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夫, 王欧丨“疏离型”代际关系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结构转型——以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为例

新型农民工问题研究

“疏离型”代际关系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结构转型

——以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为例

文 / 王天夫, 王欧

摘要

现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父母之间的资源与情感联系紧密。通过沿海工业区与内地农民工输出地的城乡追踪调查，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龄单身男工群体与父母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资源断裂、情感疏离的代际关系。这一关系的建立经历了三个时期：打工生涯早期的代际相对独立，成婚困难时期的代际冲突，成婚无望之后的资源与情感的交流停滞与关系疏离。这种代际关系的背后，是家庭化困境导致的代际间家庭目标的错位、家庭合作事务的缺乏、工作与生活空间的隔离，以及由此产生的代际纽带的断裂。这种代际关系显示了，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结构转型具有多重面相与多元路径。而大龄单身男工成为了一种脱离家庭合作的个体家庭，也成为了潜在的城市新困境群体。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 大龄单身男工 ; 代际关系 ; 家庭结构 ; 新困境群体

作者简介

王天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欧，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目

录

一 引言

二 文献回顾与分析思路

三 数据与方法

四 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

的代际关系与家庭结构

五 总结和讨论

一 引言

年轻夫妻与父母的紧密关系是中国家庭结构的重要特点。在传统中国，代际间紧密的纵向联系被儒家化的法律、家族主义意识形态、家长制的经济基础等多重力量维护，使大家庭成为彼时最重要的家庭结构形态。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国之后，在集体化和市场化等力量的冲击下，传统代际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和改造，夫妇家庭涌现并成为主导性的家庭结构。改革开放早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务工，代际联系减弱和夫妇家庭独立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强化。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世界工厂”舞台并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大量研究发现，这代青年工人与父母的代际联系正在加强，代际资源普遍向子代流动，家庭事务联系也不断增多。对于该代际关系的兴起，现有研究通常归因于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的要求、子代城市化的需要以及家庭代际责任伦理的变迁等。

但代际关系的紧密联系，建立在子代能够顺利实现家庭化的基础之上。因为无论是该代际联系的实际内容（如为子代结婚成家准备条件或隔代抚养后辈等），还是推动代际关系建构的动力（如家庭再生产或城市化需求等），都以子代能够顺利结婚成家和生养子女为根本前提。然而，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大龄单身男工群体，他们与父母的代际关系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显然，由于建构代际关系的前提条件存在根本差异，与现有研究密切关注的新生代已婚群体相比，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的代际关系模式将具有不同特点，也会对家庭结构转型产生不同影响。

本文以笔者在沿海工业区和内地农民工输出地的城乡追踪调查为基础，考察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的代际关系建构过程，揭示塑造该代际关系模式的原因和机制，并探讨其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结构转型的影响。下文首先回顾相关文献并提出本文的分析思路；接着利用城乡追踪调查收集的资料，详细呈现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代际关系的建构过程和机制；最后讨论不同的代际关系建构模式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结构转型的深刻影响。

二 文献回顾与分析思路

（一） 代际关系建构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结构转型

大量研究发现，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更高的城市化期望、更频繁的换工频率、更都市化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以及更激进的权利诉求和抗争行动。当他们逐渐进入婚龄，结婚成家、子女抚育、夫妻关系以及代际关系等事务开始成为研究议题。其中，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母的代际关系对家庭结构转型与城市化有着重要影响作用，从而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概括来看，现有研究勾勒出一条新生代农民工代际关系的演进脉络，即与“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出村但返乡”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力图“离土、出村、不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与父母一辈建构出资源下行、情感紧密的代际关系。许多研究指出，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下，为了实现结婚成家、子女抚育、城市化等家庭目标，父母一辈承担了大量子代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负担，以各种途径向子代输送资源，代际天平不断向子代倾斜。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似乎并不像早期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工具理性化和主动疏离与父母的情感联系。相反，一些追踪研究指出，由于子女长期留守、代际间共享支持后代发展的家庭目标以及女工在家庭养老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新生代农民工与父母一辈的家庭事务联系不断加深，情感联系则有加强的趋势。

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下子代结婚成家的负担、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困境、年轻一代城市化的目标和压力、家庭代际责任伦理的转变等因素，是促成上述代际关系出现的重要原因。其中，近年来农民工输出地子代结婚成家的成本不断攀升，彩礼、住房等要求成为父母一辈的代际责任；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下，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仍然无法在打工地完成幼儿抚育、子女教育等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任务，而必须依赖父母一辈长期的隔代抚育；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取向却不断加强，亲代辅助式城镇化已成为子代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而家庭代际责任伦理从“抚育−赡养”的互惠反馈模式向子代优先发展的观念转变，则是推动代际关系转型的另一项重要力量。在这些力量的推动下，资源下行、情感密切的代际关系得以出现和定型。

