，只要有语言，这样的隐喻就无处不在。它们之所以是沉睡的，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性别分析的视角，就很难看出其文化性，而把它们所表达的现象当作是客观事实。

由上可见，性别视角有效地验证了生物医学的文化性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在科学领域中引入性别角度是重要的，因为这种视角让我们时刻警醒，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物医学知识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情境中。它们同样需要文化的视角，进而可以推定现代医学模式应该也一定要向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统一的模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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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视角对于医学实践的重要性

性别视角不仅仅让我们对既有的生物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以及其社会文化属性有了清晰的再认识，在医学界也逐渐被多数医生、学者所认同，即长期以来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的医学是不完整的。它直接影响到临床实践。长期以来，现代生物医学体系默认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的“身体”观，是以白人男性为中心为标准而发展起来的。而和女性相关的部分仅仅局限于生殖医学，临床上也是妇科、产科为主。这种发展，导致我们对女性身体忽略，女性健康就简化为生殖健康，而如上所示，即使是生殖科学的发展中，也隐藏着相当多的社会性别规范，严重阻碍了我们对相关现象的观察、知识的更新、以及医疗资源的分配。

事实上，不同的社会性别之间在生理、行为上都存在着诸多不同，可以说性别的差异存在于人体的每一个细胞中。每一个细胞中的性染色体的存在决定了在细胞的层面上，不同的性染色体的存在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从细胞中对基因表达的调节，到药物在人体内的功效和毒性等等，都会有不同的影响。这些不同进而直接影响到许多疾病的表现，其流行病和病理学分析，以及治疗方法的选择。医疗领域中这些基于生物性的性别差异其实并非新的发现，但是当代医疗体系的设置却让我们很多情况下对这些遗漏熟视无睹，进而阻碍了针对这些不同的有效地更具有针对性的医疗保健措施。而现实中的诸多原因，将女性群体单独作为临床试验的情况还是凤毛麟角。因为普遍认为，这种做法存在一个成本与收益的计算问题，将女性作为临床试验的对象，意味着我们要考虑更多的生物因素，比如荷尔蒙周期，而且这种周期还有可能因为避孕药的使用而变化。因此异质性这一特点使得女性在很多医学研究和临床测试中，从理想的测试样本中被排除出局。本来这种排除异质性样本是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但是在实践中，导致了一些药物对女性健康的伤害，对男性安全的药品对女性却产生了很多副作用，可能危及其健康甚至是胎儿的健康，最终被召回，导致大量资源的浪费，完全有违初衷。

20世纪90年代，当社会性别的视角引入医学领域后，性别意识的提高也让我们对很多疾病的理解有所加深。比如，女性冠状动脉心脏病，历史上，医学界对于心脏病的理解主要是男性疾病，很多防治措施成功地挽救了很多男性患者的生命。但是女性的患病风险却一致被忽视。在很多女权主义学者、医生的呼吁下，女性冠心病的研究日益剧增。大家逐渐意识到，女性相对于男性心脏病患者来讲，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女性在临床上的表现和男性不同，女性通常的表述比较委婉，而且，经常是喘不过气，胸闷，而不是剧烈的疼痛。因为这样的表述，使得很多临床医生否定了心脏病的可能性，从而错过抢救的最佳时机。不仅如此，有研究指出医患的沟通更趋向一种男性气质的商业文化，主要聚焦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女性气质的沟通方式，则是要把具体的症状放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去。所以很多男性医生非常容易将冠心病的女性患者漏诊。这样的临床实践后果就是在男性心脏病人死亡率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女性心脏病的死亡率却逐年上升。在1983年的一部电影的影响下，由于“男性”或“女性”疾病的形象而在异性中错过疹疗的现象被称为“Yentl综合征”。这就意味着在某些时候，为了得到同样的医疗照顾，女性必须伪装成男性就医。相似的因为缺乏对性别差异的理解而导致危害女性的案例还有对降低胆固醇药物(Statines)和阿司匹林预防性治疗药物方案的推广。为了降低冠心病的发病率，美国心脏协会推荐对高风险成年人进行阿司匹林预防性治疗，但是研究阶段，只有20%的受试者是女性。结果当这种预防性治疗方案被普遍采纳之后，人们发现阿司匹林只能降低男性的心肌梗塞的风险，该建议仅仅适用男性，实际上对女性有害，因为使用阿司匹林会增加女性出血事件发生的风险。但因为缺乏性别差异的研究，这项预防方案被医学界广泛推荐。

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同样屏蔽了我们对某些疾病对男性的影响，比如骨质疏松症和抑郁症的研究。20世纪80、90年代，女性的更年期被高度医疗化，而骨质疏松症被认为是更年期综合征的症状之一。更年期医疗化是在世界大的医药公司大量销售激素替代疗法的背景下产生的，激素替代疗法当时被认为是女性绝经引起的所有疾病的预防的最佳方案，包括冠心病和骨质疏松。而20年后WHI研究结果却表明这种激素替代疗法有致癌的风险性。与此同时，事实上科学研究领域就骨质疏松的真正病理生理学原理也并未达成共识。但是，由于社会性别的偏见，时至今日，很多人仍然错误地认为骨质疏松是一种女性特有的疾病，而忽视了男性骨质疏松症的研究。这种做法的隐藏文化预设是男人没有更年期。这种理解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受到挑战，对男性骨质疏松症的研究才正式开始。

