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莉娜丨“爱而不亲”：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体验与建构

Original 肖莉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收录于合集

新型农民工问题研究

“爱而不亲”：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体验与建构

文/肖莉娜

摘要

综合儿童的视角和结构的视角，可以对留守儿童研究中流行的问题取向叙说进行再平衡。基于在湖南乡村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留守儿童充满矛盾的亲子关系体验，从而揭示出他们创造性建构的打工-留守情境下“爱而不亲”的亲子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分析“爱而不亲”内在的情感张力是扎根于追求“过好日子”的家庭生活实践的，这样的生活实践既是物质性的，也是情感性的；既是被社会结构和文化所塑造，也是结构和文化变迁的推动力。

关键词

留守儿童 ; 亲子关系 ; 儿童的视角 ; 能动性

作者简介

肖莉娜，华东理工大学华东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目

录

一引言

二研究留守儿童的三种视角

三研究方法

四 “爱”而“不亲”的体验与

建构

五结论和讨论

一引言

“我不是留守儿童，爸爸妈妈没有抛弃我！” 12岁的女孩君君是我在进入田野后最早接触的留守儿童之一。因为一开始敏感性不够，我在访谈时并没有刻意回避“留守”的字眼，不想她听到后有如触雷，立刻对我发出了以上抗议的呼喊。显然，她讨厌和这个负面的受害者标签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也折射出二十多年来留守儿童研究所面临的窘境：大部分研究虽然出发点都是对这一群体的关心和重视，但理论视角以问题导向为主，所以事实上导致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普遍地被污名化。尽管近年来结构视角下的研究把对留守问题的解释从“个体与家庭”层面上升到了宏观的社会体制机制层面，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改变谴责农民工父母的舆论氛围，但它在看待留守儿童及其与父母的关系时同样抱有先入为主的负面预判，对留守儿童的真实体验和想法缺乏足够的关注，捕捉不到他们在生活过程中经历的复杂性和发挥的能动性。

本文试图回应这样一种现状，让留守儿童发出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对于亲子分离的切身体验和感受，展示他们如何能动地应对父母流动带来的资源和限制，并且将这样的亲子关系实践放置在家庭的生活之流乃至更为宏大的结构与文化情境中加以理解。通过对持续近一年的田野调查所搜集的关于“留守儿童生活体验”的研究数据的深入挖掘，本文展现了留守儿童充满复杂矛盾的亲子关系体验，揭示了他们尝试用“爱而不亲”对自己的亲子关系进行创造性建构时所发挥出的能动性，并进一步指出“爱而不亲”内在的情感张力是扎根于追求“过好日子”的家庭生活实践的，这样的生活实践既是物质性的，也是情感性的，既被宏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所塑造，也是结构和文化变迁的推动力。

二研究留守儿童的三种视角

就现有的文献而言，可以辨识出三种主要的视角：诊断视角、结构视角和儿童的视角。其中，诊断视角具有较强的心理学倾向，关注父母外出打工对儿童的教育、健康、精神健康和行为的影响；结构视角考察的是留守儿童如何卷入劳动力的再生产秩序之中；儿童的视角关注儿童如何认识和理解自己的留守体验。

（一）诊断视角：留守儿童作为农民工的孩子

留守儿童一开始是作为农民外出务工潮的伴生问题受到社会和学界关注的，其时普遍的忧虑是亲子分离、缺少父母关爱和管教会严重影响儿童正常成长。大量的研究沿着这样一种“问题导向”展开，想要揭示父母外出务工可能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健康与行为等方面造成的不良影响。如此多的研究聚焦于发现“留守问题”，不可避免地将留守儿童建构成一个脆弱的、被伤害的“问题”人群。实际上，现有研究结果并不能有力支持这样一种问题化的预设—无论是教育、健康还是行为领域都存在结论矛盾的实证研究，并不是一致支持留守经历会在这些方面对儿童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矛盾的存在也推动了问题导向的研究去进一步揭示可能存在的其他中介变量。但是，定量的标准化测量难免影响研究者对留守儿童生活情境的深入了解，而主要以成人（家长、老师等）作为数据采集对象，也很难充分考察到儿童自身的体验和想法。从理论基础上来看，这类研究主要倚重于社会化理论、家庭发展理论和发展心理学理论，因此明显倾向于从个体和家庭的层面寻求解释，很少关注到社会结构和文化情境在塑造留守经历上的重要意义。此外，这类研究背后大多潜藏着城市中产的关于“正常家庭”的价值标准，某种程度上预设了对“打工-留守”家庭安排的指责。

