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君 | 二战后斯大林的德国政策再探讨(1945—1953)——基于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会谈记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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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在如何处理德国问题上的态度存在着某种张力，从而使得苏联在德国政策上的目标不够明确。斯大林起初尝试追求一个统一的、"联合政府"的德国，并希望它成为苏联与西方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但随着冷战的爆发以及"联合政府"政策在东欧的失败，斯大林一方面同意成立民主德国，另一方面却仍然要求把争取德国统一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赞成在东德正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1952年3月10日的"斯大林照会"是苏联力图阻止联邦德国融入西方集团的最后努力，在遭遇失败以后，斯大林最终接受了德国分裂的既成事实，但始终不愿意让苏联承担分裂德国的责任。这些状况间接导致了在他去世之后，苏联最高领导层在德国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关键词：斯大林；德国问题；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德国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葛君,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讲师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冷战时期东、西德对华关系研究（1949—1989）”（项目编号：2018EL002）；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2017年度青年预研究同名项目（项目编号：2017ECNU-YYJ004）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4期
在冷战史研究中，德国问题永远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冷战在欧洲的历史几乎可以被认为是一部解决德国问题的历史。对于战后初期的德国问题，国内学者习惯于将此置于战后大国关系格局这一框架下进行探讨。他们的目光主要聚焦于美、苏两大集团围绕着德国赔偿、对德管制、第一次柏林危机等问题所展开的外交角力。而就苏联本身的德国政策，特别是对斯大林(Stalin)本人在德国问题上的态度及其变化过程的叙述仍略显不足。国外学者在这方面十分热衷于探讨1952年3月10日苏联发出“斯大林照会”的动机。但是，要回答这个短期行为的动机问题，也许首先需要回答一个更长时段的问题——斯大林到底希望德国在战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本文主要基于对斯大林战后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若干次会谈记录的分析，结合其他的相关史料，并将苏联在战后东欧各国所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作为参照，尝试叙述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于德国问题的态度及其变化过程，揭示其中所存在的微妙张力，并试图进一步说明这种张力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间接导致了苏联最高领导层在对德政策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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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对于同盟国来说，它们马上要直接面对如何实施对德占领与管理的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怎样的考虑呢？人们对此往往津津乐道于1945年4月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Djilas)所说的那一番话：“这次战争和过去的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加强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加强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其实是要维持与西方盟国的伙伴关系，以此来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已经获得的政治权益。既然要保持同西方国家，尤其是同美国和英国的友好关系，那么就不能干让对方反感甚至产生敌意的事。而一旦欧洲在战后初期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那苏联与美、英的关系势必变得紧张起来。为了能够与美、英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继续保持合作关系，莫斯科必须减缓在国外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和推行。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所谓“联合政府”的政策。
即便是对处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斯大林仍然履行自己的诺言——在这些国家推行选举制和“联合政府”政策。在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苏联并没有如斯大林对吉拉斯所说的那样，“在那里加强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反而是批评那里的“共产党人的调子太高”，希望他们“不要模仿俄国共产党”，同时认为“建立工人和农民政权”的提法“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而是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提出这些要求都是为了保证苏联与西方拥有稳固的合作基础。