近些年来，由于性别差异角度的引入，人们开始注意性别因素的影响。比如诸多临床证据指向不同性别对于癌症的发病率、侵袭性和预后都有影响，但是由于长期对性别差异的忽视，这种重要变量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无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很多医学界学者提出非常有必要对性别差异的每种类型肿瘤的所有已知数据进行系统化和编码，从而辨别这个重要变量对预后及治疗方案的选择和用药的毒性评估的重要影响。临床数据还表明，女性和男性在流行病学和某些肝脏疾病的进展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比如自身免疫疾病、遗传性血色素沉着症、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和慢性丙型肝炎等等。

20世纪80年代，在人文领域中，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对科学的中立性进行反思和重新认知的历史时期，美国提出了性别医学的研究路径，将各种疾病的风险和性别因素相关联。这也是医学在人文科学的影响下，对自己学科的重大发展。如果没有后者提供的性别意识，根本无法想象，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在日常医疗系统中居然没有得到足够的照料，甚至有伤害。也只有性别意识的唤醒，大家开始对现代生物医学体系赖以生存的“白人年轻成年男性身体”的文化预设开始反省。

对于差异的理解，即使是性别理论本身也随着历史的推移有很大发展。源于1970年的妇女健康运动所寻求的是贯穿全球的所有基于共同身份所产生的一种跨地域、跨种族、跨文化的共性，他们侧重女性的共同生命健康体验，希望产生一种姐妹的连接。这和女权主义第一阶段的诉求会相辉映。而90年代女权主义者开始重视女性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性，比如黑人女性相对于白人女性来讲，患有高血压、中风、急性心脏病的风险更大；不仅如此，尽管黑人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比较低，但是致死率却明显高于白人女性。西班牙裔女性相对于非西班牙裔女性得宫颈癌的风险要高两倍之多，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却更容易患有骨质疏松，而骨质疏松在美国被当作一种白人疾病对待。因此，非常缺乏其他族裔女性的相关资料。也正是在这些差异面前，女权主义学者开始反思以往的将女性作为一个身份单位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这样的路径遮蔽了人们对人类的多样化的认知。不仅仅如此，大家还逐渐意识到，种族、族群、阶层等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中经常使用的变量是相互交叉影响的，比如一个亚裔女性的大学教授，和一位亚裔女性的家庭妇女的健康状况都是不一样的。从诸多案例可以看出，性别视角对我们未来针对不同人群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医疗服务不可或缺。传统的“一刀切”的做法必将被针对性更强的医学知识所取代。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是第一步。在医务人员中提高性别意识，增强性别敏感度在很多国家已经被列为医学培养体系的重要目标之一。

综上所述，女性角度的加入，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基于性别而产生的不同与差异，并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渐意识到，种族，族裔，阶层这些因素和性别的交叉而导致的更多身体上的不同，身体再也不是一个脱离本土文化的放置四海皆准的概念，从根本上动摇了生物医学的普世基础。在身体多元化意识的指导下，很多学者开始致力于趋于针对性更强的个体化医疗的研究，分析更多不同的导致疾病的原因，并且将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综合考虑来解决全球面对的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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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理论的应用

女权主义理论的意义绝对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只局限于“批判”。医学人类学家Sarah S. Richardson就记录了当性别批判成为科学实践后，对于基因理论中生物性别决定论模式在90年代后期转型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基因学家普遍认为人的生物性别是由单个“主基因”(master gene)模型决定的，也即一个单基因控制了整个生殖系统器官的发育。不仅如此，他们将Y染色体视为一个触发点来解释两性的形成。在这样的解释模式中，男性决定“性别”，女性是处于一种默认状态。这种性别决定的生物学理论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了女权运动的猛烈抨击，科学界开始废黜这种“主基因”决定性别说，而换之为睾丸和卵巢互动说。因此现在生物学界普遍意识到产生性别差异的原因是一个高度复杂和互动的过程。从单一的“主基因”模式到互动模式的转变不可否认，性别批判理论为科学项目的实施和科学知识的产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