（二）结构视角：留守儿童作为未来的农民工

不满足于停留在个体/家庭层面研究留守儿童，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视域拓展到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试图探究作为结构要素的留守儿童是如何被劳动体制和农村社会结构的深远变化所形塑，并且反过来再影响结构变化的。这类研究集中在劳工研究领域，分析主要沿着“结构—留守经历—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特性”这样一条逻辑主线展开。

结构性视角的引入，无疑是对留守儿童研究的一大推进，但现有的相关研究都偏重于劳动面向，关注的是留守儿童作为未来的农民工的意义，而不是此时此地他们作为儿童的体验和感受。因此，这些研究里分析的留守经历都是以劳动特性为中心展开的因果叙事，没有从完整的人出发去揭示留守作为一个生活过程所蕴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尽管有研究者注意到要从结构−行动者的双向互动中理解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但在具体应用时，还是更看重结构对个体的决定作用—留守儿童仍然是被动的受害者。因此，这一研究进路并没有充分揭示出留守儿童如何能动地应对父母流动带来的资源和限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留守经历的多样性及其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

（三）儿童视角：留守儿童自己的声音与体验

在国际移民与留守儿童的研究上，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反思传统的将儿童视为消极接受者的研究路径，主张将儿童看作积极的建构者与阐释者。这一思路正回应了新儿童社会学的主要观点，即：要重视儿童的能动性，要关注儿童如何建构自己的世界，并给出自己的解释与理解。新的研究视角带出了许多被问题化叙事遮蔽掉的留守图景，比如儿童可以从汇款中感受到父母的关心与爱；可以策略性地表达对父母外出务工的不满，并进而影响家庭的决策；可以努力掌控父母迁移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主动调整与父母的关系。

在中国留守儿童的研究上，新趋势的影响还比较有限，但近些年也已经有研究者在这个方向上开始探索。Zhang在北京河北两地同时研究了留守和流动儿童，发现流动和分离实际上强化了孩子对家的依恋，而且他们都在积极地应对变动的环境以营造家的感觉。Murphy通过在江西的田野调查指出，教育在农民工家庭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而孩子则是其中的枢纽，是形式离散的家庭能够持续维系的关键；学习是留守儿童发挥能动性的重要途径，以此为中介，儿童可以积极地介入到互惠的家庭关系建构之中，过有意义的生活。

综上所述，国内现有的留守儿童研究大多数是问题取向，这些研究的起点都在于对亲子关系的负面预判，忽视了留守儿童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和体验。新儿童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有助于发现被以往主流的问题化叙事遮蔽的议题，可以看到儿童并非被动接受父母迁移导致的对生活的重新安排，而是有自己的建构与解释。但是，现有文献更多的是停留在微观层面上讨论儿童的能动性，并没有很好地把微观的机制/行动和宏观的结构联系起来。由此，本文将综合儿童的视角和结构的视角，尝试建立儿童的能动性与其家庭及更大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一方面着重通过儿童的视角揭示留守儿童作为家庭成员如何体验并能动地应对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的亲子分离，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留守儿童亲子间的家庭生活实践是如何在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互动中展开的。

三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作者于2010至2011年间在湖南中部一所农村初中“育才中学”（化名）所做的持续两个学期的关于“留守儿童生活体验“的田野调查。学校位于Z市远郊的“福贵镇”（化名），该镇距省会长沙不到100公里，下辖21个行政村，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在省内属于中等水平。据2010年的统计资料，全镇有接近总人口数1/5的人外出务工，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低端服务业。育才中学是镇里唯一的初中，有三个年级18个班，约1000名学生，集中了各村的适龄儿童，其中留守儿童的比例约占五成。