不少研究进一步指出，代际关系建构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结构转型的关键影响。例如，已有研究敏锐发现，资源下行、情感紧密的代际关系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父母的“不分家现象”；另有研究提出，一种新的家庭结构类型—“新三代家庭”已经出现；还有研究强调，晚近以来代际关系的发展已经为“代际亲密关系的确立铺平了道路”。一些研究还据此批评西方的家庭变迁理论，强调本土文化因素在代际联系和家庭结构联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现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父母发展出了资源下行、情感紧密的代际关系，这一代际关系模式有利于新型直系家庭的延续和发展。

（二） 家庭化困境与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代际关系

然而，现有研究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内部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大量研究显示，32岁及以上的80后大龄单身男工不仅数量庞大，还将持续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婚姻市场挤压。例如，已有研究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估计，从2012年开始，1983年以来出生的“剩余男性”（surplus males）每年将以131万的速度增长，2028年将达到3000万，2043年将攀升至4114万的峰值水平。与此同时，另有研究根据多种官方统计数据估计，从1980到2010年，“消失女孩”（missing girls）的总量超过2000万，到2017年将达到3000万。不仅如此，众多研究显示，多数农民工输出省份，特别是该地的农村地区，出生男女性别比长期处于“重度失常”状态。在此背景下，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正在并且还将持续面临严重的婚姻挤压，很大一部分将终身难以结婚成家。

显然，与新生代已婚农民工相比，家庭化困境（即难以结婚成家和生养子女）让大龄单身男工具有极为不同的与父母建构代际联系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家庭化困境不仅让大龄单身男工无法在结婚成家环节与父母进行代际合作，还使他们缺乏家庭劳动力再生产负担和其他家庭发展目标，并让他们置身于独特的城市经济与生活空间之中，因而可能削减并瓦解代际关联纽带，导致同新生代已婚工人极为不同的代际关系建构模式。

因此，我们需要将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这一重要群体带入研究视野，考察家庭化困境对其代际关系建构的影响，探讨该独特的代际关系建构模式与农民工家庭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

（三） 本文的分析思路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由于家庭化状况的根本差异（即能否结婚成家和生养子女），新生代已婚工人和大龄单身男工，在与父母一辈建构代际关系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逻辑起点和机制，进而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家庭结构转型产生不同影响。

具体而言，与现有研究已揭示的新生代已婚工人的代际关系建构逻辑不同，大龄单身男工由于难以结婚成家和生养子女，不能发展出与父母类似的家庭延续与发展目标；与此同时，大龄单身男工的家庭化困境让他们缺乏家庭劳动力再生产负担（如子女抚育）和家庭延续与发展任务（如为了子女发展准备条件），导致代际之间缺乏家庭合作事项；家庭化困境还使他们无法也没有意愿为了家庭延续和发展努力工作和节俭消费，进而在工作和生活空间上持续远离父母一辈。这些机制过程将在资源流向、情感关系等层面建构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的独特的代际关系，从而形成与新生代已婚工人不同的代际关系模式和家庭结构。

图1用更具象化的方式表述了本文的分析思路，即面对共同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和婚姻市场挤压，不同城市化处境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家庭化状况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家庭发展目标、家庭合作事务和工作与生活空间，从而在代际资源流向和情感联系等层面建构不同的代际关系，进而形成不同的家庭结构类型。

图 1   本文的分析思路：家庭化状况、代际关系重构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结构转型

三 城乡追踪调查与资料概况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笔者2016至2018年的城乡追踪调查，调查点包括一个内地农民工输出地（即桂西山内村）和一个沿海工业区（即深圳J工业区），重点调查对象包括8位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和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家庭（见表1）。

（一） 城乡追踪调查过程

1 从农民工输出地到沿海工业区（2016）

2016年7月，笔者为了收集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结构资料初次来到桂西山内村。调查期间，当地村民在诸多场合向笔者谈及“光棍汉”（即村中的大龄单身男性）话题，吸引笔者关注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现象。随后的调查发现，该村存在大量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比例高达每5户有1位32岁及以上的难以结婚成家的新生代男工。为了解这一群体在外打工的工作与生活，笔者对大龄单身男工的父母、部分兄弟和邻居进行了深度访谈。期间，笔者发现，许多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非常疏远，其中有几位甚至多年不返乡过年，平时也几乎不与父母联系。

由于该村几乎所有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常年在外打工，在结束了该期村庄调查工作之后，笔者于该年8月跟随一位返乡看望留守子女的新生代男工，前往深圳J工业区进行追踪调查。期间利用老乡网络和同事关系，在深圳J工业区及附近地区访谈了多位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其中4位来自桂西山内村），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特别收集了他们与父母的关系资料。

