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牧人丨羞耻、修补型阅读与文学情感研究

Original 张牧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收录于合集

文学与情感 ③

羞耻、修补型阅读与文学情感研究

文 / 张牧人

摘要

美国学者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在1993—2003年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开启了西方学界的文学情感研究。结合心理学家西尔文·汤姆金斯的情动理论和迈克尔·弗朗茨·巴奇对自恋的探讨，塞吉维克将羞耻从一种毁灭性的自我体验重构为具有政治生产性的情感。作为一种强烈的具身体验，羞耻不仅有效地质询自我的身份意识，也不断协调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以羞耻为例，塞吉维克进一步推动了情感研究领域关于“不适的政治性”的探讨，关注人际关系而非社会结构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这也与她所倡导的文学批评从“偏执型阅读”到“修补型阅读”的范式转换一脉相承。

关键词

羞耻 ; 修补型阅读 ; 情感研究 ; 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

张牧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目录

一羞耻的基本体验

二羞耻的政治生产性

三羞耻的“修补”潜能

美国学者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1993年发表的文章《酷儿的操演性：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开启了西方学界对以“羞耻”为代表的“消极情感”（negative feelings）的重新审视。约同一时期的公开讲座中，塞吉维克表达了对文学批评事业的担忧，她借用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怀疑的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指出，以“批判”为主导的文学/文化批评实践将我们的生活和经验简化为可预测的二元权力关系，而此套理论话语的体系化和模式化使得学术批评难以真正影响当下现实和社会政治，研究愈发变成书斋里学者们的文字游戏。塞吉维克随后采用“偏执”一词来形容此类围绕“解谜”和“揭露”展开的批评实践，并呼吁文学研究应当更关注如何去“修补”这个“充斥着失去、痛苦和压迫的世界”。另外，修补的对象也包括批评者本人。纵观其学术生涯，塞吉维克始终倡导密切关注研究者个人的情感、欲望和身体经验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相碰撞与塑造。这个开放甚至脆弱的自我使得批评得以施展其操演力：它可以改造批评家及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批评家的学术研究、日常生活与政治实践因而密切交织。

虽然塞吉维克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但她对羞耻的论述充盈着她提出的“修补冲动”（reparative impulse）。羞耻的独特性在于，它区别于以愤怒为代表的他者导向（other-directed）的消极情感，是对自我存在的整体性否定，触发后的首要反应是自我遮掩。因而，为了更有效地干预现实，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者们通常更为关注愤怒在日常生活和政治实践中的角色。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经典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展现了愤怒于女性生存、认知与抵抗的必要性。在《论愤怒：族裔、认知和叙事》中，美国学者苏·J·金（Sue J. Kim）将愤怒视为回应和回击结构性种族问题的关键情感表达。塞吉维克的情感理论亦关注情感的公共与政治维度，她结合美国心理学家西尔文·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的“情动理论”（affect theory）和迈克尔·弗朗茨·巴奇（Michael Franz Basch）关于原初自恋的探讨，将羞耻从一种毁灭性的消极情感体验重塑为具有政治生产性的情感。她的目的不在于以羞耻为线索或症状，对当下现实进行诊断，而是置羞耻“于流通中”(in circulation)，借由羞耻的破坏性来想象、重塑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并以此为基础，探索新的知识生产、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本文既结合相关哲学讨论，阐释羞耻的基本体验及其在伦理生活中的作用，为理解塞吉维克的羞耻观提供学术语境，也对塞吉维克的情感理论加以评论和解读，并经由她对“修补型阅读”的论述探讨在文学研究中引入情感视野的方法和意义。