以学校作为研究基地，研究者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孩子，和他们保持稳定而频密的联系，并通过他们非常便利地将触角延伸到他们的家庭和所处的村落。为了避免文章一开始提到的“留守”标签的污名效应，在与学生谈话时我不再使用类似的语言，并且保持了对所有孩子的广泛接触和观察，与其中包括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在内的154人次展开了交流，范围覆盖初一初二全部12个班级（初三学生因封闭式管理不方便参与）。在此过程中，我也动态运用“差异最大化原则”选择了16名具有不同特点的留守儿童个案。一个已经辍学的男孩也被邀请参与这项研究，以避免对这一少数群体孩子声音的忽视。对每一位被选中的个案会进行至少两次的深入访谈，第一次聚焦于他们当前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父母务工在外的感受，第二次则会围绕首次访谈出现的关键议题进行追问，探讨他们就这些议题进行的反思、采取的行动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四 “爱”而“不亲”的体验与建构

田野调查中，我所访谈的留守儿童们在谈到外出务工的父母时，常常用到一些模棱两可的说法来形容他们的体验和感受，嵌套在诸如“也好……也不好”“也想……也不想”之类的叙事结构里，透着难以掩饰的矛盾与纠结。之后，随着话题的深入，他们也会尝试从这些散乱的表述里整理出一些头绪，从而为自己所经历的这种“不一样”的亲子关系找到一个说法。这时候，“爱”而“不亲”类似的表述开始涌现出来，一头回溯统揽他们因父母外出务工体验到的得与失，一头开启他们对父母亲情爱怨交织的倾诉。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爱而不亲，既可以看作留守儿童对亲子体验复杂性的概括，也应被视为体现他们能动性的一种亲子关系建构。

（一）爱的体验

留守儿童们在回顾自己所感受到的父母之爱时，一般都会提到父母打工带来的生活改善，在外赚钱的艰辛，以及这些背后承载的父母对孩子的牺牲和期许。这样的体验，是物质、情感和伦理等多个面向交织而成的。

1 钱与爱

外出打工的父母常常用“都是为了你（们）才出去挣钱”向孩子解释自己为何要远赴异乡务工，但是，留守的孩子并不会因为“年幼天真”就自然地、消极地接受父母的这套说辞。他们实际上都积极地参与了教育、住房以及日常开销等与金钱密切相关的事务，切身体会到了父母打工赚钱的效用和意义，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认可和感恩父母所做的“爱的供养”。

教育是所有孩子都会提到的、也是他们的父母最为重视的一项开支。田野里我反复听到留守的孩子们告诉我，父母跟他们说出去打工就是为了给他们挣学费，决不会因为钱的原因让他们退学，同时告诫他们要好好学习，不辜负父母的苦心。孩子们很少质疑这一点，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父母打工带来的教育开支上的改善。大多数人都自豪地提到父母在外面挣到钱以后大方地给他们购买文具、书本、学习机，家庭条件好的还会去参加补习或才艺培训。即便是学业表现不好的孩子也会因为对没钱上学的焦虑而肯定打工的重要性，就像阿水（初一，男生）一样，虽然不能从学业上获得成就感，但按部就班地上学，过和同龄人一样的正常生活，也是至关重要的。

也想他们……但不是很想他们回来，不能两个都回来。可以留一个回来，一个出去赚钱……都回来，屋里多了一个人，没人赚钱养活我们，没钱给我交学费。

住房的改善也是留守儿童认可父母奉献的重要原因。在当地，房子是家庭财富和声望最重要的外在标志。见证着打工回来的人在乡里盖起越来越多的新房子，孩子们可以直接感受到房子带给自己的荣耀或屈辱。就像阿兆（初一，男生）所说的：