其实在德国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也有异曲同工之处。1945年6月，在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员准备正式返回祖国，重新恢复党的组织活动，为此他们起草了《德国共产党告德国人民书》。6月7日晚，斯大林、莫洛托夫(Molotov)以及季米特洛夫(Dimitrov)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皮克(Pieck)、乌布利希(Ulbricht)等人举行会谈，讨论了这份《告德国人民书》的草案。斯大林提出建议，要求在文中明确声明“让德国走上苏维埃制度的道路是错误的，这条道路不符合德国当前的发展实际”，应当建立一个反法西斯的、议会民主的政权。斯大林还指出，提到苏联的时候不要太热情洋溢，对实行土地改革的建议则特别强调，没收大地主和容克地主土地的措施，不适用于富农。斯大林的这些看法在之后正式发布的文本当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说，斯大林此时对于德国共产党应在未来扮演何种角色的设想与其“联合政府”政策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因此，在1945年6月11日举行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德共旗帜鲜明地反对建立一个“苏维埃的德国”，并且宣布苏维埃道路不符合当前德国的发展条件。德国共产党只想完成1848年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目标是建设一个“反法西斯的议会民主制共和国”，在经济上提出的方针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促进自由贸易和私有企业的积极性”。
从1945年秋天开始，在苏联驻德军管会的支持下，德国共产党发起了谋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合并的政治行动，1946年4月下旬，在苏占区内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过去普遍倾向于认为，德共之所以提出两党合并的计划，是担心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无法获得多数，是为了要让自己的政治力量在苏占区内长期稳定，是为了排除掉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同时赢得选举的胜利和更广泛的支持。但是，如果从同一时期斯大林在其他东欧国家积极推行“联合政府”政策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把两党合并理解成避免德国共产党被“苏维埃化”的举措。比如在确立党的意识形态方面，德国统一社会党宣布只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作为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思想，而只字不提列宁，强调德国要走自己的道路并实现真正的民主。这些表态都是试图与苏联保持距离的表现，也是斯大林在当时所愿意看到的。
在西占区要是有统一社会党就好了。在那里只有德国共产党代表它。群众们读了德国共产党的纲领，而这个纲领一直在否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这会吓跑许多工人。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言，最好在那里有统一社会党。
关于这一点，苏斯洛夫(Suslov)在会谈之前提交给斯大林等领导人的报告中已经被提及，认为“一旦西占区占领当局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那么在西部地区建立统一社会党是适宜的。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的共产党及其27.3万党员将是基本核心。”但是一旦在西占区成功建立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话，势必会引起是否应该允许社会民主党在苏占区存在的问题。对此苏斯洛夫在报告中认为，没有必要在苏占区允许建立新的社会民主党，如果占领当局允许在苏占区建立社会民主党，那么德国统一社会党就要为反对分裂而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
然而斯大林在谈话中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却是出人意料的。当他表示在西占区最好也有统一社会党之后，有与会者提到这必然会引起是否允许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苏占区存在的问题，并认为苏占区已经没有必要允许社会民主党存在。但斯大林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立即插话道：“必须允许它存在。怕什么？应当允许它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批评。对此不需要害怕。你们要进行针锋相对的宣传。”随后他略带责备意味地讲道：“用占领当局禁止的办法什么也得不到。如果没有占领当局你们就不能坚持反对舒马赫，那你们也太软弱了。”
可以认为，斯大林此时在德国问题上所关心的还是如何能够让受苏联支持的政治势力(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全德范围内得到发展。他为此甚至愿意允许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在苏占区恢复存在，可见他此时的政治目标并不仅仅局限在苏占区的范围内，而是希望能在全德范围内有所作为。到1947年7月，斯大林向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再次指出：“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我们必须逐步向前进，不管反对势力有多强大，我们都必须继续下去。只是，我们不能幻想围绕统一的斗争会很快取得胜利。斗争也许会持续5年、6年或者7年。”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正式启动了马歇尔计划，这直接导致了苏联全方位改变了自己的对外政策，冷战开始了。伴随着美苏两大集团对抗局面的形成，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的态度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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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7年春天开始，针对东欧各国的“联合政府”政策已经变得名存实亡，东欧各国共产党出于其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主动采取了破坏“联合政府”的行为。而苏联也开始渐渐对东欧各国共产党采取支持的立场。1947年夏天美国正式启动了马歇尔计划，这使得一些东欧国家发生试图违背苏联旨意的表现，斯大林因此终于决心放弃“联合政府”政策。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目的便在于进一步加强苏联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同时促使东欧各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为共产党成为唯一的执政党打开了通道。到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之后，所谓的“联合政府”在东欧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么，此时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的态度如何呢？根据吉拉斯的回忆，斯大林在1948年初接见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代表团时都曾强调说，德国将保持分裂：“西方国家将把西德成为他们自己的，我们也将使东德成为我们的国家。” 