一 羞耻的基本体验

虽然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们对羞耻的关注在本世纪才集中涌现，哲学领域内对羞耻的探讨却由来已久。作为一种极其私人的情感体验，羞耻不仅在主体性的生成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同样深刻影响着公共生活的伦理实践。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借用偷窥的故事描绘出羞耻的基本体验，即被注视。故事中，一名观看者正透过锁眼偷窥门内的女子，当他听到大厅里传来脚步声时，他忽然感到羞耻。他者的目光令观看者意识到，自己亦是“别人观察和判断着的那个对象”。萨特指出，羞耻所揭露的不是“我”犯下的任何具体的错误，而是我“在我为他而在的那个被贬值、被凝固、从属的存在中认识我自己”，并且，“我需要他人为中介以便是我所是的东西”。在《羞耻与必然性》中，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借由萨特的故事挑战了康德派对羞耻的论断，对后者而言，羞耻涉及的与“面子”相关的价值观念是“他律的（heteronomous）”，因而，由羞耻所主宰的伦理生活是利己主义的。威廉斯认为，引发羞耻的可以是“想象中的他者的目光”，并强调，“在朝向更加一般化的社会羞耻的过程中，想象中的旁观者可以很早出现”。羞耻导向自律（autonomy）而非他律（heteronomy）的关键在于，前瞻性的羞耻可以指导当下的行动：自我可借由对他者的预判改变原先的行为方式，这里的他者并非自我意识的投射，也不必是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代表。对威廉斯而言，“他者可以通过伦理的方式加以确认”，可以“被构想为我会尊重其反应的一个人”。在对羞耻的前瞻性体验中，自我得以内化想象中的他者的道德品性，羞耻被正面表达为“重构或改进自身的尝试”。威廉斯的论述展现了羞耻的变革潜能（transformative potential），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塞吉维克所描述的羞耻的政治生产性不谋而合。

不同于哲学领域对羞耻的长期关注，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羞耻甚少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出现，它一度被认为是罪咎（guilt）的“次要变体”，而后者则被弗洛伊德视为“心理结构中的决断性情感”。从20世纪中叶起，以汤姆金斯为首的心理学家逐渐对羞耻产生了浓烈的研究兴趣，在其1962—1963年间发表的《情动，意象和意识》（Affect Imagery Consciousness）的前两卷中，汤姆金斯提出了区别于驱动系统（drive system）的情动理论，并将羞耻确立为人类最基本的九种情感体验之一。尽管出版之初，汤姆金斯的新达尔文主义学说并未在心理学界引发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末期塞吉维克和亚当·弗兰克（Adam Frank）对他的荐读开启了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的情感研究浪潮，并延续至今。学界对羞耻的重新关注源于羞耻所彰显的激荡于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下的独特的自我体验。尽管现实实践中的特定行为也会触发自我意识，不同于罪咎，羞耻指向尖锐的、无所遁形的自我存在，而非具体的言行举止。如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所言，羞耻“并不取决于自我存在的界限，而是我们的存在本身，取决于它无法与自己决裂”。在羞耻体验中，一个人仿佛“被自己钉住”，渴望“却根本不可能逃脱自己”，“羞耻所揭示的，正是一个暴露自我的个体”。“暴露”（uncover）一词所蕴含的，正是建立在主体间性上的自我意识，只有当个体意识到其他主体的存在时，关于暴露的觉知才可能生发。

二羞耻的政治生产性

尽管塞吉维克对羞耻的关注源自其对酷儿主体性的研究，她的目的并不在于揭露羞耻如何参与构建异性恋正统主义（heteronormativity）。在汤姆金斯情动理论的基础上，塞吉维克开辟了一条区别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研究路径。弗洛伊德曾在《精神分析五讲》中简略地论及羞耻，他将羞耻比喻为“一道抵御不道德的、裸露癖式的性兴奋的大坝”，视羞耻为道德规训的情感力量。塞吉维克对羞耻的论述绕开了精神分析中以修复、愈合和赎罪为主的“去耻化”的叙述话语。实际上，渴望摆脱羞耻的欲望往往会使自我被更强烈的羞耻感所吞噬，因为“羞耻所揭露出的……是一种只有他者才能拥有的关于‘我’的无限知识”，而自我永远无法在与一个想象中的全能他者的缠斗中获取胜利。塞吉维克关注的不是羞耻是否是一种话语建构的结果（即特定的文化产物）、抑或一种原始的本能体验，而是被羞辱的个体的具身体验（embodied experience），以及羞耻对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重构。