嗯，（房子）还可以。是新起的……原来我们屋里是最穷的，（在）附近的（里面），屋都没有……（爸爸妈妈）以前一直做散工，赚不到钱……差不多四五年前，开始包工地，才赚了钱起新屋。现在我们的屋算是附近最好的。我们有三层楼，还有一个大院子，你看……这里是我的卧室，我一个人住……这是第三层。爸爸说留给我结婚用……现在没装修，因为钱花得差不多了。我们以后要赚多些钱再来把它搞好些。

当时的阿兆矮矮瘦瘦的，学习成绩一般，之前在学校里参加焦点小组访谈时表现得安静羞涩，但家访时听到我夸赞他家房子就立马变得健谈起来，掩饰不住的骄傲。新房子不仅给了他眼下的舒适和光彩，也因为对未来的期许促成他和父母团结在共同的家庭目标之下。

日常开销的增长带给留守儿童的获得感则是更加频密和直接。我访谈的所有孩子都提到，随着父母在外务工期间收入的增加，他们的零花钱也越来越多，一般是每天两元到十元不等，因人而异；父母偶尔还会给他们额外的百元“大票”，这对青少年来说是一大笔钱。没有父母的贴身监管，他们通常可以非常自由地支配这些钱，拿来买文具、饰品、衣服和礼物，或者去玩网络游戏，或者招待朋友。这大大提升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幸福感，也让他们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打工的益处。虽然他们自己很少把这些用于消费的钱和父母之爱直接联系在一起，但在谈论其他同学时，会不自觉地把钱看作是爱的象征。就像毛毛（初一，女生）所说的：

我们班姿姿有钱，她有自己的银行卡，里面有两万块，他爸爸是伐树的，有钱。但是她很小气，从来不乱用钱，他爸爸妈妈都很爱她，一把就是红白票子（百元钞票）给她用。

2 爱与牺牲

经济状况的改善能够让留守儿童认可父母外出务工的意义和贡献，但更能唤起他们内心深切情感反应的是这一切背后承载的父母的辛苦和牺牲。在我田野调查重点关注的16个孩子中，14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从事的都是劳动力市场中比较低端的工作，如，建筑、流水线制造、市场商贩等等，有12个孩子在访谈中提到对父母工作的艰苦程度印象深刻。例如，阿劲（初二，男生）在深圳长住时亲眼见证了父母昼夜颠倒的贩菜营生：

他们在市场摆水果蔬菜批发摊子，凌晨出去，白天回来睡觉……住一起的时候，在一起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 我晓得他们也不容易……一切都为我安排好……是为我做牺牲。

琪琪（初一，女生）是从父亲带回的录像带里了解到建筑工人的工作艰苦：

他一般出去都很远，都是为了养活我们……他那次回来，带了录像回来，还有很多照片。我一看，原来是在山顶上，录像带放出来他们是睡在地上，被子很厚，但还是怕他会冷，看了都想哭。

了解父母的艰辛，在留守的孩子们心中唤起了非常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们为父母经受的苦难感到同情和歉疚，另一方面，也对此充满感激，因为父母的受苦更加凸显了他们为供养孩子做出的牺牲。他们也清楚父母的辛苦和牺牲寄托了对他们未来的期望，就像旎旎（初二，女生）所理解的：

爸爸说只要我想学，书尽（我）读，学习用品也是捡好的给我买……我晓得他们（爸爸妈妈）对我有很高的期望……他们想我能够读大学，过不一样的生活……想多读书，能力大些，以后报答他们。

（二）“不亲”的体验

尽管我接触的大部分留守儿童都认可父母在外辛苦赚钱供养他们是爱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因为远离父母而产生情感上的失落。不少孩子在访谈中都使用“不亲”来形容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主题包括陪伴照顾和管教的缺失、亲子间的沟通困难、感情上的疏离和对抗等。

1 缺少陪伴照顾和管教

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带给留守儿童们最直接的体验就是享受不到朝夕相处间那种自然发生的陪伴、照顾和管教，由此导致亲子间无法通过日常互动来获得情感联系。