2 从沿海工业区到内地农民工输出地（2018）

由于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分散在沿海各城市打工，为了追踪到更多的研究个案，笔者在2018年春节期间再次来到桂西山内村，利用农民工春节返乡的便利，对返乡过年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进行追踪调查。期间，笔者以老一辈父母及其子女的直系家庭为单位，系统访谈了8位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其中4位为重访）以及他们的父母及兄弟，并对大龄单身男工春节期间在家乡的主要活动（如参与酒席、赌博等）进行了参与式观察。

该次调查期间，笔者以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家庭化困境出现之前、之时和之后为时间脉络，从亲代与子代的家庭合作事务、资源流向、情感关系等代际关系维度系统收集资料，并注重和新生代已婚农民工（尤其是大龄单身男工的已婚兄弟）进行比较，力图以详细的资料呈现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的代际关系建构过程。

（二） 资料概况

本文的调查点山内村地处广西与贵州交界处，离县城50多公里，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在珠三角城市和省内的北海等地务工，是典型的内地农民工输出地村庄。调查点J工业区位处深圳与东莞交界地带，工厂林立，园区、道路多以主要工厂的名字命名，是珠三角典型的农民工打工地。

表1概述了笔者重点调查的8位山内村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及其父母和兄弟的基本情况。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大龄单身男工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多数在2000年前后即已外出务工，务工地以沿海城市为主。截止到2018年调查结束时，这些大龄单身男工均已超过32岁，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婚姻挤压，其中的大部分将不得不面对终身难以结婚成家的命运。这些大龄单身男工的父母多数年龄偏大，无法再为他们的结婚成家提供更多支持。与此同时，他们均有已结婚成家的兄弟，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早期务工经历与已婚兄弟并无根本差异，但他们多数没有建房，并与父母建构出不同的代际关系。下文将利用上述经验材料来详细呈现代际关系的建构过程及其对家庭结构转型的影响。

四 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代际关系与家庭结构

（一） “疏离型”代际关系及其建构过程

笔者发现，与现有研究呈现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关系模式截然不同，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建构出一种新型的“疏离型”代际关系。这一代际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代际间合作完成的家庭事务很少、代际资源交换趋于停滞以及代际情感联系趋于疏离。对生活史资料的深入分析还表明，这一新型代际关系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打工生涯早期的代际相对独立、成婚困难时期的代际冲突以及成婚无望之后的资源和情感的交换停滞和关系疏离。

1 打工生涯早期：代际独立

受本世纪初村庄打工潮的影响，桂西山内村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与同龄人一样，绝大多数一离开学校便外出打工，少数人经历了短暂的农业劳动后随即外出。这些青年工人最初由老乡或亲属介绍，进入沿海城市工业区的工厂，开启了早期的打工生涯。随着在外打工时间的延长，他们逐渐脱离老乡和亲属关系对工作机会的限制，开始依赖自身和工厂同事找到新的工作。工厂工作从多个方面重构了青年工人与农村父母之间的关系：

首先，工厂工作提供了一份独立的经济收入，让青年工人脱离了对农村父母的经济依赖。笔者发现，本世纪初的工厂工作尽管十分辛苦且收入微薄，㉕但对青年工人而言，他们此时多数不必承担任何家庭负担，工资完全由他们自由支配，他们借此几乎获得了完全的经济独立性。

其次，工厂工作在为青年工人提供独立经济收入的同时，还在工业区开启了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后者让他们逐渐远离农村父母旧有的生活方式。在工业区，笔者看到，工人走出工厂便踏入周边的“都市消费空间”。工厂周边的商业街和城中村聚集了调动青年工人消费欲望的各种小店，包括餐馆、烧烤店、超市、美发店、服装店、网吧、台球厅、KTV、溜冰场、小旅馆等一应俱全的消费和生活场所。具有经济独立性的新生代农民工沉浸其中，在打工地的消费支出通常占据了工资的主要份额，让一部分青年工人鲜有积蓄。更重要的是，在独立的经济能力和都市消费空间的推动下，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发展出一种有别于农村父母的生活方式，即突破家庭血缘和同乡纽带，与同事、朋友共同消费和娱乐，建构“丰富多彩的打工生活”。大龄单身男工小国告诉笔者：