在《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阅读西尔文·汤姆金斯》一文中，塞吉维克和她的合著者弗兰克指出，西方文学批评过度倡导反生物本质主义，过分依赖于二元论，将语言建构世界这一论断视若圭臬。诚然，反本质主义认识论的盛行与理论的应用价值密切相关，学界期待用理论为政治与社会变革提供模型，因此，本质主义似乎是其敌人。然而，对情感研究而言，一味地强调情感的建构性也有“本质主义的危险”，因为这种反生物本质主义的认知框架恰恰忽略了不同的情感体验之间的“质的差异”。塞吉维克和弗兰克所倡导的情感研究拥抱某种程度的本质主义，它借助部分生物学知识来探索身体在情感生发与主体（间）性建构中的作用，并采用近乎现象学的方式来观照日常生活的质地（texture）。她们尤为赞赏汤姆金斯的写作语言，认为这种铺陈的、充盈着大量枚举的描述性书写彰显了思想的绵延与富饶，使之始终处于一种动态与势能中，而这与后结构主义根植于压抑和否定的思维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于这点，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展开详细论述）。语言不仅是一种表意手段，它本身的肌理与质地表演着写作者的情感和欲望。塞吉维克深谙其道，首发于1996年《比小说更奇特》（“Queerer than Fiction”）一文修订再版时，她采用了颇具挑衅意味的标题《偏执型阅读和修补型阅读；或，你太偏执了，你大概以为这篇论文与你有关》。塞吉维克的书写交织着佶屈聱牙的理论论述和出人意料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意义的披露与坦诚。在解释论文自选集《触摸情感》略显“固执的形式”时，塞吉维克突然补充道：“是∙的∙是•⁡的•，这是因为我是一个金牛座。” 这是个傲慢的、善于摆布他人又充满爱意的写作者，阅读她的思考是卷入一场认知、心理和情感的风暴，是两个主体间的辨别与抗衡：你不仅要从知识上努力领会这些文字和表达背后的含义（如果你失败了，你应该为此感到羞耻），还要从情感上接受它们的感召，体悟这些文字如何羞辱、启迪又慷慨地滋养着你。这种充满对话意识和主体间性的语言风格本身就是理解羞耻与叙事关系的生动案例。

与他的语言风格相似，汤姆金斯关于情动的理论学说同样激荡着一种富饶感与关联性。依据他对婴儿的观察，汤姆金斯提出，人体内必然有某种预先存在的生物机制来触发啼哭。不同于弗洛伊德的驱动理论（即消极的情感体验源自欲望的压抑或不满足），汤姆金斯所构想的情动是一种非意向性的身体反应，它缺乏施为的对象，是自成目的的（autotelic）：“享受是令人享受的，兴奋是令人兴奋的，恐惧是令人恐惧的，生气是令人生气的。情动是自我确证的，（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指涉。”不同于驱动系统on/off式的二元运作模式，情动系统在关联的状态下运行（即and/and/and），它没有单一的“输出”，“对手段—目的的差异漠不关心”，也因而享有驱动理论所不具备的自由。塞吉维克将此解释为情动系统的“结构潜能”：“情动能够——也确实是——依附于诸事件、人群、想法、感觉、关系、行动、抱负、机构和包括其他情感体验在内的众多事物。因而，一个人可以因愤怒而感到激动，因羞耻而感到恶心，或因愉悦而感到惊喜。”在“时间”和“目标”两个维度，情动展现出驱动所不具备的灵活性和生成性，塞吉维克就此分别给出以下例子：“愤怒既可在几秒内消失也可激发长达数十年的复仇生涯”；“我在聆听一首曲目时感受到的愉悦可能促使我反复聆听它，或者聆听其他曲目，或者学习成为一名作曲家。” 这一理论框架为个体如何面对羞耻这一顽固的情感体验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他/她可以通过各种尝试来反刍羞耻感，借助反思，自我能够部分地代入他者的视角，成为他者，并因此短暂地逃离自我，这也为重新构想自我与他者的关联提供了安全的心理空间。在某些情境下，羞耻甚至可以转化为包括愉悦在内的积极情感体验。