我两岁父母就出去打工了，一直和爷爷奶奶住，缺少对父爱母爱更深的体会。比起那些父母在家的，生活没那么好。奶奶搞菜的手艺没那么好（和妈妈比），也不注意营养搭配……还有就是读小学父母没管，心比较野，跟伙伴们到处野，没好些管住自己。

旎旎为自己留守生活中没有得到父母更好的照顾、更严格的监管和教育而感到遗憾。但值得注意的是，她并不是要质疑父母对她的爱，她用了“缺少对父爱母爱更深的体会”这样一种表述，暗示一方面她能从父母的物质投入中感受到他们的爱，但另一方面觉得这些并不足够，因为这样的感情不够“深”。接下来，她用“亲”和“不亲”描述了父母在家和不在家时她截然不同的感受：

他们不在身边的时候会觉得不那么亲……他们过年回来就会很开心，因为生活变得充实了，感觉很亲……（妈妈回来以后）生活好了很多。个人卫生会特别注意些，学习上也更严格些。营养方面要好些。我考得不好的时候（妈妈）会鼓励我。我跟妈妈什么都说，有些事情只跟妈妈讲，不跟别人说。我们很亲。

“亲”指的是她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时感受到的情感上的亲密。这种亲密感同物理距离密切相关，会通过长期的面对面接触而加深。因此，母亲回来以后她就很快找回了这种“亲”的感觉。

2 沟通困难

异地而处的情况下，远程的亲子沟通就变得格外重要。但田野中大部分孩子的父母还都是习惯于传统的养育方式，更加重视父母的权威、孩子的服从和双方的责任。毛毛特别希望了解父母在外打工的生活，让彼此多一些相互理解，但她的父母却对此并不在意。

以前不懂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搞什么工作的啊，在哪里啊，他们都不告诉我，我一问就说，我只要读好我的书就可以了，不要管大人的事。

父母们即使表达关心，也常常是用单向度的、命令性的方式，对此，琳琳（初二，女生）总结得非常传神：

他打电话回来就是那几句话，“在屋里搞么子，作业做了没，要多看书，钱够花不，如果没有了告诉我，天气好不，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记事起就是这么几句话，我只要嗯嗯就可以了。

“没什么话讲”让很多孩子感觉和父母“不是很亲”，而学业是其中最主要的压力来源。优等生阿克（男生，初二）也会抱怨和父母在电话里没话可讲，但过年“住一起也觉得亲”。成绩中等的阿劲（初二，男生）则不同，他和母亲之间“不亲”的感觉即使共处多时也依然存在，因为妈妈总是督促他“发奋读书”。

在我的访谈中，大多数孩子都有和阿劲相似的困扰，因为学业永远是父母最关心的事情。这让大部分成绩“不够优秀”的孩子倍感压力和焦虑，所以他们常常选择回避或者草草回应父/母的问话，较少主动开启关于自己的话题，因为那些琐事在“牺牲与回报”的强大逻辑面前无足轻重。这样的互动模式进一步弱化了亲子间的沟通和相互了解，让彼此愈发生分起来。

3 疏离与对抗

对于学业和行为表现还能基本满足父母期望的留守儿童，陪伴缺失和沟通困难虽然会让他们感觉和父母的关系不够亲密，但至少还能和父母维持某种一家人过日子的和气。但是，对于那些学业和行为表现远低于父母预期的孩子，如果父母持续施压过大，或者方式过激，就很容易激起孩子的逆反情绪，引发他们刻意的疏离或对抗行为。在班上成绩垫底的阿东就非常反感父亲不停督促他努力学习，以至于在每年一次的团聚时刻都尽量逃避和父亲共处。

（爸爸）每年过年回来……回来只晓得要我读书、做作业……我要他带我出去耍，不肯……不想跟他待一起，他在屋里，我就出去……我也想待在家里，（但）看见他烦躁，只晓得要我做作业，看见什么问题都问，不晓得的就要告诉我。

