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家坎代尔(Eric Kandel)曾指出，考察杏仁核与脑岛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无意识与有意识经验如何关联”这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终极难题。①这个问题也同样是当代人文学科中情感研究的关键问题。有意识情感是人脑对感官知觉的主观反应，将感觉转换为喜爱或恐惧等情感观念。然而，在大脑形成情感观念之前，身体往往已经做出了或迎合或逃避的反应，这也就是说，感官信息从脑岛向杏仁核传输之时会经过两条线路，一条快速简易，直接导向身体反应，一条进程稍慢，与意识相通，形成情感观念。因此，身体性情感与观念性情感形成机制不尽相同，需要用不同的术语来进行描绘。这也就是当代人文学科中的情感研究使用“情动”这个术语并将其与“情感”区分的原因。“情动”这个术语对应的英语词汇是affect, 源自拉丁语中的affectus, 基于马苏米等学者对德勒兹和斯宾诺莎理论的重构，“情动”成为无意识、身体性情感的代名词。
不过，人文领域中的情感研究与神经科学、心理学固然有很多关联，但也有其独立性。人文学科中的“无意识”情感不仅是身体对外界刺激的直接反应，也指向身体在文化规训和长期行为模式影响下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非常复杂，很难凝结成清晰的观念，但是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抑郁、创伤应激综合征（尤其是长期缓慢的创伤）等现代人常见征候。这些无意识情感称不上“情动”，但会撕裂人类意识，侵蚀人类社会的肌理，并因其晦暗不明的特质挑战人文研究的观念体系，由此成为情感研究必须反复揣摩的不解之谜。
本栏目中的三篇文章体现了人文学科情感研究的基本取向和理路。金雯的文章追溯情感问题在启蒙时期思想与文学中的轨迹，说明此时欧洲人对情感的理解已然分化，情感一方面是身体传递给心灵的讯息，凸显现代人的完整与独立，一方面是观念无法完全捕捉的具身经验，不断威胁着现代人的主体性。刘旭光与张牧人的文章旨在提出新的情感理论，说明情感不仅是难题，也是答案。正因其幽微深邃，情感不仅可能颠覆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也可以帮助我们再造现代性。刘旭光挑战18世纪奠定的西方主流美学话语，调动中国文学文化资源考掘出一种新的审美情感，即纯粹、无功利的悲伤，以此补充西方描绘审美情感的语汇库，说明消极负面情感也可以具有一种康德所言的“目的性”，印证人类存在方式的意义。同样，张牧人通过梳理塞吉维克的“羞耻”理论说明消极情感的自我愈合力，羞耻总是与社会交往的愉悦相伴相生，会与这种愉悦相互转化，因此羞耻不仅是边缘群体不幸的心理烙印，也推动着他们与其他群体重新建立健全的联系。
这组文章告诉我们，情感研究试图为难以名状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命名，以此论证残缺的主体和社会可以凭借反思自身的破碎性而自我疗愈。情感研究是近年来人文学科发生的建构性批判转向的重要一环，它的任务是勾画头脑与身体之间的幽深地带，破解权力和霸权性话语的情感威慑，重新教会我们做合格的社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