在汤姆金斯的情感关系网络中，羞耻的生发与“兴趣”（interest）或者“喜悦”（joy）密切相关：

像恶心一样，羞耻通常仅在激活了兴趣或者喜悦之后才会开始运转，并抑制其中一个或另一个或两者。羞耻的先天激活剂是兴趣或者快乐的不完全减少。因此，任何阻止进一步探索的障碍（它会部分抑制兴趣或减少愉悦的笑容）将会使当事人羞愧地低下头、垂下眼睛，并进一步减少由于兴奋或喜悦而引起的进一步探索或自我暴露。这样的障碍可能是因为当事人突然被陌生人观看；或是因为当事人希望与另一个人对视或交流，却因对方反应异常而无法如愿；或是当事人期待对方的亲近，对方却忽然变得陌生；或是当事人开始微笑，却发现他在对着一个陌生人微笑。

汤姆金斯将羞耻定义为一种伴随着自我对某人、某物或某事的兴趣而生发的情感，它并不是压抑的产物。羞耻的生产性在于，当它被触发时，之前被部分抑制的兴趣或者喜悦并没有完全消亡。塞吉维克由此指出，当我们感到羞耻时，我们一方面竭力避免与他者交流，一方面又“渴望重构人际桥梁”。确实，日常实践中，快速从羞耻感中剥离的方式通常是与他人重新开启安全有效的互动交流，该体验使得个体能暂时忘却尖锐的自我意识，并从充盈着滋养与关爱的交流中，重新获得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确证。尽管羞耻是一种内部的、私人的情感体验，它同样涉及外部存在，是一种振荡于主体间交互体验的情感，它构成又同时摧毁自我的主体意识。正如丹麦哲学家丹·扎哈维（Dan Zahavi）所言，羞耻彰显的是“我们的关联性”（relationality）和“我们为他者而在”（our-being-for-others）这一事实，这两者在“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形成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扎哈维将自我概念解释为“客体化自我的能力，以及将自我的外貌和外在性（exteriority）视为自我的一部分的能力”。因而，羞耻生发于一种非唯我论（non-solipsistic）的自我意识，并使之强化。羞耻不仅表达为一系列生理反应：当我们感到羞耻时，我们会脸红，低下头，避开与他人的视线接触，希望自己可以立刻消失（这些举动也在向他人传递我们的羞耻感）；它还以一种不容拒绝的方式强迫我们面对和审视自我的存在以及“我”所拥有的社会关系。

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羞耻不仅在主体性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调节着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参与重塑主体间性。客体关系理论将羞耻解释为“失去他人反馈时的反应”，当它出现时，它既表明婴儿处于“社交孤立状态”，又传递出婴儿渴望重获母亲的回应以“从该状态中解脱”的讯号。婴儿对其照料者（即客体）的镜像体验构成其原初自恋。在客体关系语境中，自恋并非某种病理性人格障碍，它描述的是婴儿在对客体尚未有觉知时的全能自我体验。自恋受挫推进生成主体间性，因为个体被迫意识到，客体同为独立存在的主体，而非自我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羞耻作为一个瞬间，一个破坏性的瞬间涌入存在”（Shame floods into being as a moment, a disruptive moment）。然而，羞耻体验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如何促进自我成长，塞吉维克明确反对这种目的论或进步论叙述，这也是汤姆金斯的情动理论的价值之一，它“极其抵制……关于核心自我的发展论式的假设或预设”。塞吉维克以“你不要脸”（shame on you）这一第二人称操演句为例，指出羞耻的生产性在于它可以不断质询、重塑自我。“这个句子中明确动词的缺失记录了‘我’在赋予羞耻时已抹去了自身的存在和能动性”，而“自我消抹的欲望正是羞耻的最显著特征”。该句的英文语法结构使之成为羞耻的现象学表达：一个无形的、第一人称的“我”将羞耻投射到另外一个“延宕的”“难以成形的”、只能“以第二人称出现的‘我’身上”。被羞辱的个体，其主体性“有待构成”（to-be-constituted），也因而存在被反复重塑的可能。无法被彻底消抹的羞耻感被构想为永不枯竭的、促进主体性重构的势能，它启迪思考过去与现在的自我之间的关系，以及体验(experience)与叙述(narration)这两者如何相互影响。同时，羞耻触发的每一次自我与他者的复联（reconnection）都可被视作个体在尝试修补其与这个充斥着危险的（即让我们感到羞耻的）世界的关系，对于深陷羞耻感的个体而言，该情感体验构成强烈的叙事动能。