与阿东采取的刻意疏远的冷处理不同，毛毛选择了和母亲直接进行对抗来表达她的愤怒和不满。

妈妈要妹妹（姨妈家的表妹）盯住我，就是不信任我……反正我说没出去耍她都不相信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出去搞些什么”。我就说，“你只会讲（我），一点不关怀我，我像孤儿一样，不像是有亲爷娘的人。”学校里其他同学讲自己父母对他们有多好多好，我好羡慕他们。我说，“不就是一条命吗，我还给你好了。”我就把电话挂了，当时妈妈哭了。

（三） “爱而不亲”作为一种建构

当我和留守的孩子们谈论起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亲子关系时，总能感觉到他们努力组织语言时内心承受的压力。综合分析下来，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找不到现成的言说方式来表述这种离而不分、爱怨交织的亲子体验，而另一方面又在和“正常家庭”孩子的比较中感受到作为“别样的孩子”的挫败，就像毛毛平静下来以后所表露的：

我有时候也想，他们在外面很辛苦啊，打工赚钱养我们。但是有时候看到有的同学的爸爸妈妈都在身边，我有时候也觉得他们好幸福的，呵呵。

既羡慕别人的幸福，又要捍卫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使得留守的孩子们在展示和表述自己的家庭关系时比其他孩子要多一些考量。在这样的情境下，“爱而不亲”的表述，实际上反映了留守儿童在面对内在矛盾体验和外在异样眼光的双重压力之下对自身亲子关系进行的创造性建构。“不亲”的引入，是在亲子关系领域内开辟出了一块新的、与“爱”平行的空间；借此表述，孩子们可以在不否定父母之爱的同时表达他们对于亲子分离的不满。对爱与责任的肯定，意味着留守儿童认可父母的付出和牺牲，并且有意愿进行相应的回报。这会促使留守儿童以符合传统伦理预期的方式去想象和经营与父母的关系。在这种以“付出与回报”为基本逻辑的长久化预期之下，亲子之间常常能够调整对彼此的预期，在期望与现实的落差中不断达成妥协。初二读到一半自己主动辍学的男生阿伟曾经因为学业和父亲冲突不断，但辍学以后父亲也逐渐接受了他去修车店学一门技术谋生活的做法，因为总比自己在工地搬砖要强，妥协之后阿伟和父亲的关系也日渐亲密起来。

与“爱”的叙事高度统一于“责任”不同，“不亲”的表述里杂糅了各种不同程度的负面情绪，诸如失落、不满、隔阂、厌烦、畏惧甚至愤恨，这些情感平常时候可能只是无声的潜流，却最容易在面临挑战、冲突或挫折时被唤起，驱动孩子们将自己遭遇的问题归咎于父母。这无疑会对亲子关系构成持续性的威胁。上文提到的毛毛在面对母亲指责时的愤怒反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阿万（初二，男生）身上也有类似的苗头正在生长。我们刚开始接触时，他表现得非常享受父母不在身边自己有上网的自由，但临近初二结束，因为成绩不好感觉前途渺茫，对父母的抱怨就占了上风。

我虽然喜欢上网，但是如果不是（他们）小时候不很管我，让哥哥带我去，我也不会这么沉迷……如果和父母在一起，管得严，我就不会沉迷网络。

因此，“爱而不亲”不仅仅是留守儿童对过往亲子关系体验的总结，这其中既体现了他们维系“家”的认同的努力，也反映了他们无法完全压抑和化解心底的怨念。在这个充满张力的建构里，建设性与破坏性的情感力量的交织转化，对他们的亲子关系的发展有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五总结和讨论

“爱”和“不亲”构成留守儿童体验叙说之中的两个核心主题，而两者的结合就成为留守儿童对亲子关系的主导性叙事“爱而不亲”，这一叙事需要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脉络之中进行理解。