然而，斯大林在3月26日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在这次谈话中，他并没有作出这样的简单明了的表态，他延续自己在1947年年初会谈中的态度，表示希望在西占区的德国共产党与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能够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政党。在他看来，“如果西占区也有个联合的党就好了。摘掉共产党人这块让许多人害怕的招牌是可取的。这会好一些。”“假如西占区的社会民主党内有个什么反对派的话，可以让这个反对派进入联合的党，从而实现联合。”然而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看来，联合是不可能的，因为西方占领当局禁止共产党改名，禁止工人政党联合，甚至禁止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开会。在他们看来，西方就是需要“共产党”这块招牌，通过诋毁共产主义来吓唬群众。对此斯大林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但同时又在此建议在西占区的德国共产党试着学学波兰，宣布自己是工人政党可能是个不错的办法。
可以看到，在苏联开始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控制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际，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在本国执政的情况下，斯大林却还在设想让西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实现某种程度联合。应该说其目的与推动东欧各国的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是有区别的，因为这是由现实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这种联合可以说是为共产党成为唯一的执政党开辟通道。但是在德国西占区，这种联合的构想，以及试图通过改变政党名称的办法，其目的或许只能被理解为缓解西占区社会对苏联的敌对态度，获取更多普通群众的同情与支持。
然而事与愿违，从1948年2月起，西方国家就已经开始表现出绕过苏联自行处理德国问题的倾向，试图把德国西占区纳入马歇尔计划之中，并在西占区组建联邦制国家。对此斯大林似乎已经打算采取行动，在3月26日的会谈中，皮克表示如果能让盟国撤出柏林的话，这会有利于德国统一社会党10月份在柏林的选举结果。斯大林对此简单地表示：“让我们一起努力试试吧，或许可能把它们赶走。” 等到6月24日，苏联开始彻底切断柏林同西占区之间的交通，第一次柏林危机就这样爆发了。
1948年12月18日，正值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紧张时期，斯大林再一次接见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此时德国分裂的总体趋势似乎已经难以挽回，早在1948年5月，苏联占领当局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发出新的指示，认为按照不同的法律将德国分裂为两个部分的新局势已经形成了。在12月的会谈中，斯大林也同样表示：“如果西部成立单独的西德政府，那么你们也只好在柏林成立政府。”而且双方围绕如何组建政权的许多细节问题认真地交换了意见。
但是，斯大林显然不愿意成为分裂德国的肇始者，他认为新成立的民主德国政府还是称为德国临时政府比较合适，“其含义就是说在德国统一之前，这是个临时成立的政府”。并且由于正处在柏林危机时期，斯大林非常注意避免进一步刺激西方的神经。当皮克提出接受德国统一社会党加入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时，斯大林认为还是先稍微等一下，暂时最好不要加入。他同时希望：“德国统一社会党同莫斯科的关系最好能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不能再给敌人提供新的论据。”
这种态度还充分表现在应该如何帮助西占区的德国共产党这个问题上。皮克认为，应该全力帮助在西德地区的共产党，为此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必须同西德的共产党人建立更密切的联系，需要派指导员去西德提供援助。斯大林对此先略带嘲讽地反问道：“保持西占区和东占区共产党人公开的密切联系，这种策略正确吗？”随后他接着说道：
如果德国统一社会党同西德保持公开的大肆宣扬的联系，共产党人就会被认为是俄国的奸细。为了迫使敌人放下这一武器，必须正式禁止德国统一社会党同西占区德共联系。西德的共产党人应该自己大张旗鼓地宣传没有这种联系。
……
帮助是应该的。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提供美元和办报纸张。这一定要秘密地暗中进行，以便使共产党人能够表现自己的独立性。克莱就是要让西德的共产党同东占区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有联系。而指责共产党人是俄国奸细的舒马赫对此也很感兴趣。
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的设想有些矛盾：一方面想要极力避免在西占区的共产党被指责为“俄国人奸细”，不愿意让西方将此作为攻击苏联的借口；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真正放弃对西德共产党的支持，想要让他们通过伪装施展计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说这些建议有些不切实际，但能如实反映出此时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的纠结。
这种纠结也反映在他对于在苏占区实施怎样的经济政策上。战后初期斯大林明确反对德国共产党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政策方面则是突出以私有制为基础，促进自由贸易和私有企业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冷战的爆发和德国分裂变得不可避免，必然大大增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对苏占区实行“苏维埃化”的意愿。
在1948年12月18日的会谈中，皮克就表达出了这样的意愿。他提出，私营批发商业应逐步转归国家，同时把工人总数在50人以上的企业收归国有，努力限制“资本主义分子”。在农业政策方面，必须限制富农。然而斯大林却表示他完全不同意皮克所提出的政策，并认为苏占区在当前阶段不应该采取任何剥夺私营企业的政策，不需要任何直接打击资产阶级分子的强制命令。对资本家全体先不要去碰，因为剥夺的结果会使许多私营企业倒闭，而工人和农民害怕失去工作，在农村也不要去碰那些完成实物税的富农。斯大林毫不讳言地承认这其实是一种机会主义政策，对此他解释道：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机会主义政策呢？因为你们的情况不同于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况。那些国家是共产党掌权。而你们还没有掌权，德国还不是统一国家。
……现在不应该把德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人民民主国家提出的那些问题上，而应该集中到统一德国、和平条约、降低物价、提高工资和改善饮食等问题上。这样才能把全德国团结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所有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此事应该好好议论议论。