那么，羞耻如何作用于政治实践？塞吉维克以目睹他人的体验为例，指出“羞耻倾向”（shame-proneness）在调节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潜力：

羞耻最奇怪的特征之一，但也许该特征同时能为政治项目提供最具概念性的影响力，就是糟糕的对待他人的方式，他人糟糕的行事作风，他人的尴尬、耻辱、虚弱、异味或者奇怪的举动，尽管这些看上去和我无关，但假如我是一个有羞耻倾向的人，它们就可以如此轻易地将我淹没，这种体验独特的弥漫性似乎可以用想象中最孤独的方式精确勾勒出我的个人轮廓。

借用羞耻倾向一词，塞吉维克勾勒出一个对他人社交尴尬行为极度敏感与易感的个体，尽管他人不一定为自身感到羞耻。具有羞耻倾向的个体仅通过目击便能卷入他人的体验，展现出强烈的共情能力。这种非自愿的、不自觉的共情体验（involuntary empathy）是极度不适的，因为他人的古怪促使自我去面对其外在性，去体验暴露于众、接受审视的自我。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羞耻同时蕴含着重构连接的诉求，这是一种不再建立在负面性（即围绕压抑与解放展开的叙述话语）而是关联性上的政治行动。塞吉维克借用福柯的“自我呵护”（care of the self）这一概念指出，羞耻指向一种“伦理的可能性”：由共情引发的羞耻体验使我们意识到他者也“需要而且能够引发爱与关怀”，在一个并不满含快乐和滋养的环境中，自我需要积极探索如何获取、甚至提供相关体验。正如奥登的诗句所言：“如果爱不能相等/让我成为爱得更多的人。”

塞吉维克对羞耻的政治生产性的论述引申出一个重要的情感研究议题，即“不适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discomfort）：令人不安的情感体验被构想为重要的变革力量，因为在面对不适时，人的本能反应是要去摆脱它，去改造它得以生成和赖以生存的内外部环境。在此过程中，文学扮演着重要角色，它通过对个体不适体验的再现，来唤起读者的共情回应，鼓励读者将阅读中的情感体验作用于现实世界。然而，这一论断对于美国学者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而言，显得过于乐观。在她看来，情感政治的核心问题在于，它通常借用“个人故事来讲述结构性的影响，但这样做有可能挫败其试图在修辞上表演一个必须在政治上安抚的痛苦场景”。贝兰特质疑情感的政治效价，“因为有关真实感受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true feeling)无法承认痛苦的非普遍性(nonuniversality)”。情感政治的危险性在于，长此以往，“政治不再是一个面向公共性的行为场所，它转而被一个充斥着个人想法、倾向和姿态的世界所取代”。诚然，依托于同情认同(sympathetic identification)的情感动员有可能带来更多的社会压迫与政治失能，因为它建立在一种同质化的群体想象上。另外，同情作为一种面向他人的情感体验(as a feeling for you)涉及隐秘的层级结构，它因而被质疑为服务于同情者而非被同情对象。贝兰特对情感叙事的政治调用的不安恰恰凸显了羞耻的独特性，因为它是主体间识别认同的裂缝，当它出现时，它引发的强烈的具身体验挑战并进一步促进形成自我和社会意识。关注羞耻的具身性而非建构性便是去探索羞耻如何从个体而非群体层面推动与身份相关的质询。羞耻所暗含的对于爱和连接的渴望使之同时得以被转化为其他情感体验。对羞耻的高度易感孕育着行动的可能性，因为行动是赋能的，可以有效回应由羞耻所引发的无能与无助。将羞耻构想为一种永不枯竭的势能的意义也正在此：它指向一种关联性的生存状态，而非具体的社会禁忌，也因而，羞耻体验蕴藏着无尽的重构希望，尽管，“希望常常是一项破碎的、痛苦的体验” 。

