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夏亚峰丨英文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二十年：回顾、批判与展望

[美]夏亚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冷战史研究

英文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二十年：回顾、批判与展望

文/[美]夏亚峰

摘要：21世纪头二十年来英文世界冷战史研究有三个相关联的特点：冷战研究“去中心化”, 冷战与第三世界成为研究热点；冷战时期欧洲的历史重新受到关注，不少学者在研究欧洲冷战历史进程时，将欧洲放在中心位置进行考察, 而不是把欧洲作为超级大国对抗中的一个客体来对待；有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史研究仍有不少优秀成果发表，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有关冷战和平终结的研究成果。尽管英文世界学者们对于冷战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还难以达成共识, 但是冷战研究将是一个永恒的学术领域，与一战、二战一样作为一个有完整时间段的历史事件为人们所记住并进行研究。

关键词: 冷战史新研究；“去中心化”；冷战与第三世界；欧洲冷战历史研究；冷战和平终结研究

夏亚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美国长岛大学（Long Island University）资深教授

目

录

一冷战研究“去中心化”

二传统冷战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三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

1945年至1991年冷战时期，学者们就已经根据公开的有关资料和新闻报道进行冷战研究，并形成三大学术流派：1950年代的正统学派（Orthodoxy）或称传统学派（Traditionalism）、1960—1970年代的修正学派（Revisionism）、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崛起的后修正学派（Post-revisionism）。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有关冷战的档案文献的陆续公布，著名历史学家约翰·盖迪斯（John L. Gaddis）于1997年提出“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这种研究的特点在于利用多方档案以及“这场冲突所有主要参与者的记录”，从而将冷战作为一个有始有终、首尾完整的事件来重新理解、重新解释。陈兼教授和余伟民教授称其为一种学术新潮流或学术现象，是一种研究方法（approach），但不能算一个学术流派。

本文根据相关英文文献，对21世纪头二十年英文世界冷战史研究的主要学术特征、代表作品和存在问题做一总结归纳和评介。概而言之，笔者认为有三个相关联的特点：冷战研究“去中心化”（De-centering the Cold War），冷战与第三世界成为研究热点；冷战时期欧洲的历史重新受到关注；有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历史仍有不少有分量的成果问世。

一冷战研究“去中心化”

1991年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之外的历史学家提出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的议题，希望不要仅仅从超级大国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冷战史。2000年4月，时任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的文安立（Arne Westad）受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的邀请，做了斯图亚特·贝尓纳特纪念讲座（Stuart L. Bernath Memorial Lecture）。这个讲座系列邀请外交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领军学者，介绍本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动态。文安立在这次演讲中，提出了冷战史研究的三个新范式（paradigm），实为三个最有潜力的研究方向：意识形态、科技、第三世界。这篇演讲稿在《外交史》杂志2000年秋季号正式发表。该期《外交史》同时发表了塔夫茨大学美国外交史教授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讨论冷战史研究方法的文章。史密斯提出了用“近中心分析框架”（Pericentric Framework）研究冷战史的倡议，这标志着冷战研究“去美苏中心”方法的正式问世。他认为，这一分析框架，有利于解决冷战研究中的三个关键问题，即冷战为什么从欧洲延伸到亚洲并演变为全球冷战？冷战为什么在某些时间段如此激烈？冷战为什么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史密斯认为，冷战时期相对小的国家也有自身的利益和倾向，他们的领导人也会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或意识形态的取向来利用和影响超级大国的冷战对抗。因此，从相对小的国家的视角来观察冷战，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冷战的全过程。

2013年，由美国学者穆尼（Jadwig E. Pieper Mooney）和兰扎（Fabio Lanza）共同主编的《去中心化的冷战史：地方和全球变化》（De-centering Cold War History: Local and Global Change）论文集出版。这本书对冷战研究中以超级大国对抗为中心的主流叙述提出挑战，这些学者的分析视角转向地方层面和区域性的冷战经历，着眼全球冷战时期社区层面的历史，讨论的案例包括日本、印度尼西亚、匈牙利、瑞士、安哥拉以及拉丁美洲国家，还涉及美国社区史，揭示了冷战年代普通人与政治精英的互动，这也是文化冷战史研究的成果。将目光转向社会和文化领域显然是“去中心化”冷战史研究又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在2011年《史学集刊》发表的文章中对社会和文化冷战史研究做过介绍，这里就不展开了。