那时候一发工资就在寝室喊，去这里喝酒，去那里溜冰……这次你请我，下次我请他……反正打工很好玩，农村没啥可搞的……

再次，由于本世纪初交通和通信的阻隔，以及城市打工生活的吸引，青年工人与农村父母联系的机会较少，亲子情感日益趋于独立。本世纪初，从山内村到沿海工业区打工通常要坐十多个小时的大巴车，车费高达数百元，人流却异常拥挤。在这样的交通条件下，工资微薄的青年工人多数只在春节期间返乡，许多大龄单身男工在打工生涯早期皆有不返乡过年的经历。与此同时，彼时的通信联系主要依靠公用电话和书信，昂贵的话费和漫长的邮路降低了青年工人与父母一辈联系的频率。

最后，在大龄单身男工打工生涯早期，由于通常没有代际合作的家庭事务，导致缺乏代际联系的纽带。一方面，彼时的青年工人尚未面临结婚成家问题，也缺乏由家庭化带来的一系列家庭延续和发展负担，无需寻求父母一辈的代际帮助；另一方面，当时青年工人的父母尚处于年富力强时期，在供养家庭和让家庭发展方面也并不迫切地要求年轻子代提供帮助。在此背景下，没有普遍而繁多的家庭事务将青年工人与农村父母捆绑起来，没有力量可以抑制代际独立发展的趋势。

因此，在大龄单身男工的打工生涯早期，工厂工作提供的工资让子代获得了经济独立，工业区的消费和生活空间让其发展出与农村父母极为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彼时交通和通信的阻隔则阻碍了代际联系的频率，再加上家庭代际合作事务的缺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代际关系。

2 成婚困难时期：代际冲突

随着打工生涯的展开和持续，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逐渐进入成婚困难时期，他们与父母的代际关系从相对独立演变为多层面的代际冲突。

在山内村，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成婚困难时期通常从27−28岁延伸到30岁出头。在此期间，父母和大龄单身男工各自从不同的方面激起代际冲突。一方面，面对子代的成婚困境，父母通常从对子代的多方面、多途径帮助发展为严厉的施压甚至苛责，为代际冲突铺就了条件。如上文的表1所示，山内村大龄单身男工的父母一般都有多个子女，但他们仍然尽力为各个子女的结婚成家准备条件。当子女面临成婚困难时，父母不仅动员亲属、同乡、婚姻市场中的媒人等社会资源，力图为子代实现家庭化牵线搭桥。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断向子代提出结婚成家要求，甚至在各种场合不断向子代施压，一再提醒并试图迫使后者将结婚成家作为生活的重心和目标。在访谈大龄单身男工的父母时，笔者问及子代成婚困难时期代际间电话沟通最多的内容，小圣的父亲颇为激动地对笔者说：

就是要他（想办法）得老婆，不得老婆人家不喊你“光棍汉”？……（跟小圣）打电话就说，钱不要乱花，要得老婆，要带老婆回来……说多了，他也烦，他也不听你，你也没办法，还要说！

2018年春节期间，笔者再次来到山内村展开追踪调查，期间专门观察了老一辈父母与成婚困难时期的单身男工的互动。笔者看到，在亲友酒席、家族仪式等公共场合，父母通常当着亲属长辈的面并借助后者的权威向子代施压，迫使子代将结婚成家作为迫切的人生任务；在家庭内部的饭桌和其他非正式场合，父母也一再以“唠叨”的方式提醒子代结婚成家的重要和迫切。

另一方面，子代在持续的成婚努力失败之后，面对父辈多途径、单调重复的施压、唠叨和苛责，他们与父母的情感沟通通常从沉默转变为回避，进而升级为不时爆发的激烈代际冲突。由于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严重的婚姻挤压，多数成婚困难时期的大龄单身男工曾以各种方式努力实现家庭化。以大龄单身男工小权为例，在成婚困难时期，他曾用尽了各种方法“勾妹”，例如“主动聊天”“约吃饭”“帮买衣服”“约看电影、逛公园”等。在30岁之后，他甚至为了“找妇女聊天”而不断变换工作，追求对象也从单身女工向单独在外打工的已婚女工扩展。

然而，由于种种限制，上述成婚努力并没有让大龄单身男工走出成婚困境。当他们陷入成婚困境后，面对父母的唠叨和施压，他们首先采取的应对方式是沉默和回避。这表现在他们与父母打电话时通常以“知道了”作为回应，或者径直回避与父母的电话沟通和当面交谈。2018年春节期间，笔者在山内村大龄单身男工小宝家看到，返乡期间他主动躲避与父母的见面和相处。他将大量时间用于朋辈的酒席、乡村的赌桌等公共空间，不得已回家时，要么将电视的声音开大，要么很快进入自己的房间，以此避免与父母交流。