三 羞耻的“修补”潜能

塞吉维克对羞耻的构想展现出一种新的认知框架和研究范式，她不再致力于通过知识来揭露、批判旧有体系（旧体系的腐败早已不言自明），而是在承认这个世界是充满压迫的基础上，寻找其他方式来修补并维系自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换言之，关键并不在于借助各种“骄傲运动”（pride activities）或者自助、修复等项目来摆脱羞耻，而是调用种种反思性叙事，置羞耻于流通中，探索它如何生成、挑战自我意识，参与协调人际关系。以羞耻为例，塞吉维克将人际关系而非社会结构构想为政治实践的基础，挑战后结构主义的理论霸权，这也和她所倡导的从“揭露”到“修补”的文学批评范式转换一脉相承，她的情感理论因而具有较为宽广的应用域。

修补一词来自塞吉维克所提出的两种文学研究范式，即“偏执型阅读”（paranoid reading）和“修补型阅读”（reparative reading）。偏执和修补都是重要的精神分析概念。弗洛伊德最初将偏执妄想解释为潜意识里被压抑的同性欲望的投射。拉康将偏执的内涵扩展至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争夺认知和释义的战役”，在他看来，偏执狂的投射趋向蕴含着其“对象征界他者表征能力的不信任”。塞吉维克借用偏执，并以利科的怀疑的阐释学为例，来形容这种积极调用预设、建立在否定性上、充斥着循环论证的批评实践。在利科看来，尽管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分属不同的理论学派，这三位“怀疑派大师”存在共性。对他们而言，“意识的基本范畴是掩饰—显示的关系……是伪装—表达的关系”，因而，在各自的研究中，他们都致力于“使他们辩读的‘有意识’的方法与‘无意识’的编码工作吻合起来”。偏执型读者拒绝轻率地接纳研究对象所提供的表层信息，在阐释实践中，他们首先预设了深层真相的存在，随后通过扫寻并聚焦文本中的相关线索，来反证他们所预期的文本隐含的权力话语、政治立场和无意识的心理。

这种围绕批判与揭露展开的阐释方式赋予了阐释者“一种认知层面的主权意识”，它依托于并进一步强化了“左翼学者对权力的压制性、神秘性和隐蔽性的构想”。文本被预设为体制无意识的同谋者，阐释者是赋予正义的那一方，因而偏执型阅读通常聚焦于边缘或弱势群体，试图通过挑战现有话语体系来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它有力地解构了西方主流社会的性别、族裔与权力话语，极大地推动了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领域在西方学界的发展。然而，当此类批评方式成为文学研究的默认和常规范式时，以怀疑的阐释学和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为代表的偏执型阅读便逐渐失去了西方左翼学者所构想的批评的颠覆与变革潜力，它愈发远离大众，逐渐变成文本与专业读者间互相竞逐的文字游戏，批评的目标也不可阻挡地从“产出新的见解”转变为“表演绝妙的揭露”。同时，因为绝对真相的不可验证性，该游戏提供给读者一种近乎无法枯竭的阐释乐趣，而这种审讯式的、解谜般的研读方式也带来新的困境，“你会不可避免地质疑自己先前启发的阐释”。这个近乎无限的阐释过程蚕食了其他研究路径，对此，塞吉维克形象地描述道：“就好像将水晶浸泡在高度饱和的溶液中，它的无限扩张最终会抹去其他思考方式和思考对象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塞吉维克并不是第一个借用偏执一词来形容怀疑的阐释学这一思想范式的心理和情感维度的学者。早在1992年，加拿大学者琳达·费希尔（Linda Fisher）就发表了题为《怀疑的阐释学与后现代偏执狂：阐释的心理特征》的文章，她指出，“后现代主义所呈现的对任何已知描述、理论、意识状态的不信任与系统性怀疑，和它对一切权威、标准化、整体化以及本质主义的解构”都是对西方思想史中“怀疑的阐释传统”的进一步延续。然而，怀疑并不等同于偏执，前者是一种高赋能的、具有颠覆潜能的质询方式和批评手法，而后者根植于否定性，并不具备怀疑所蕴含的生成潜力。问题在于，盲目的怀疑会导致偏执，后现代主义对绝对主义和本质主义呈现出近乎偏执的害怕与不信任。这种怀疑一切的传统以“不断重复的怀疑轰炸和理性主义的回应推动讨论以一种进步论的、若非目的论的方式向前发展”。尽管费希尔和塞吉维克的研究并无直接交叉，她们却得出相似的结论：由怀疑推动的批评建立在一种线性的、进步论的逻辑结构上，阐释者相信这种质询方式可以帮助他们逐渐逼近预设中的终极意义，这对塞吉维克而言，正是偏执型阅读在某些领域无法发挥生产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作为一种“高度组织化的信息阐释方式”，偏执思维将研究对象中“可能相关的内容快速地分离出来并放大，并将剩余的部分丢弃”。另一方面，偏执型阅读围绕预设展开，它遵循着一种充满“顽固”和“抵抗”色彩的“僵硬”叙事，因而难以孕育出意料之外的阐释。