冷战研究“去中心化”就是将冷战时期的中小国家放在显著的位置，从冷战时期发生在中小国家的事件中寻找他们与冷战的直接联结，而不只是关注他们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和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将冷战中的大国美国、苏联和英国的故事放到恰当的位置。这样做需要将冷战冲突与发展和冷战之前的一系列问题如非殖民化、民族国家的形成、阿以冲突、欧洲一体化等命题一起作综合考察，从而修正欧洲中心论的冷战史标准叙述。2020年出版的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吕德量（Lorenz Luthi）教授所著《冷战：亚洲、中东和欧洲》（Cold Wars: Asia, Middle East and Europe）一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是一部冷战史研究的力作。作者将冷战史的叙述从全球性、影响全局的历史性事件转向更加重视地区性、局部性的冷战事件的研究，较好地解释了中小国家在冷战中的作用。具体而言，全书提出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论点：第一，认为全球冷战并不是所有地区冲突的根源。超级大国并不能完全操纵中小国家，冷战时期中小国家常常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而渔翁得利。第二，认为重视冷战时期的地区性冲突的研究有利于将非殖民化与冷战叙述更好地联系起来。越南、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等民族国家形成于冷战之前，对这些地区性冲突进行深刻的历史性研究使得我们对主导1945年之后全球冷战的意识形态根源有更深刻的认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著作认为冷战源于欧洲，作者将亚洲、中东的章节排在欧洲之前。他认为中国冷战对抗的根源可追溯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第三，认为地区性或国家层面的发展对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全球冷战体系产生冲击。1945年，世界是由三个大国控制：美国、苏联和英国。到了1960年代，英国衰落，出现了美苏两个核大国竞争和地区性冷战同时并存的国际体系。第四，认为冷战时期在亚洲、中东和欧洲发生的事件相互影响，在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会影响其他两个地区。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影响是从亚洲到中东再到欧洲。例如，朝鲜战争发生在亚洲，影响到中国、越南、印度、阿拉伯联盟和欧洲。吕德量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新观点。他认为，冷战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就已经结束，1970年代后期冷战在中东已经结束，尽管苏联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但到了1980年代初，美苏在中东应对的主要问题已经与冷战没有太多关系，而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对国际安全的威胁。由于中国脱离了苏联阵营，与美国结成“心照不宣的”联盟，到1980年代初期冷战在亚洲结束。在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困境、苏联卫星国逐渐融入国际经济体制以及西欧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表明冷战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就已经结束。本书涉及的研究领域宽广、资料翔实，特别是有关中东冷战的论述，很有新意。然而，本书的写作还是传统外交史的套路，主要是男性领导人物的故事。除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之外，全书再没有女性的声音。至于边缘人、小人物的声音，则丝毫未曾关照。

（一）冷战与第三世界研究

加强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⑲干涉的研究是文安立倡导的冷战史新研究“去中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也成为过去二十年冷战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文安立在2005年出版了《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时代的形成》（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讲述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是如何影响和改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他们的干涉。由于美苏两个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峙，冷战中的欧洲陷入僵局，取得新突破的空间和机会很少。相反，美苏对抗在第三世界却有可能取得突破，成为美苏两家推广和验证各自遵循的一套政治理论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场所。文安立认为，冷战最重要的方面既不是军事的，也不是战略的，也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而是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相关联的。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实际上代表了冷战最主要的方面和最核心的问题。文安立提出“全球冷战”的概念，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哈佛大学教授、《冷战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主编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给笔者的来信中指出：冷战具有全球影响，但并没有“全球冷战”。“冷战”只出现在欧洲和北美，而东亚、非洲、东南亚、中东、中美洲则是发生了灾难性的热战。文安立提出的“全球冷战”这一概念给冷战研究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尽管如此，文安立这本书是“去中心化”研究方法的一个代表性成果，对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2010年出版的弗杰尼亚大学梅尓文·莱夫勒（Melvyn Leffler）教授和文安立教授共同主编的三卷本《剑桥冷战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是冷战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该著由 20个国家71位冷战史领军学者共同完成，采用国际史的一般写作方法，广泛涉及20世纪的社会史、知识史和经济史，讨论了人口统计学、消费学、妇女和青年、科学和技术、种族和民族等种种问题。然而，这样做的负面影响是冷战研究被庸俗化，冷战无处不在，从政治话题到日常生活，从领导人的决策到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经历，都成了冷战研究的课题。