当父母对成婚困难的子代施压过重、苛责过严时，代际间还会爆发严重的冲突。上述大龄单身男工小宝的已婚弟弟告诉笔者，哥哥与父亲之间经常因为结婚成家的事情争吵，而小宝的返乡、赌博以及同乡带回来的小宝在外“潇洒”的消息，常常是引爆冲突的导火线。在这些场合，父亲通常责骂小宝不得老婆、赌博、钱在外面乱花，小宝则强调钱是自己挣的、生活是他自己的、得不得老婆不关父母的事，甚至不时埋怨父母的钱都给了弟弟、没有为他的结婚成家尽力。

因此，我们看到，随着成婚困难时期的到来和持续，父母一辈不断以各种方式向子代唠叨、施压甚至苛责其未能结婚成家，子代在成婚努力失败之后则以沉默、回避甚至公开的争吵进行应对，代际关系由打工生涯早期的相对独立发展转变为潜在和公开爆发的代际冲突。

3 成婚无望时期：代际疏离

然而，随着成婚困难的不断持续，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最后进入成婚无望时期，代际关系也从多方面的冲突转变为资源和情感的代际疏离。

在山内村，成婚无望时期一般出现在32岁以后，当地村民还通常将35岁及以后没有结婚成家的大龄单身男工称为“判了死刑的光棍汉”（即可能终身难以结婚成家）。在这一时期，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的资源交换发生断裂，情感联系锐减并趋于停滞。

在代际资源关系方面，与现有研究强调资源下行的代际特征相反，父母一辈与大龄单身男工的资源交换关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一方面，如上文的表1所示，随着大龄单身男工进入成婚无望时期，父母的年龄也逐渐变老，身体不断衰退，其他已婚子代还不断占据他们的精力和资源，导致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途径向大龄单身男工输送代际资源。仍以大龄单身男工小宝为例，他的父母均已年过七十，父亲的双目趋于失明却未能及时到医院治疗，母亲则由于长年的劳累严重驼背。两位老人的主要精力用于照看小宝弟弟留下的三个留守儿童，并依靠土地和山林的微薄收入维持留守家庭的开支。面对大龄未婚的大儿子，除了早年盖起的一栋尚未装修的两层楼房（一个儿子一边）外，他们已没有能力为儿子的结婚成家贡献力量，也不能通过无偿的家务劳动和微薄的农业收入给大儿子提供任何补贴。笔者在对老人进行访谈时，由于大儿子成婚无望，似乎已注定终身“光棍汉”的命运，他向笔者流露出深深的自责和悲戚，认为为人父母而未能让子女成婚，是没有尽到责任。

与父母一辈停滞了向子代输送资源类似，成婚无望的大龄单身男工也逐渐中断了向父母反馈资源。在打工生涯早期和成婚困难时期，尽管代际关系趋于独立并向代际冲突转型，但大龄单身男工还是会在春节返乡、父母生日等时节给一点钱或买一些礼物给父母。然而，随着成婚无望时期的到来和持续，大龄单身子代仅有的“反馈”行为也逐渐趋于停滞。这在年迈的父母养老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笔者发现，随着父母身体的衰退和养老需求的出现，最先担负养老之责的是仍然健康的配偶，其次是将子女放在老家留守的已婚子女，再次是在父母帮助下结婚成家且子女曾经被父母长期照顾的子女，最后才是大龄单身男工。而且，由于几乎所有大龄单身男工均常年在外漂泊，且成婚无望者多有过年不返乡的经历（下文将详述），导致大龄单身男工在经济上和看护劳动上均鲜有养老参与。

在代际情感方面，与现有研究强调新生代农民工与父母的情感联系紧密截然不同，成婚无望的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的情感联系逐渐疏离。笔者发现，与将子女放在老家留守并因此不时返乡、频繁给父母打电话的已婚工人不同，成婚无望的大龄单身男工平时基本不与父母联系，且几乎所有人都有不返乡过年的经历，其中的一部分甚至连续多年都不返乡。在山内村调查时，最令笔者震惊的一件事情，是大龄单身男工小贝的返乡经历及其展示出来的与父母的情感关系。小贝有三个兄弟，目前均已结婚成家，但他自己却陷入成婚无望的境地。笔者2016年第一次进入山内村调查时，注意到他常年在绍兴、苏州等地打工，已多年未返乡过年，且平时不与父亲联系（母亲在几年前已过世）。笔者2018年再次到该村时，得知他在2017年曾返乡一次，其过程是：该年春节前，小贝的父亲重病，他的兄弟和妹妹不断给他打电话，催促他返乡；起初他并没有成行，后来在兄妹的多轮催促和支付了返乡车费之后终于回村。返乡期间，他并没有守在父亲的病榻之前，也没有与父亲进行多少交流，而是将时间用于与同村朋辈聊天、喝酒和打牌。春节尚未过完，小贝父亲的病也没有明显好转，当村里的年轻人重新外出务工时，他也再次外出。截止到2018年春节期间，小贝没有再返乡，没有再看望过仍在病中的父亲。这个案例说明，随着成婚无望的出现和持续，大龄单身男工逐渐断开了与父母一辈的日常联系，甚至停止了在春节、养老等关键时节与父母的交流，代际间的情感联系趋于停滞和疏离。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经过打工生涯早期的代际独立发展、成婚困难时期的代际冲突频发和成婚无望时期的代际疏离三个阶段，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疏离型”代际关系。这一代际关系模式与现有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关系概括截然不同，突出地表现为家庭合作事务的缺失、代际资源互换的断裂以及代际情感的疏离。