此时距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已经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从斯大林对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指示中，可以发现他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倾向，不愿为分裂德国承担责任，仍然强调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德国统一。但是随着西占区很快在西方的支持下制定并通过了《基本法》，在波恩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后，苏联也只好相应地支持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苏占区内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于斯大林来说，这也许并不是他最想看到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或许真的可以说，民主德国是一个“斯大林不想要的孩子”。
3
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1950年5月4日，斯大林又一次接见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这次双方会谈的内容主要聚焦于民主德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以及今后的五年计划。但是在应该如何看待联邦德国前途的问题上，斯大林提出了不同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们的看法。当时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在报告中表示对联邦德国的形势并不乐观，联邦德国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矛盾并不深，都赞同肢解德国，对共产党实施恐怖手段，而联邦德国工人运动在组织上处于分裂状态，因此十分薄弱。
但是斯大林却认为，联邦德国的形势比格罗提渥报告的情况要好，他自信“只要下到基层，走到群众中去，就会发现那里一切都在沸腾。”所以他指责“那些声称不需要斗争的其他政党和组织的领袖们，实际上脱离了人民大众。只要点燃星星之火，一切就会大不一样了。”斯大林建议联邦德国的共产党人加强同普通民众的联系。“可能人民想行动起来，但他们害怕，他们在沉默，而有时，人民这种隐忍不发的沉默比公开的示威还要危险。” 斯大林其实是在告诫德国统一社会党不要满足于在民主德国一隅建立政权，而是要继续重视在联邦德国的斗争。
1950年6月2日，德国统一社会党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在西柏林和西德加强斗争的决议》。这项决议认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的政策和实际工作并没有完全以解决全德的任务为导向，对在柏林的斗争所给予的关注太少，对德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在联邦德国的和平民主力量的支持不够。而在之后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三大”上，决定继续把为争取统一而斗争确定为党的首要任务，克服德国的分裂状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德国。
德国统一社会党为此尝试动用了自己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特别是通过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关系来影响联邦德国社会。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就曾明确表示，民主德国同苏联签订贸易协定对联邦德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而联邦德国一部分大企业家对同东方发展贸易很有兴趣。因此“我们向西德的工业家声明，在拟定我们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协定时，我们同意考虑尽可能地由西德向这些国家供货，其中包括向中国供货” 。正是出于争取德国统一的目的，民主德国在与中国进行1951年度贸易协定谈判的过程中，坚持要求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全部贸易都必须通过民主德国进行，这将有利于其争取在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但这一坚持事实上却使得民主德国在经济上承受了不小的损失。必须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此时为争取统一的斗争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是确实采取了一些不计后果、甚至有损民主德国经济利益的措施。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斯大林对争取德国统一的某种执念。1952年3月10日的“斯大林照会”因此被一些学者看作是一次实现德国统一的“失去的机会”。在这份照会中，苏联政府就对德和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原则草案，其中建议：“德国恢复成为统一的国家。从此结束德国的分裂状态，统一后的德国将成为一个独立、民主、热爱和平的国家。”与此同时“各占领国的一切武装部队必须在和约生效之后撤离德国，最迟不得超过和约生效后一年。同时，外国在德国领土上的一切军事基地也必须全部取消。”“德国保证它自己不加入任何旨在反对任何一个曾以自己的军队参加对德作战的国家的联盟或军事同盟” 。这两项要求的核心目的可以被理解为将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变成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立国家，而苏联在1951年3月召开的巴黎四国副外长会议上就已经提出过此类建议。
苏联甚至有着更进一步的妥协空间，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照会中其实并未提及“中立”这个词，根据当时苏联外长维辛斯基(Vyshinsky)的解释，只要不违背联合国的原则，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全德政府有权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缔结联盟。不能期待统一的德国会成为像瑞士或瑞典那样的军事中立国。斯大林后来也曾向意大利左翼社会党领导人南尼(Nenni)透露：在3月10日苏联政府发出第一封照会的时候，他确实打算为实现德国的统一做出一些牺牲，甚至愿意接受一个“意大利式”的德国——政府亲西方，但拥有一个强大的左派反对党。只要德国的军事地位与对德和约能让苏联接受，那统一就能够实现。