冷战缘起于美苏争霸，主要指美苏之间的冷战。从1950年代后期起，美、苏、中纷纷将冷战斗争的场所延伸到第三世界。这方面的研究，有两本值得关注的力作。第一，哈佛大学年轻学者杰里米·弗里德曼（Jeremy Friedman）于2015年出版的专著《另一场冷战：中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探讨中苏之间为了争夺影响力和势力范围在第三世界上演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另一场冷战” 。第二，乔治·华盛顿大学裴斗虎（Gregg Brazinsky）教授于2017年出版的专著《赢得第三世界：中美在第三世界的争夺》（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关注的是冷战时期中美两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作者认为，冷战时期中美在第三世界的争斗主要是“地位的竞争”（a competition over status），中国追求在第三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美国要阻止中国达到这一目的。

此外，冷战时期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活动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例如，苏联给印度尼西亚的援助占其“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nonsocialist developing countries）援助经费的1/5，但苏联在与印度尼西亚苏加诺（Sukarno）政府交往中影响力甚微。德国学者朗娜·博登（Ragna Boden）认为，苏联领导集团“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缺乏深思熟虑的计划”，更没有全球的战略意识。又如，西非的几内亚（Guinea）对苏联来说和亚洲的印度尼西亚一样重要，加之几内亚总统杜尓（Ahmed Sekou Toure）与法国共产党联系密切，熟悉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几内亚拒绝采纳法国戴高乐政府的宪法，是非洲法语国家中唯一的例外。当法国决定断绝对几内亚的一切经济援助后，苏联决定提供援助，以显示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团结。然而，苏联人送来的是罐头螃蟹肉和保加利亚的白兰地，没有几内亚急需的拖拉机修理工。到1962年，几内亚与苏联的关系终于恶化，苏联驻几内亚大使被赶走，并被指控从事反对几内亚政府的活动。几内亚开始寻求美国的支持。

2017年，一部完整的冷战通史问世了，“冷战的故事”得以重新全面讲述，这就是文安立的《冷战：一部世界史》（The Cold War: A World History）。作为一部通史性的著作，它以叙述为主，自始至终围绕中心论点展开，这也是该著有别于一般通史著作的一个特点。《冷战：一部世界史》比他2005年出版的《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时代的形成》视野更为宽广，内容更为丰富，包括了东西方的冷战史，也包含了南北方的冷战故事。该著在学术上有几处创新：第一，有较长的时间跨度。文安立将冷战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1890—1917）；初始阶段（1917—1941）；激烈对抗阶段（1941—1971）；衰退与结束阶段（1971—1991）。第二，有广阔的空间视野：冷战影响扩展到全世界五大洲，很多国家牵扯其中并深受其害。尽管美、苏两国对欧洲、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各国的影响是不同的，但多数是负面的。第三，关于冷战输赢有独到的分析：文安立认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结束冷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美国里根政府也愿意与苏联通过谈判来结束冷战。该著还是传统外交史的写法，以国家和上层精英的活动为主，这让区域研究的专家们不太满意。比如，文安立对拉丁美洲冷战历史叙述过于简单，也较为平淡。文安立也承认，拉丁美洲的冷战史、科学技术与冷战发展等课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这显然是该书的薄弱之处。

在2017年9月8日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笔者曾问文安立教授，“您在2005年已经提出‘全球冷战’的概念，为什么这本书的书名不是《冷战：一部全球史》？”他解释说2005年的书写的是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冷战向全球南方（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扩张。但他没有直接回答我为什么不用《冷战：一部全球史》作为书名。笔者认为，文安立已经放弃了“全球冷战”的提法，转向比较传统的写史方法，写了一部冷战世界史。毕竟，冷战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大国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没有“全球冷战”，也就不可能写出一本像样的冷战全球史。

（二）第二世界在第三世界活动的研究

在西方学者的论著中，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而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活动，除了要应对美国、中国的竞争，还要与包括来自苏联阵营的小兄弟古巴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周旋。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领导人着重推动拉美的革命运动，古巴同意这样做，但古巴不仅仅在拉美，在非洲也很活跃。到1970年代，有4000 名古巴士兵参与安哥拉内战，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the Popular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组织一起战斗。其实，古巴对安哥拉的支持早在1967年就开始了，而这一事件到1970年才受到国际关注。古巴为什么要用有限的资源去支持遥远的非洲革命？因为1960年为非洲独立年，有17个非洲国家独立，激进的古巴领导人把自己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先锋，于是决意挺进非洲。对此，古巴领导人不需要苏联人的指导。到1975年，在安哥拉，苏联人倒是服从古巴人的领导，为古巴军人提供运输服务。