（二） 家庭化困境与“疏离型”代际关系的建构机制

笔者发现，上述“疏离型”代际关系的兴起和定型的背后，是家庭化困境导致的代际间家庭目标的错位、家庭合作事务的缺乏、工作与生活空间的隔离，以及由此产生的代际联系纽带的断裂。

首先，家庭化困境让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的家庭目标相互错位，使代际关联缺乏共同的价值基础。对大龄单身男工而言，在打工生涯早期，结婚成家和生养子女尚未成为他们的生活目标；在成婚困难时期，他们无法成功建构家庭延续目标；进入成婚无望时期之后，他们则逐渐放弃了家庭发展目标，转而追求自在的个体生活。与之相反，父母一辈始终抱持让子代结婚成家、实现家庭世代延续和发展的家庭理想，且这一理想随着子代成婚困难的出现和延长不断强化。

以上文提及的大龄单身男工小贝为例，当他进入成婚无望时期之后，已不把结婚成家、生养子女等家庭延续与发展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转而在打工地追求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小贝极为频繁地变换工作，一旦从劳动力市场获得可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资料之后，便找各种理由（如工作环境对身体有害、发工资不及时等）辞工，然后毫不犹豫地沉浸在打工地的“都市消费空间”之中，与一帮同他类似的“兄弟”吃喝、赌博、K歌或旅游；直到生活资料耗尽之后，他才选择重新工作。在山内村，他的老父亲对他这种“潇洒生活”极为不满。当笔者访谈这位老父亲时，他一再表示，他儿子的这种生活是在“混”，而且一旦有代际交流的机会，就会重复“要成家、要得老婆”“要带老婆回来”“钱不要乱花”等老生常谈。由此可见，代际间家庭目标的错位不仅促进了打工生涯早期的代际独立发展，而且不断激化了成婚困难时期的代际冲突，并在成婚无望之后推动了代际疏离的出现。

其次，家庭化困境让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之间缺乏家庭代际合作事务，使代际间没有相互关联的具体内容和途径。大龄单身男工由于长期难以结婚成家，因而没有幼孩抚育、子女教育等家庭劳动力再生产负担，也没有为子女特别是儿子未来发展准备条件（如建房或买房）的压力，导致代际间不能再结婚成家、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家庭延续和发展等事务上进行合作。仍以大龄单身男工小贝为例，2006年他大哥结婚，随后父亲主持三个兄弟分家，在老屋右后方分给他一块宅基地。然而，由于他长期难以结婚成家，他的父母并不能与他共同抚养留守的后辈，也没有机会和能力帮他盖房。2018年笔者再次到山内村调查时，看到分给小贝的宅基地上面只盖了几间简陋的瓦房，用于堆放父母和兄弟家里的农具和杂物，其他土地多年来都是父母的菜园。小贝的案例表明，家庭合作事务的缺乏使代际联系丧失实质内容，也让代际间资源流向和情感联系没有具体途径。

再次，家庭化困难强化了大龄单身男工持续在外打工和生活的倾向，造成代际间工作和生活空间的长期隔离。在笔者深入追踪的8位大龄单身男工之中，由于没有家庭劳动力再生产负担、特别是没有子女放在老家留守，他们常年在外打工，几乎所有人都曾不返乡过年。在打工地，他们不仅在各种临时性工作之间频繁换工，也在工厂宿舍、城中村出租房、老乡的住处等地转换居所。由于没有家庭延续与发展压力，大龄单身男工将赚取的工资花在工业区及其周边的各种消费娱乐活动之上。笔者发现，仅与朋友吃饭、K歌、赌博、“找小姐”的消费就占据了大龄单身男工收入的大半。如前所述，大龄单身男工小贝在这些方面是一个极端案例，他在2006年分家以后仅返乡一次，在外打工20余年却没有任何积蓄，2017年父亲病危返乡时竟没有往返的路费。他不仅频繁换工和变换住处，还经常在不同的城市（如绍兴、苏州、上海等）之间穿梭。在很大的程度上，其他大龄单身男工与小贝一样，在打工地形成了一种与父母截然不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代际间长期处于差异巨大且隔离的工作与生活空间之中，进一步拉大了本已缺乏共同家庭价值基础和家庭合作事务的代际关系。