但是西方拒绝了苏联的提议，于是斯大林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几乎彻底打消了任何有关德国重新统一的念头。这反映在斯大林1952年4月初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最后的两次会谈中。如果比较一下斯大林之前的谈话，可以发现这种态度转变是非常明显的。4月1日，在谈到来自西方的威胁时，皮克与乌布利希都表示，民主德国警察的装备十分落后，甚至连自己都不能保护。斯大林对此非常生气，他认为“造成这样的局面，是你们自己的错”，民主德国“完全有权拥有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的警察”，“可以为人民警察生产机枪、步枪、手枪和子弹。有充分的权利。”随后斯大林进一步明确指出，民主德国应该建立自己的军队。而对于之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所进行的赞成德国非军事化、反对任何军队的宣传，斯大林表示：“这曾经是必要的。现在不需要了。”
而在4月7日的会谈当中，斯大林则将自己的看法表达得更为明确：
无论我们就德国问题提出什么建议，西方强国都不会同意，它们反正不会撤出西德。认为会达成妥协或美国人会接受和约草案的想法是错误的。……实际上，西德正在成为独立的国家。你们也应该组织自己的国家。西德和东德之间的分界线应被看作边界，不是看作普通的边界，而是看作危险的边界。需要加强这个边界的守卫。第一道边界守卫线将由德国人驻守，第二道边界守卫线我们派俄国军队。
既然如此，就势必会引出下一个问题：之前民主德国政府关于恢复德国统一问题的立场是否应该进行改变？对此斯大林认为不需要改变，“应该继续不断地宣传德国统一问题。这对教育西德人民具有巨大意义。现在这是你们手中的一个武器，应该一直把这个武器掌握在你们手中。我们也将继续就德国统一问题提出建议，以揭露美国人。” 在这里，斯大林对于德国统一也有了全新的说法，在此之前还是“最为重要的任务”，而如今，争取德国统一的口号已经沦为一种教育联邦德国人民的宣传，一种用来揭露美国人的武器。
而就民主德国是否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斯大林的态度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前所述，斯大林在战后一直不愿意让民主德国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1952年4月7日的会谈中，当乌布利希问：“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民主德国一直说，我们主张建立民主制的德国，没有采取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所需要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我们也从未说过我们正在走向社会主义。”“在德国严重分裂后，我们要不要继续过去这种策略？”斯大林一方面表示，德国同志之前的做法是对的，现在也不需要大肆宣扬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生产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国有企业也是社会主义。因此可以告诉民主德国工人们说，“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这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开始，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是通向社会主义之路。”
虽然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仍然显得有些模棱两可，可实际的情况却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7月8日作出决议，批准民主德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7月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就在柏林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在社会的所有领域内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决议，这标志着民主德国正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其主要内容包括：巩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建立武装力量，促进农业合作化，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限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等。这实际上就是对民主德国正式开始全盘苏维埃化的一次公开宣示。
4
1953年3月5日，仅仅在民主德国正式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7个月之后，斯大林去世了。他的继任者们开始打算改弦更张，转变一些过去既定的国内外政策。但在7个月的时间内，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民主德国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加速农业集体化，大肆投资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生产，这些政策的结果便是导致民主德国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极其匮乏，使得国内社会危机频出，民主德国民众大规模地逃往联邦德国。面对如此恶劣的局面，苏联领导人一致认为，他们需要调整自己的对德政策。5月6日，贝利亚(Beria)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关于民主德国人口外逃的形势报告，并建议制定“能够加强民主德国有关机构工作和阻止人口西逃的措施”。
5月27日，苏联部长会议召开主席团会议，主要讨论了民主德国局势。贝利亚与莫洛托夫就民主德国的未来前途问题出现了分歧。贝利亚认为，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如果德国能统一起来，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统一，对于苏联也就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莫洛托夫则反对放弃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想法。与会者当中除了马林科夫(Malenkov)支持贝利亚外，其他人都支持莫洛托夫的意见 。这次会议的最终成果便是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善民主德国政治形势的措施》的决议，该决议承认“在当前条件下，在民主德国执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并为此提出一系列改善措施。在决议文本中保留“加快”一词便是莫洛托夫的意见占据上风的最好证明。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两人分歧的核心是：到底要不要让民主德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这个问题所蕴含的实质其实是：到底要不要放弃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绝对控制？在贝利亚被逮捕后，指控他是资产阶级叛徒的其中一项罪名就是他主张让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西方让步。但是不能忘记的是，当时支持贝利亚这个意见的人还有马林科夫。