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有广泛的经济联系，也有军事援助以及教育援助项目，这也会引出苏联与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例如，印度进口拖拉机，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竞争，结果是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控制了印度的拖拉机市场。联邦德国在1955—1969年间推行哈尔斯坦主义（Hallstein Doctrine），不承认与民主德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苏联除外）。民主德国在世界范围内与联邦德国展开外交争夺战，试图走在联邦德国之前。结果，很多国家同时得到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的援助，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尼日利亚等。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冷战历史的多极化特征。

2016年出版了由美国学者巴比拉克（Patryk Babiracki）教授和杰西尔德（Austin Jersild）教授共同主编的从跨国史的角度研究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世界（第二世界）奉行国际主义的论文集《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世界的国际主义：探讨第二世界》（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Cold War: Exploring the Second World），讨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以及与阵营外国家间的技术转让、思想交流与传播、人员往来，属于冷战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论文集的12位作者通过考察社会主义世界的全球交流的文化方式和社会方式，包括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文学、电影、电视、音乐、建筑、青年节日、文化外交等不同形式，探讨了哪些因素促进了社会主义世界文化繁荣，哪些因素阻碍了社会主义世界文化的传播。2019年出版了一本由三位欧洲学者共同主编的研究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世界全球化的论文集《另类全球化：东欧和后殖民世界》（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s: Eastern Europe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该书探讨的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一个不断国际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第二世界）与二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中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第三世界）的关系和联系，从经济、政治、发展和文化几个方面考察这种联结，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世界国际主义实践的重要方面。主编在导读中批评了视西方资本主义为全球化唯一引擎以及认为1989年之前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对外界不了解、孤立闭塞、与全球发展方向相背离的观点。该书指出，这些观点忽视了所谓边缘地带（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创建全球联结中的自主作用，更忽视了边缘地带之间的联系与他们和西方世界的密切交流同样可以算作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该书对二战后全球化的进程、模式、地域提出新的解读。这两本论文集也是“去中心化”冷战研究的成果。

二传统冷战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在关注冷战研究“去中心化”这一议题的同时，必须注意到传统冷战史研究仍有佳作不断问世，欧洲冷战历史研究重新受到重视，有关冷战和平终结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一）欧洲冷战历史研究重新受到重视

在过去十多年中，有不少学者认为需要重新审视欧洲在冷战中的地位。毕竟，冷战源于欧洲，特别是美苏双方对如何解决欧洲大陆历史性的冲突，包括德国二战后在欧洲的地位等问题各执一词。战后初期，美国对苏联实施的遏制政策，稳住了西欧社会及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使得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模式没有对西欧社会产生影响和冲击。到了1950年代末，苏联希望通过支持第三世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东西方阵营对抗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境况。然而，第三世界的任何一场冲突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东西方冲突的走向。

尽管冷战对抗在1950年代后期逐渐扩展到了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但欧洲在美苏对抗中仍然处于中心地位。只有在欧洲，东西方为了维护脆弱的力量平衡，甚至准备核战争。到了1980年代初期，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对抗有所缓和，而苏东阵营内部危机四起（首先出现在波兰），于是冷战对抗的中心又回归欧洲。只有在欧洲，美苏任何一方的退让都意味着在冷战对抗中的全面失败。到了1980年代后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美国所做的让步和退却，导致冷战以十分不利于苏联战略利益的方式结束。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中、东欧剧变，标志着苏联对这些国家控制的结束、冷战对抗的弱化以及两极对抗的终结。