如何将源于性别研究领域中的性别分析和批判理论转化为可以应用于其他科学技术领域内的研究方法？围绕着这一问题，2009年斯坦福大学科学史教授Londa Schiebinger率先发起合作研究项目在科学、医学和工程领域中推行性别创新(gendered innovation)，该项目获得美国和欧盟的联合资助，研究者开展一系列工作坊，共同探索在科学技术医学领域中如何将性别分析作为一种实用的工具提供给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医生。这是一个多国合作项目，其成员包括来自美国和欧盟的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性别研究学者。2013年7月，该项目向欧洲展示其成果，并发表题为“性别创新：性别分析如何贡献于研究”的文章。文章给出了21个应用性别分析的案例，分布于基础科学、信息科学、交通、设计、环境、健康和医学等诸多领域并详细阐述了所谓性别分析的方法和步骤如何应用于研究的设计、实施和检验等阶段，为性别理论在重要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应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性别视角的指引下，医学健康领域内的性别实践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迅速机构化和制度化。性别角度引入医学领域启动了医生职业群体的重新建构，女性健康中心作为当下诸多医学院组成的重要部分得以确立，医学界开始致力于弥补女性健康中生殖医学和其他各个专科之间的空隙，比如20世纪90年代，妇科泌尿学作为新兴的专科弥补了以往妇科和泌尿科之间的断档。而女性健康中心的成立，也进一步为女性寻医问药提供了方便，她们再也不需要同时看两个医生来进行日常的健康检查和咨询，即普内科和妇科医生。但是，这些性别角度的原则在实践中的应用和执行，还是不尽如人意。很多国家在医学研究领域的预算投入上并没体现出对女性问题的重视。在临床实践研究中继续维持有关性别的偏见。临床试验中，对女性的排斥除了因为女性特殊的荷尔蒙周期被视为不稳定的因素之外，大家也存在对副作用的担心，因为女性的身体直接会影响到生育和婴儿。但是这种长期的对女性的排斥的代价也是沉重的，首先，针对同一种药物，有一些女性会显示出非常不同的药效。其次，女性身体发生不良反应的频率较高(通常有1.5—1.7倍)，这些“副作用”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严重的不良反应时间，也阻碍了将女性作为临床试验对象的发展。比如，始终让大家心有余悸的20世纪50、60年代的沙利度胺(Thalidomide)和乙烯雌酚(Hiethylstilbestrol)事件成为阻止女性参与临床试验的原因之一。沙利度胺(Thalidomide)用于预防恶心和减轻孕妇的孕吐。最初医学界认为是安全的，它甚至一度在1960年左右成为德国的一种非处方药。然而，在药物销售后不久的德国，5000至7000名婴儿出生时患有肢体畸形(phocomelia)。这些孩子中只有40%存活下来。统计数据显示，50%有畸形儿童的母亲在怀孕的头三个月服用了沙利度胺。据报道，在整个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有10000例患有phocomelia的婴儿，其中只有50%幸存下来。同样，作为一种抗流产的药物乙烯雌酚，投放市场后，发现其具有致癌性，这尤其是对儿童危害大。这些历史上的事件往往在医学领域中，将女性作为受试者这样的议题，在实行过程中，受到诸多阻力。所以针对女性的临床试验，必须有对不良事件的特殊处理这项措施，这些措施被认为是卫生系统要支付的一项成本，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女性的加入会使成本增加。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排斥女性、女性健康、和研制针对特殊群体的药物的合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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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性别视角的缺乏，使得医学研究领域内长期以来都是以白人男性的身体作为普适的统一的存在。因而导致了相关知识的片面性甚至缺失，并在临床实践中导致无法弥补的损失，女性健康问题长期仅仅局限在生殖健康领域，而忽视了很多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方。80年代在女权主义的推动下，人们的性别意识有了广泛的提高，性别医学也悄然兴起，不仅仅将女权主义理论引入了医疗领域，充分论证了生物、医学知识的文化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更为可贵的是，很多女权主义科学研究者、医学实践者都积极参与到这种文化批判中，扩大女性在科技领域的从业人数，改变对女性不友好甚至歧视的机构设置和工作环境，同时开始积极地尝试将性别理论引入到医学知识的创新过程中，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性别医学的发展，极大补充了以前生物医学知识的不足，不仅改善了女性健康，也对男性健康的相关问题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和发展。性别医学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也面临诸多挑战。可以预期，在卫生全球化和诸多国际健康研究合作的背景下，中国性别医学的提出和发展也将是必然的趋势，因为性别医学不是简单的女性健康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有的医学知识体系和结构，它涉及的是技术创新和知识再生产问题。

性别医学的机构化对提高女性健康和疾病的关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作为人类学家我们也应当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性别医学的初衷如何，它所主张的对“差异”的绝对本质主义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种切入问题的方法将“差异”作为一个有着不变本质核心的存在来对待，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对“差异”的夸大和误解。历史上所谓“种族医学”(racial medicine)的提出也是基于这种所谓的人种生物性的不同，因为二战纳粹的历史，大众对科学界的种族主义十分警觉，这也是当代人类学中探讨的重要命题之一。与之相对，在科学技术领域中，性别意识的缺乏尤显突出。笔者赞同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情景下，性别医学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对医学知识的丰富和完善，它让我们意识到那些以往潜在的男性中心主义下产生的知识盲点和相关文化预设。但是性别理论在90年代之后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崛起，使我们认识到两性的绝对区分是远远不够的，性别、阶级、种族、族群的相互交叉，极大地挑战了以往对女性的狭义理解，不仅如此，生物学家的研究也在一次次地证明人类本身性别二元分类的局限性。因此如何批判地看待在全球范围内日新月异发展的性别医学，如何使其在良性的正常轨道发展都是必须直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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