马林科夫的态度从他当时的一份讲话稿中得到体现，这份讲稿是为6月2日同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举行的会谈而准备的。其中首先明确：联共(布)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对于在民主德国执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方针负有责任，并认为应该放弃这一方针。随后他对于民主德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民主德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不能从解决德国统一这个任务中孤立出来，而是要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恢复德国统一，将德国转变为一个和平的、民主的国家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之后马林科夫为如何实现德国统一提出了一条新路径：
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在怎样的基础上能够实现德国的统一？
我们认为，只有在(假设)德国将会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
在当前条件下德国的国家统一是不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即把德国转变成为一个在人民民主形式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只能建立在把德国转变成为一个和平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基础上。苏联已经决定提出建议：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德国的前途问题，即利用经过一定修改的魏玛宪法，把它作为统一的德国宪法模板。什么是魏玛宪法？什么是魏玛共和国？可以说，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典型，它是由德国的统治阶层，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训之后的创造。
如果这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话，那应该承认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在民主德国国内进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对于德国统一来说是一个阻碍，这正在使得德国的分裂状态更加固化。
马林科夫在此提出，德国的统一只有在假设德国将会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这意味着苏联愿意接受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的德国。这样的立场势必会让以乌布利希为代表的一大批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感到失望，他们希望民主德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如今马林科夫的这种看法岂不是在全力奔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开倒车？但是马林科夫给出了非常切合实际的理由：
大量的东德百姓逃到西德去了(大约已经有50万人了！)，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正在全力奔向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内部的灾难。我们被迫严肃地面对真相并且承认，没有苏联军队的存在，现存的民主德国政权是不稳定的。
因此在马林科夫看来，未来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是民主德国继续坚持之前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两个德国继续独立存在，并最终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要么就是放弃之前的错误方针，德国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实现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使其转变成一个和平的、民主的国家。那么到底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似乎已是不言自明的了。无论这个讲话稿是否真的逐字逐句地向来到莫斯科的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做了传达，都充分反映马林科夫在当时与贝利亚的看法完全一致，即为了促使德国恢复统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民主德国政权。可以说这一政策基本上符合斯大林战后一段时期内对德国前途的设想，即一个统一的“联合政府”的德国。
莫洛托夫同贝利亚、马林科夫的核心分歧不在于要不要让德国统一，而是在于为了德国统一应不应该放弃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民主德国政权。斯大林去世后，莫洛托夫重掌外交部，4月28日苏联外交部形成了一份《关于苏联政府在德国问题上的进一步措施》的备忘录，为苏联政府在德国问题方面制定了进一步的方案，其中第一条建议为：
提议由民主德国和西德的议会共同成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临时政府，然而继续保留现存的民主德国和西德的政府，目的是要让德国在一个民主和平的基础上重新统一。
全德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准备执行自由的德国选举，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临时政府应该起草一份全德选举法的草案，以民主德国和西德的选举法为基础，并把魏玛共和国的选举法考虑在内。
苏联外交部在这份备忘录当中提出要争取德国的统一，但是一个前提条件是继续保留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政府。除此之外，这份备忘录还建议进一步加强民主德国的地位，希望提升民主德国在全德内和国际上的威望，加强苏联对德国的影响力。为此甚至提出，将苏联驻民主德国的外交使团升格为使馆。这种政策设计基本符合斯大林在1952年“照会攻势”失败之后对于德国问题的处理态度，即把民主德国视为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并能够听命于苏联的“卫星国”。因此，相比较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更为谨慎小心，他不同意为了德国统一而让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将意味着苏联对民主德国的抛弃。