在传统的冷战史研究著作中，欧洲只是超级大国对抗中的一个客体。在最近十多年出版的著作中，不少学者在研究欧洲冷战历史进程时，将欧洲放在中心位置进行考察。2019年出版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本·斯泰尔（Benn Steil）研究冷战起源的大部头专著。作者不仅使用了美、英、俄、法、德等大国档案，也使用了塞尔维亚和捷克等小国档案。书名为《马歇尔计划：冷战的开始》（The Marshall Plan: Dawn of the Cold War），但作者研究的不只是马歇尔计划，还包括德国分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诞生等与欧洲冷战起源相关联的重大历史事件。斯泰尔不仅讲述美国政要如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凯南（George Kennan）在制定马歇尔计划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西欧领导人如英国首相贝文（Ernest Bevin）、法国领导人比多（Georges Bidault）在推动马歇尔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作者指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的认识比西欧国家的领导人更深刻，他明白：如果马歇尔计划取得成功，将使西欧经济复苏，欧洲将永久分裂为两个对抗的阵营；德国一旦统一，它会倒向西方阵营，绝对不可能是个中立国，这对苏东阵营是十分不利的。斯大林想方设法破坏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反而使得西欧国家领导人认识到，西欧除了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外，还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于是催生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2007年，英国学者帕特里克·赖特（Patrick Wright）出版了研究“铁幕”（Iron Curtain）这一概念的学术专著。众所周知，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宣称一道“铁幕”降临，欧洲大陆一分为二：资本主义的西方和共产主义的东方。赖特的研究指出，丘吉尔并不是第一个使用“铁幕”一词的人。19世纪英国剧院在舞台和观众之间设置金属的安全屏障被称为“铁幕”。一旦舞台上发生火灾，“铁幕”能为观众提供一定的安全保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剧作家、和平主义者弗农·李（Vernon Lee）将“铁幕”一词政治化，称一战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冲突，德国和英国被“巨大的铁幕”分开了。从一战到二战期间，欧洲不少政治人物都使用“铁幕”一词来形容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后欧洲国家出现的巨大分裂和对立。赖特指出，即使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如小布什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仍在使用这个词，“铁幕”成为严重对立与清晰分割的象征。

欧洲学者组织编写的两本论文集，突出冷战后期欧洲再次成为冷战斗争的主战场。其一，由意大利罗马第三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诺迪（Leopoldo Nuti）主编的《欧洲缓和的危机：从赫尔辛基到戈尔巴乔夫（1975—1985）》（ The Crisis of Détente in Europe: From Helsinki to Gorbachev, 1975—1985）一书出版于2009年。该书阐述了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国际体系中欧洲方面的演变，涉及的问题包括：人权；1977—1987年欧洲导弹危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军事方面的革命性变革；经济的发展、停滞及其后果。作者们既重视国际体系演变中的军事因素，又关注常常被忽视的经济因素。利用新发现的档案资料，该书对超级大国主宰国际体系转变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其二，2008年出版了由巴黎第三大学博佐（Frederic Bozo）教授等四位欧洲学者编辑的论文集《欧洲与冷战终结：重新评价》（Europe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 Reappraisal）。该书着重研究欧洲的历史进程和欧洲政治人物在冷战结束过程中的作用，考察了西方阵营的联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东方阵营的波兰和匈牙利，特别是这些国家当时的领导人在冷战终结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书中还分析了欧洲一体化、泛欧思想等欧洲自身的问题与这一进程的关系。这两本论文集都是运用新档案资料研究冷战终结的早期成果，关注一些过去很少研究的课题。

2018年，日内瓦大学克里斯蒂安（Michael Christian）教授等三位学者共同编辑出版了一本研究二战后欧洲国家“计划”编制（planning）的论文集。计划经济是共产党人的理念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然而，需要对社会和经济过程进行规划的理念不限于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国家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到了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讨论更是全球化了。冷战期间，有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涉及了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模式的优劣。事实上，这两种经济社会模式之间也有互补性。这是以往冷战史研究中很少涉及的问题，本书在这方面有所弥补。作者们的研究表明，尽管东西方被“铁幕”隔开，但在如计划经济和规划管理社会方面也有不少交流，双方还竞相把这方面的经验传授给第三世界的国家。此外，书中还对很少研究的科研计划、发展计划以及环境管理计划等作了探讨。