最后，家庭化困境造成的上述影响共同导致家庭代际纽带的断裂，促成了“疏离型”代际关系的定型。由于代际间家庭目标的错位，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不再分享一套共有的家庭价值，代际间家庭目标的错位还成为代际冲突的导火线和代际疏离的助推器；代际间家庭合作事务的缺乏，使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缺乏互助合作的实质内容和有效途径；而代际间工作和生活空间的长期隔离，进一步从时空的角度切断了代际联系纽带。

因此，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严格限制和婚姻市场的严重挤压之下，家庭化困境成为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建构独特代际关系的逻辑起点；而代际间家庭目标的严重错位、家庭合作事务的严重匮乏以及工作与生活空间的长期隔离，共同导致了代际联系纽带的断裂；后者不仅促成了“疏离型”代际关系的出现和定型，还对城市化进程中家庭结构转型带来深刻影响。

（三） “个体家庭”与城市新困境群体的出现

与现有研究强调由代际间的紧密联系形成新三代家庭不同，我们发现，上述“疏离型”代际关系促成了一种独特的家庭结构—个体家庭和一个城市新社会群体—新困境群体的兴起。

首先，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的“疏离型”代际关系导致个体家庭的涌现。在经历了与父母关系的代际独立发展、代际冲突和代际疏离之后，大龄单身男工进入了以满足个体劳动力再生产和身心消费欲望为目标的个体家庭结构。

以笔者长期跟踪观察的大龄单身男工小权为例，2017年上半年，他换了十多个工作，在工厂的各种临时性工作和服务业的物流装卸工、餐馆杂工、洗车工等工作间无目的地转换。节假日和待业期间，他在工厂周边商业街和城中村的各种小店消费，也到深圳的各处景点游玩。他最持久的兴趣是“勾妇女”和“找小姐”，前者成为他换工的主要理由之一，后者则花费了他大量的工资收入。他向笔者坦言，为了满足一时之快，在约妇女或“找小姐”时经常服用大量壮阳药物。当然，长期畸形的生理欲望满足也逐渐败坏了他的身体。笔者发现，近几年来，他的医药支出大增，其中除了有针对性地用于治病以外，他还购买大量滋补药品。而留在他老家桂西山内村的，是他年逾七十的年迈父母和一座破旧的平房。他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哮喘病，需要定期检查和长期的药物治疗，但他仅在返乡期间偶尔介入母亲的治疗。小权的案例说明，断开与父母的联系让大龄单身男工在打工地城市形成了个体家庭结构，其典型特点是满足“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个体简单劳动力再生产和以各种消费和娱乐活动追求个体身心愉悦，而不是承担核心家庭延续与发展重任或直系家庭维系的责任。

其次，“疏离型”代际关系在促成个体家庭兴起的同时，也促进了一个独特的城市新困境群体的出现。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断开与父母的资源与情感联系并进入个体家庭结构，也意味着他们逐渐脱离乡土社会和沉入城市社会底层。

一方面，“疏离型”代际关系让他们进一步疏离扩展家庭和亲属关系，并被乡土社会排斥。笔者发现，长期在外打工的大龄单身男工不仅从维系亲属结构的随礼活动中析出，还被当地村民贬称为“光棍汉”而遭到排斥。桂西山内村的多数仪式活动随着家庭的组建、延续和发展展开，其中的婚礼、小孩满月、子女考学、建房/买房等是最为重要的随礼活动。但大龄单身男工常年在外，而且随礼“只出不进”，到了成婚无望时期之后，他们通常会缺席此类仪式活动，并且不再随礼，导致维系亲属联系的机制中断。与此同时，大龄单身男工难以结婚成家的现实、与父母的“疏离型”关系以及从亲属结构中析出，让他们在村庄的分层体系中被边缘化和底层化，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不愿返乡的趋势。

另一方面，个体家庭生活还让大龄单身男工难以融入打工地主流社会，让他们持续脱嵌于主要城市制度，从而沦为一个脱离乡村并寄居在城市边缘的新困境群体。笔者发现，以个体基本需求和身心欲望满足为特点的个体家庭生活，让大龄单身男工在打工地城市的各种临时性工作之间频繁转换，让他们难以和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发生长期联系。不仅如此，个体家庭生活还让他们缺乏稳定的居所和固定的人际关系。他们的住所往往随工作变动而不断更换，在工厂宿舍、城中村出租房、老乡的住所、劳务中介的铺位等处不断转换，甚至在不同的城市之间转移。工作、住所频繁变动的一个结果是人际关系网络的解组和重组，以及基本人际信任的缺乏。笔者在调查期间，曾多次“借钱”给陷入生活困境的大龄单身男工，但到了约定的还款日期，笔者通常发现借款者已经更换了联系方式。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社保制度、住房与居住地的多重脱嵌以及人际关系的持续解组和重组表明，个体家庭生活已将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转变为一个从乡土社会中析出、却无法与打工城市的主要制度建立固定联系、进而沉向城市边缘和底层的新困境群体。