但无论是贝利亚还是莫洛托夫，苏联最高领导集团都一致认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不应该在民主德国继续推行过于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他们要求民主德国领导人采取一项能够缓和社会矛盾的“新方针”。不过在作出这项决定后不久，民主德国国内就发生了工人罢工、群众游行示威并最终引发社会骚乱的“东柏林事件”，最终使得苏联不得不决定出动驻德部队予以镇压并维持民主德国的社会秩序。之后随着贝利亚的被捕，苏联最高领导层对于民主德国是否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歧也就消失了，再也不会有人建议以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来换取德国的重新统一，因为但凡提出这种方案的人将被立刻视为贝利亚的同党，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和社会主义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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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到底希望德国在战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可能是一个永远无法予以准确回答的问题。不过想要把握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似乎可以试着将斯大林同时期在苏联的东欧势力范围内所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作为观察其对德政策的一个参照。
在战后初期，斯大林所设想的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对苏友好的议会民主制的德国，实质上近似于是一个拥有“联合政府”的德国。即不追求共产党在德国执政，但应当确保德国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至少应当恪守中立，成为西方与苏联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无论是马林科夫还是莫洛托夫，在谈到德国问题时都曾触及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魏玛”，这似乎可以被看作是斯大林规划其德国政策的一个基点。1922年苏联同魏玛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苏德两国从而维持了长达十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苏联领导人眼中，这应当成为战后苏德关系的一个样板。
可是当马歇尔计划出台以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决心放弃在其东欧势力范围内的“联合政府”政策。在德国问题上，斯大林一方面将更大的注意力从原先坚持德国统一并同西方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开始转移到了关注民主德国的内部发展上。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坚持民主德国不同于其他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观点，并拒绝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加入共产党情报局的请求。即便到了1950年，在德国分裂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仍然希望德国统一社会党要为争取德国统一而努力。
当时在苏联外交部负责对德政策工作的法林(Falin)就认为，斯大林其实对于民主德国的经济潜力抱有极大的兴趣，但是这种兴趣必须让位于苏联的区域安全。在斯大林看来，德国和苏联良好的睦邻关系可以解决来自西方的安全威胁，因此他不愿意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出现麻烦，也不愿意为了德国而与西方对抗。但斯大林一如既往地抱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德国人不要被西方三国所利用。这就可以理解1952年在西方三国与联邦德国签订《波恩条约》之前，为什么苏联会发出建议重新恢复德国统一的“斯大林照会”，其目的就是想要尽全力阻止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三国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
在与西方就德国问题进行激烈且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斯大林基本上处于被动反应的状态。只有当西方在德国问题采取的行动之后，苏联才会作出相应的回应，其中是否允许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斯大林手中的一根“金条”。只有当他认定一切都已无法挽回的时候，才会愿意把这根“金条”送给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并向他们宣告：你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不过，斯大林始终不愿意苏联被扣上“分裂德国肇始者”的罪名。即便是到了1952年4月7日，在他已经明确表态联邦德国已成独立国家，德国分裂已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他仍然向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表示应该继续宣传德国统一。这一基本立场使得斯大林的继任者们，无论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还是莫洛托夫，在他去世之后都仍然把德国统一作为对德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目标选项。可关键问题在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苏联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在德国问题上，斯大林就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名机会主义者。他希望能为苏联赢得一个统一、中立、对苏友好的德国，可是要赢得这个令他满意的德国却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苏联有可能将会失去已经获得的对东德地区的绝对控制。在战后初期，斯大林或许还可能愿意在德国问题上放手一搏，即放弃对东德的绝对控制力，从而换取一个统一的、对苏友好抑或中立的德国。可是随着同西方合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对抗却逐步加剧的情况下，斯大林便不再愿意放弃他最后的筹码，而是要把民主德国牢牢地攥在手心里。可是其中的张力便在于他又不愿意立刻转身离去，明确宣布放弃对恢复德国统一的努力。正是这种犹豫不定的状态，影响到了斯大林的继任者们在德国问题上作出了两种不同的打算，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就打算把最后的筹码摆上台面，尝试与西方作最后的谈判与博弈。而以莫洛托夫为代表的其他苏联领导人则仍然打算手握筹码进行观望，直到1955年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之后，他们才最终决定抽身离开，在建立华约组织之后，与民主德国签订了承认其国家地位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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