冷战时期欧洲一体化问题的研究备受关注。2007年出版的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勒德洛（N. Piers Ludlow）主编的论文集《欧洲一体化与冷战：新东方政策（1965—1973）》（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Cold War: Ostpolitik, 1965—1973），强调了冷战时期西欧国家在欧洲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指出欧洲的发展不是由超级大国主宰的。勒德洛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要从多边和泛欧的角度，而不是从双边和跨大西洋的视野来考察欧洲在冷战时期的地位。他认为，尽管冷战的重心在1960年代转移到了第三世界，但1960年代对欧洲发展十分重要。本书关注的重点是法国、联邦德国和英国，指出法国戴高乐总统和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总统对东西方关系以及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现状是不满意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是与波恩政府成功的西方政策（Westpolitik）相互连接的，英国最终在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是英国对欧洲一体化和冷战总体战略权衡后的决定。2019年出版了由意大利欧洲大学学院克罗茨（Ulrich Krotz）教授等三位欧洲学者主编的论文集《欧洲的冷战关系：欧洲共同市场的全球角色》（Europe’s Cold War Relations: The EC towards a Global Role），研究主题是冷战时期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Community）对外关系。欧洲共同市场（欧共体）源于1957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初只有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六国），它的职能和权力都很有限，主要是对西欧国家在煤炭、钢铁、核能等共同市场方面作协调。本书中的论文从多个层面来论证欧共体在1957—1992年期间是如何逐步成为世界事务中一员的。虽然欧洲共同市场在冷战期间并没能形成自己清晰的外交政策，但它却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与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关系。论文作者讨论了欧共体在冷战期间与美国、社会主义阵营、地中海国家、中国以及日本的关系，指出只有对欧共体的历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欧盟的相关政策。该书研究了1957年到1992年欧共体的对外关系，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欧共体能成为西欧国际合作和一体化的最关键的机构；欧共体的贸易和发展政策展示了它向世界其他地区显示的实力，并逐渐形成了欧共体的“欧洲特征”。

2019年出版了一本由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马克（James Mark）教授等四位学者共同主编的研究东欧冷战历史的论文集《1989年：东欧全球史》（1989: A Global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这本书最重要的观点是东欧共产党国家早在1989年之前一直是相互连接的世界的塑造者，是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1989年东欧剧变是当地精英对全球化形式的一个选择。作者们将1989年东欧剧变放在全球视野下来考察，强调东欧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巨变中的自主作用，是对“西方赢得冷战胜利”观点的修正。该书利用东欧国家的地方档案以及国际机构的相关文件资料，探讨东欧在1970年代之后逐渐形成的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为特征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该书还考察了东欧在全球转变中与西欧、东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关系。

（二）关于冷战和平终结的研究

当不少学者呼吁冷战研究“去中心化”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安德斯·斯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教授在2012年发表一篇文章，认为冷战研究应该回归它的根源，即是二战后美国为建立国际秩序的一个国家项目，所以应该主要研究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时间限定在1945—1963年之间。著名国际史学者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认为，冷战意味着17世纪确定的威斯特法利亚国际体系的崩溃。美苏两个相互对立的国家，不承认对方领土主权、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合法性。他指出冷战在欧洲和北美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之间正常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谍报取代了正常的外交电报。毫无疑问，冷战史既是美国史又是全球史。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史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将冷战史仅仅作为美国史的一部分，从方法论和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是有问题的。正如莱夫勒教授指出的，冷战的故事越来越有趣和复杂，也会越来越有争议。冷战研究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主导叙事。

在关注“去中心化”冷战研究的同时，笔者也注意到过去二十年由于从尼克松（Richard Nixon）到老布什（George H. W. Bush）政府时期美国档案的解密以及前苏联相关档案的公布，美苏冷战的历史研究也有不少优秀成果发表，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有关冷战和平终结的研究。这是一个广受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关注的课题。十年前，笔者曾发文提及美苏冷战结束是一个广为争论的话题，在冷战结束三十周年之际，从目前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争论主要围绕两个最主要问题：冷战为什么会结束？谁赢得了冷战？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和研究冷战的终结，各抒己见、争论不休。

第一种观点认为冷战的终结与里根政府对苏联施压，搞军备竞赛，迫使苏联让步密不可分，美国赢得了冷战。盖迪斯教授是“里根胜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他极为推崇里根，认为里根有一个和平结束冷战的大战略。他在2005年出版的《冷战：一部新历史》（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中称里根是“美国多年以来少见的机敏能干的政治家”。在2005年修订再版的已成为冷战研究经典著作的《遏制战略》（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一书中，盖迪斯明确提出“里根入主白宫之时就有一套明确的挽救遏制战略的想法”，目的是实现凯南“要么使苏联分裂、要么使苏联逐渐软化下来的政策，而这些想法主要是他自己形成的。” 曾经是盖迪斯教授在耶鲁大学大战略研讨班的学员、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基辛格讲座教授、美国大战略研究学者哈尔·布兰茨（Hal Brands）在2014年出版的研究从杜鲁门到小布什时期美国大战略的专著中指出：“里根的大战略在1982年和1983年出台的总统决策指令中有明确的阐述，目的是充分利用美国对莫斯科的优势，扭转冷战对抗的局势，之后再重新建立新型的超级大国关系。”这个大战略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逐渐发挥作用。文安立也赞同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观点。他在《冷战：一部世界史》结论部分这样写道：“说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我认为确实是这样。说苏联或者说俄国输掉了冷战，而且输得很惨，这也是事实。”