（一）留守儿童亲子关系体验的复杂性

“爱而不亲”首先反映了留守儿童亲子关系体验的复杂性。因为父母的外出务工，他们享受到了物质生活的改善，但同时也失去了有父母朝夕相伴的“正常”家庭生活，与这样的经历相伴随的是情感上的爱怨交织。这样的复杂性在以往的相关研究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国内大量的留守儿童研究都是问题导向的，其背后有一种普遍的忧虑，即留守儿童在享受经济条件改善的同时会失去父母的爱和关怀。这样的叙事将“钱”与“爱”对立起来，金钱与市场和理性有关，而爱则关乎家庭和情感。然而，Zelizer指出，人们可以根据社会情境和社会关系赋予金钱不同的含义，金钱可以作为传递爱与关怀的“情感通货”。本研究中的儿童享受物质资源增加带来的好处，了解并感激父母为他们赚钱所付出的辛苦和牺牲，同时也知道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并且清楚自己有回报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看，金钱作为一种承载着关爱与责任的媒介是为他们所接受的；而这一认知正是支撑打工-留守的家庭策略的基础。。

当然，仅仅通过金钱是无法满足留守儿童对于父母亲情的期待的。在本研究中，留守儿童也会因为和父母亲长期分离而产生情感上的失落。在他们眼中，钱可以作为传递父母关爱的媒介，但是它并不能代替父母的身体和情感呈现。对于父母陪伴照顾和管教的缺失、亲子间沟通的不畅、双方关系的疏离/对抗，他们难掩失意、怨念甚至愤懑。尽管根据现有国际移民和留守儿童方面的研究，加强远程沟通可以帮助移民父母有效地修复代际关系，但本研究中，习惯传统养育方式的农民工父母大多不重视也不擅长进行亲子间的对话交流，和孩子的远程联系中更多传递的是学习压力，而不是情感关怀。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留守儿童和父母进行远距离的沟通了解，隔膜了亲子之间的亲密感。

“爱而不亲”这一体验的复杂性，显示的正是家庭生活实践的复杂性。正如林耀华所言，“家庭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圈子，是围绕着一个由习俗、责任、感情和欲望所精心平衡的人编织的强有力的网。”打工-留守的家庭拆分模式，是发展取向的家庭策略，强调父母与子女各有分工、各尽其责。这种对“责任”的偏重，难免影响到与天平另一端上的“感情”的平衡。因此，“爱而不亲”的体验，实际上是对打工-留守家庭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实现具体家庭生活实践的动态平衡提出了挑战。

（二）留守儿童的能动性

从叙说的角度来看，“爱而不亲”作为一种建构的话语，也正是留守儿童试图回应以上挑战的能动性的体现。纠结在对父母的感激和不满之间，被“正常”家庭模式以及“留守儿童”问题化叙事所压迫，留守儿童也在积极为自己的家庭生活和亲子关系寻找意义和解释。“爱而不亲”的叙说，实际上就是他们在尝试对亲子关系进行创造性的建构来维持家庭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的平衡性（尽管这样的平衡并不稳定）。这一建构是留守儿童在具体的家庭脉络之中发挥能动性与环境和文化协商的产物。对“爱”的肯定性表述，反映了留守儿童为正常化自己的家庭关系进行的努力。它沿袭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强调爱即责任，而不仅仅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体化的情感表达。这就有力地挑战了主流的、城市中产的关于理想家庭的单一的、狭隘的定义，反击了由此衍生的问题化叙事对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的污名化。对爱即责任的认可，也意味着留守儿童有意愿延续传统家庭的反馈模式，在“付出与回报”的循环中为家庭共同体做贡献。在这一语境下，父母外出打工和子女在家学习都是各尽其职，履行对家庭的责任，是彼此相爱的表现。留守儿童此时此地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劳工研究中所揭示的那样，只是对远方父母的辛苦等待，只是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新特性”做准备。

与“爱”相对的“不亲”，作为一种否定性的表述，体现的是留守儿童对亲子分离的不满和反抗。他们成长于情感文化盛行的年代，重沟通交流，并不会因为对“爱即责任”的认可就完全膺服于传统孝道、压抑内心的情感。当然，这种不满和反抗是策略性的，是通过创造性地运用“亲”这一传统概念，在“爱与责任”的叙说之外开辟出新的空间，来澄清他们在亲子关系中感受到的爱怨交织的模糊和纠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亲”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责任与情感，而在留守儿童“爱而不亲”的表述里，责任的部分被剥离到了“爱”的范畴下，“亲”专门用来指称情感上的亲密联系。他们进行这样的区分划界，既是为了给自己矛盾的亲子体验一个明确的说法，也是想在表达情感不满的同时又不破坏与父母之间爱与责任的纽带。