然而，塞吉维克对偏执型阅读的发难并非为了全盘否认该阐释方式的有效性，她旨在突出偏执型质询只是“众多认知和情感实践中的一种模式”。她以詹明信所说的“始终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为例，指出这种阐释逻辑已变成一种“强制命令”，也因此，在消解权威的同时，它自相矛盾地将自身塑造成另一种权威。对此，塞吉维克借用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梅勒妮·克莱恩（Melanie Klein）的客体关系理论，提出修补型阅读这一概念，进一步探索情感体验与时间逻辑之间的张力如何影响知识的生成与操演。区别于偏执型阅读的情感底色（而这源自偏执群体僵硬的线性时间逻辑），修补型阅读鼓励一种更加灵活、多样的阅读姿态，这与克莱恩笔下的修补冲动所蕴含的复杂的情感机制有关。克莱恩的研究表明，人类原初的爱与恨来自同一客体，即母亲的乳房，婴儿在不同的语境下（是否满足其生存欲望）将它分解为“好的客体”和“坏的客体”。这一分解滋生了婴儿对乳房的害怕与怀疑，克莱恩将这些心理状态的聚结（mental constellation）称作为偏执-分裂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该位置随即会被抑郁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所取代，因为此时婴儿意识到，自己所爱和所恨（并在幻想中摧毁）的竟是同一个客体。修补的冲动在第二个位置产生，也因而，它不仅是爱的产物，同样蕴含着焦虑、悔恨与哀悼，指向了复杂的甚至充满矛盾的客体关系。修补冲动反哺、扩容婴儿的自我认知，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尽管修补也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它对投射（projection）和内摄（introjection）的兼容指向了区别于偏执的线性时间逻辑，对克莱恩而言，“过去在情感上与现在同在”。