2018年，莱夫勒教授发表一篇文章，认为里根寻求与苏联人对话以便结束冷战，最终使得美国在冷战中胜出。在此过程中，里根的情商比重振美国军备更重要；他在美国国内获得的政治信任和支持比他对外发动的意识形态攻势更重要；他的执着、和蔼比他的疑心更重要。他与戈尔巴乔夫共同寻求结束核军备竞赛以及为避免导致人类毁灭的核战争爆发的努力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在此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发挥了主导作用，里根的作用是次要的。此外，恩格尔（Jeffrey Engel）教授于2017年出版了高度评价老布什在冷战和平终结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专著。他认为1989年里根离任时留给布什的是一个大大改善了的国际环境，布什是里根最合适的接班人。布什的外交成就不仅仅是里根政策的延续，他在美国对苏外交方面有实质性的变化。布什任总统期间，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苏联不复存在。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重大事件，布什冷静低调应对变局，冷战得以和平终结，但这并不是说布什以一己之力结束了冷战。冷战结束归功于里根大手笔、布什的外交才干、戈尔巴乔夫愿意与西方合作多种合力。

第二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本人理念的变化是冷战和平终结最关键的原因。戈尔巴乔夫有人文主义倾向，接受西方理念，厌恶核军备竞赛，希望与西方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这种观点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牛津大学布朗（Archie Brown）教授，他是西方研究苏联问题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在2010年发表的《戈尔巴乔夫革命与冷战终结》一文中，布朗开篇便指出：“戈尔巴乔夫革命是冷战终结最重要原因。”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五年，他从一个共产党的改革家演变为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布朗在2020年又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人的因素：戈尔巴乔夫、里根和撒切尔》（The Human Factor: Gorbachev, Reagan, and Thatcher,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探讨的是戈尔巴乔夫、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代东西方关系特别是冷战结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本书讨论的具体问题包括：戈尔巴乔夫、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等领导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是什么？什么是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人和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所代表的政治体制的代言人和挑战者？他们之间的互动对结束东西方冷战有多重要？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之间的互动对冷战的终结至关重要，撒切尔夫人在此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她是里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灵魂伴侣。1984年，在戈尔巴乔夫正式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前访问英国时，撒切尔夫人就告诉里根，戈尔巴乔夫“是个可以与我们做交易的人”。2018年还出版了著名学者陶布曼（William Taubman）所著戈尔巴乔夫英文传记。在冷战终结这个问题上，陶布曼与布朗观点相似。此外，美国杜克大学西蒙·迈尔斯（Simon Miles）教授 2020年出版的专著《与邪恶帝国接触：华盛顿、莫斯科与冷战终结的开端》（Engaging the Evil Empire: Washington, Moscow,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讨论的是1980—1985年的美苏关系。他关注的是美苏在这五年的秘密接触与沟通。作者利用俄国档案，详细分析苏联领导层关于战略问题的内部讨论，对从苏联的角度理解冷战的终结有一定的贡献。

第三种观点认为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多方面的因素所致，冷战终结也是如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并不否认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等领导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他们认为必须重视研究苏联在1980年代所面临的经济压力，也就是苏联经济已经无法承受与美国军事对抗，这最终导致冷战以有利于美国和西方的方式结束。21世纪初，当大多数学者关注理念（ideas）的变化例如美苏双方对核战争的认识、苏联领导人对西方社会、人权问题等认识的变化与冷战终结的关系时，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两位学者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和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权威期刊《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上发表《实力、全球化与冷战终结：重新评估一个对理念有重大意义的案例》，提出必须对1980年代苏联政策制定者们所面临的物质方面的压力有更完整的认识。这篇文章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两位作者认为，过去的研究只注意到东西方实力变化对苏东集团不利，没有注意到全球生产结构性变化。到19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出现系统性衰退，从此一蹶不振。事实上，从1960—1989年，苏联经济表现在全世界是最糟糕的，导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主要大国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到1980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能力已经无法维持其作为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地位。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便宣称，恢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是保持苏联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第二，根据新出现的资料，两位作者详细考察了苏联相对衰落与冷战最后几年之间的关系，梳理苏联领导人对苏联衰落的认知、新思维以及外交新政策之间的关系。第三，根据最新资料，考察1980年代苏联体制中的保守派（强硬派）官员的作用和态度（这方面过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之后，两位作者在2003年和2007年发表的文章中，进一步完善了他们的观点，指出他们的目的是在从理念变化、领导人作用导致冷战结束的研究框架之外，解释苏联在1980年代后期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是如何迫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在外交政策收缩与维持现状之间做出抉择的。