因此，“疏离型”代际关系对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结构转型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不仅导致个体家庭的涌现，还促成了一个城市新困境群体的出现。

五 总结和讨论

与现有研究强调新生代农民工与父母的代际联系紧密、城市化进程中“三代家庭”结构延续不同，本研究认为，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建构出一种独特的代际关系，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家庭结构转型具有多重面相和多元路径。接下来，本文将提炼新生代农民工代际关系建构的过程机制，并讨论代际关系模式对农民工家庭结构转型的深刻影响，以及对创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一）家庭化状况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关系建构

基于上文的个案材料，表2提炼了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代际关系建构的过程、机制及结果，并与新生代已婚工人进行比较。

从表中可以看到，面对户籍限制和婚姻市场挤压的共同结构条件，家庭化状况（即能否顺利结婚成家和生养子女）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代际关系模式建构的关键。其中，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由于难以结婚成家和生养子女，通过打工生涯早期的代际相对独立发展、成婚困难时期的代际冲突频发和成婚无望之后的代际疏离三个阶段，建构出资源断裂、情感疏离的代际关系。这种代际关系建构的背后，是代际间家庭目标的错位、家庭合作事项的缺乏、工作与生活空间的隔离，以及由此产生的代际联系纽带的断裂等重要机制。

与之相对，新生代已婚工人由于能够顺利实现家庭化，发展出与大龄单身男工截然不同的代际关系建构过程和机制，也形成了不同的代际关系模式（见表2）。

（二） 农民工家庭结构转型的多重面相和多元路径

与现有研究强调新生代农民工与父母的代际联系紧密、并形成“新三代家庭”不同，本文发现，“疏离型”代际关系促成了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个体家庭”的涌现。

个体家庭不仅断开了与父母一辈的直系家庭联系，还逐渐从乡土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中析出，并转而在打工城市追求满足个体基本需求和身心欲望的消费生活方式。处在个体家庭之中的大龄单身男工没有个体简单劳动力再生产之外的家庭负担，也没有核心家庭的子女抚育、教育、建房/买房等家庭延续与发展压力，甚至还脱离了对老年父母的赡养参与和与亲属之间的随礼活动。与这些家庭责任相对，个体家庭注重“户主”个人的基本需求满足和身心愉悦。为此，大龄单身男工通常以个人生存和消费为工作动力，一旦获得一定的生活资源，便退出劳动力市场进入消费娱乐空间，以此来满足个体身心欲望。他们的家庭目的之一是个体消费，并且将大量工资收入投入到工业区及其周边的各种身心愉悦的消费活动之中。

因此，由不同的代际关系建构模式出发，我们看到，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家庭结构转型具有多重面相和多元路径。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结构转型固然不是按照西方家庭变迁理论预设的方向前进，也不止延续和重构“三代家庭”一条路径，而是表现出多重面相和多元路径。其中，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疏离型”代际关系建构和个体家庭的涌现需要特别引起关注。

（三） 城市新困境群体及其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疏离型”代际关系在导致个体家庭涌现的同时，还促成了一个城市底层新困境群体的出现。这一群体的规模、特点及其对社会治理提出的挑战，亟需引起后续研究的关注。

一方面，在农民工输出地，身处个体家庭之中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不仅脱离了乡土社会的直系家庭、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还脱离了乡土社会的制度性保障。由于常年在外打工和维持个体家庭生活，他们与乡土社会的土地、居所、医疗、养老等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失去了实质性联系。另一方面，在沿海工业区，大龄单身男工持续不断地在各种临时性工作、住所和地点之间漂移，不断解组和重组着人际关系网络，从而难以获得城市劳动力市场、保障性住房、社保和医保制度以及同事和朋友网络对他们的保护和支持。与此同时，个体家庭生活还让从乡土社会中析出、并逐渐沉向城市底层的大龄单身男工，并不积累财富，使得自己更加缺乏抗风险的能力。

因此，在本文已揭示的代际关系建构逻辑及其对家庭结构的影响之外，亟需后续研究关注该新困境群体的规模、特点、行为方式及其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而如何回应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需求、及时预防该群体可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将是打工地城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议题。在此过程中，以某种方式缓解他们的家庭化困境、重构代际关系和家庭结构，发挥家庭对个体的保护作用和重建社会关系的作用，将是重要的基层社会治理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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