克莱恩的客体关系理论所蕴含的情感体验与时间逻辑启发了塞吉维克关于修补型阅读的构想。她将文本与读者的关系类比于母亲（的乳房）与婴儿的关系，并指出，修补型阅读使得愉悦和滋养得以生发，因为修补冲动蕴含着这样一种渴望：“它期待聚集并赋予客体丰富的养分，使得客体能够获取资源，以便反哺早期的自我。” 读者不再以一种照料者的姿态警惕地审视文本，相反，他们回归到了某种婴孩般的天真、渴望与无畏中，尽管他们依然可能为此感到焦虑或者害怕，但这些不安同时伴随着婴儿期的全能幻想，因而不会阻碍行动。在为论文集《小说凝视》撰写的导论中，塞吉维克围绕酷儿阅读（queer reading）勾勒出修补型阅读的相关特征：尽管这些读者是在“为获取和自身有关的重要新闻而阅读”，他们“事先并不知道这些新闻的具体形式”；阅读时，读者对这些新闻的“编码仅持有最不完整的熟悉度，他们甚至不急于饥渴地预设这则新闻将对哪些问题提供答案”。这种“推测的”“迷信的”以及“方法上冒险的”批评实践不再围绕读者的预设展开，因而它会带给读者一些意外，即便不一定是惊喜。但是，修补型读者并不畏惧意外，他们不再执着于征服文本以挖掘出它可能隐匿的信息，转而探讨在我们所处的这个“被损坏的、危险的”世界中，如何“与研究对象建立或重建更能维持下去的关系”。这个过程不再遵循目的论的、进步主义的叙事，它给予读者更多的转变空间，尽管该转变可能带来更多的羞耻与不堪，但修补型读者是汤姆金斯的信徒，他们意识到情感关联式的运作机制，相信当下的情感体验会有转变的可能性，也因而，他们不会受困于此时此地的痛苦，理想状态下，他们拥有不断尝试与改变的精神资源。简言之，修补型阅读不再单一强调文学的诊断作用，不再执着于在个体心理与相关的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环境间做一对一的解码工作，它将注意力转移至对文学的修补与治疗作用的思考，关注个体对情感的具象体验，探索情感在个体和社会转变中的关键角色，并企图以此为基础，开辟出一条不同于后结构主义关于权力与政治的思考路径。

尽管塞吉维克并未对此给出具体示范，她坚定、决断又热诚的论述使得修补型阅读成为当今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学界最激动人心的概念之一，斯蒂芬·贝斯特（Stephen Best）和莎朗·马库斯（Sharon Marcus）所提出的“表层阅读”（surface reading），海瑟·洛芙（Heather Love）的“描述性阅读”（descriptive reading），以及丽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的“后批判阅读”（postcritical reading）都可被视作关于修补型阅读的进一步探索。然而，以上概念的合法性都建立在对偏执型阅读一定程度的简化上，而且，它们依然是纲领性的设想，对于具体的应用实践仍显语焉不详。与此同时，学界对修补型阅读多大程度指向新的批评范式存有诸多争议。克莱尔·海明斯(Clare Hemmings)认为，修补型阅读为我们勾勒了一种新的学术态度而非方法，即如果我们选择“相信社会和文化以外的东西”，且 “不那么执着于实用主义的消极性”（pragmatic negativity），我们有理由“相信奇迹可能出现”。大卫·库尼茨基（David Kurnick）则将当下西方学界的后批判学术浪潮理解为一种阶段性的“学科焦虑”。诚然，在这个令人惶恐不安的时代，谁能抵抗塞吉维克充满爱意的召唤？我们面对修补型阅读时的兴奋、茫然与无助，似乎又反证了塞吉维克先知般的判断：我们对这个滋养着自我的客体充满着矛盾的爱与恨。需要重申的是，本文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演示具体的修补型阅读实践，而是将对羞耻的讨论置于修补这一概念下予以考察，探索文学情感研究的路径。

在塞吉维克看来，偏执型阅读和修补型阅读指向两种不同的情感体验与时间逻辑，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决定了知识的生成与操演。以羞耻为例，将之视为一种主体间特殊的交流方式而非具体的禁忌表征便是置其于一种充满空间想象的震荡中，对后者的关注则构成了塞吉维克所说的偏执型质询。任何尝试谈论、书写、阅读羞耻的举动都使它处于一种充满修补潜能的流通状态，羞耻因而得以持续地作用于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人际关系想象。塞吉维克曾借用介词“此外”(beside)来阐发修补型阅读令人兴奋又不安的无限潜能。在她看来，“此外”区别于“低于”（beneath）和“超越”(beyond)，它抵抗任何关于“起源和终极的隐性叙述”及其所带来的“舒适感”，它“包含一系列渴望、认同、表征、排斥、平行、区分、竞争、倾斜、扭曲、模仿、退缩、吸引、攻击、扭曲以及其他关系”。㊻塞吉维克枚举式的写作表演着修补这一概念所启迪的无穷的欲望和关系想象。透过修补的视野探讨羞耻，是去考察它如何作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涌入并打乱自我与他者的辨别交流，以及它所暗含的爱与复联的诉求如何进一步调节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而这，为我们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探讨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后结构主义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