三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

21世纪头二十年里，英文世界学者们对于冷战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还难以达成共识。例如，什么是冷战？冷战史研究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是最早将美苏之间正在出现的“冷战”定义为“和平不是和平”（peace that is no peace）。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最初使用“冷战”这个概念，是用来批评杜鲁门政府在联合国与苏联谈判控制核能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态度。然而，作为概念的“冷战”发明权来自赫伯特·斯沃普（Herbert B. Swope）。他是一名记者，当时担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的演讲稿撰写人。

文安立现任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是当今国际史坛最有影响力的冷战史专家，是“冷战史新研究”的领军学者。他认为，冷战是一种“国际体系”，与十六七世纪的英国−西班牙两极对抗、11世纪中国宋朝和辽国的两极对抗有类似之处。这种国际体系的特点是两极对抗、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积极动员同盟者参与各个领域的激烈斗争。哈佛大学克莱默教授认为，冷战有三个根本特点：一是发生在二战结束至1980年代末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二是美苏的对抗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色彩，即自由民主与马列主义的理论、制度之争；三是世界分裂为由美苏主导的两大阵营。

在过去十多年中，冷战研究“去中心化”也引发不少争议和批评。其一，有学者指出，“去中心化”冷战研究导致研究方法和概念工具含糊不清。过分强调“去中心化”，强调挖掘新档案，忽视冷战时期冷战史研究成果的价值，得不偿失。其二，一些冷战研究学者，过分强调自己研究的新发现（如所谓“尾巴摇狗”—冷战时期小国、弱国对大国的影响和利用），其实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早已提出这样的说法，已经有很成熟的研究成果。其三，冷战研究的庸俗化问题。早在2000年，马休·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教授就发文指出，不能将冷战时期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用冷战视角来分析，有些研究需要“取下冷战的透镜”。近年来，有学者断定，冷战研究将成为殖民研究（colonial studies）的一个分支领域。

冷战结束以来的三十年，由于多国档案的解密，以“去中心化”为特征的“冷战史新研究”，为很多学者所认同和采纳。他们注重第三世界与冷战的研究，出版了不少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冷战史研究突飞猛进。三十年来，除了美国和英国较早建立的冷战研究机构之外，很多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研究冷战的学术机构，例如中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匈牙利等，形成了阵容强大的冷战研究学者队伍。最近几年，由于新的档案材料的公布减少，国际冷战学术界已经逐渐沉寂，最初的兴奋与激动不复存在。吕德量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冷战史将成为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一部分，自身独立的学术地位将逐渐丧失。”文安立在《冷战：一部世界史》的导读部分曾这样写道：“很可能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降低冷战的重要性。”也许可以说，2005年出版的《冷战：一部新历史》，是盖迪斯教授对传统冷战史学研究的总结。2017年，文安立的《冷战：一部世界史》，是对21世纪以来冷战研究新方法、新领域的全面概括。这是在冷战研究的重要性或将被弱化之前，文安立试图为冷战研究做出的总结。

笔者认为，冷战将与一战、二战一样作为一个有完整时间段的历史事件为人们所记住并进行研究。冷战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全球影响的历史事件。冷战与欧洲殖民帝国的解体同时进行，冷战与非殖民化相互影响，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基础。冷战也标志着核时代的降临，深刻影响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例如两极稳定性的理论。1991年之后，人们常常说是“后冷战时代”，这也标志着冷战研究将是一个永恒的学术领域。由于多国档案的实际存在以及不少掌握多种语言的学者加入了研究队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以“去中心化”为特征的“冷战史新研究”会有更多的佳作发表。与此同时，仍会有不少学者在美苏冷战历史研究的领域继续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