（三） “爱而不亲”的演变：家庭生活实践、结构与文化

“爱而不亲”内在的情感张力是扎根于家庭生活实践的，而这样的生活实践也是在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互动中展开的。“爱而不亲”归根到底是源自离而不分的打工-留守的家庭安排，而如此不得已的安排是农民工家庭在权衡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机会和制度障碍之后做出的选择，其目的是为一家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这样一种“过好日子”的目标背后是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实践哲学，它不只是物质性的追求，也是情感性的寄托；它既包括当下的改善，也包括未来的发展，内含着“付出与回报”的循环反馈。在追求这一目标的家庭生活实践过程中，父母与子女都需承担各自的责任，也因此收获彼此的认可，凝聚起共同体的情感，这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之流。所以我们在研究发现中会看到，父母辛苦赚钱被孩子认可为爱的表现，而孩子的学业成绩也对亲子关系有显著影响，因为这都是他们对家庭负责任程度的直接体现。不过，承担责任也意味着承受压力，孩子也不例外，所以学业不尽如人意的孩子们，在重压之下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失意和挫败的情绪。

当然，亲子间总会寻求在期望与现实的落差中不断达成妥协，尤其是彼此都还在尝试为“过好日子”的共同目标努力的时候。但疏离或冲突也很有可能加剧，生活中的挫折失败都会强化留守儿童的失落和创伤，驱动他们更多地将责任归咎于父母。而这种趋势发展到最难挽回的地步可能就是类似“三和青年”的境况，无力改变命运，愧对父母又怨怼父母，步步沉沦之下便彻底跳出“付出与回报”的逻辑，放弃对家庭的责任，断绝与家人的联系。从个体情感的角度，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关系演变趋势并不难解释。但更重要的是将个体的情感和宏观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认识到“亲子关系与家庭生活实践”的正向循环需要更多的结构性的发展机会来加以推动，认识到拆分型生产体制的存续危机不能只归因于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吃苦耐劳的劳动新特性，更是农民工父母与留守儿童两代人主观情感上的期盼。父母的打工之苦、子女的留守之苦、两代人的离别之苦就是为了年轻的一代长大以后不再重复同样的苦，“过不一样的生活”。这是围绕亲子关系的绵延而形成的情感交织、家政安排与生命之流的结合。就此而言，亲子之间的情感和期待以及在一个更长时段之内实现的代际回馈，构成了某种“社会底蕴”：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生生不息、具有韧性，从而构成社会发展和结构变迁的动力。

总之，我们希望尽可能地忠实于儿童本意、从儿童的视角来展现他们的体验和感受，即使这些体验是充满复杂和矛盾的。通过揭示留守儿童在“爱而不亲”的创造性建构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本文展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消极受害者”刻板印象的、作为家庭生活的参与者和建构者的儿童形象，这对流行的问题取向是一个有益的修正和再平衡。对“爱而不亲”内在情感张力的结构化分析也预示了留守儿童亲子关系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样的多重可能与打工-留守家庭追求“过好日子”的生活实践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有赖于家庭成员的努力和相互间的妥协调适情况，既受宏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所提供的资源和限制的影响，也会影响结构和文化的再生产与变迁。

本研究采用的是质性研究的方法，数据来自对单个地点的长时段田野调查，着重对研究对象的亲子关系体验的深描，因此并不寻求将研究结论推广到中国所有的留守儿童。此外，本研究是在留守儿童的农村老家进行，这些孩子大多都有或长或短的流动经历，这与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是紧密交织的，对他们现在及以后的生活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留守”一词只是指儿童与父母分离的现状，并不能反映他们在城乡之间的往返流动。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超越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静态划分，聚焦儿童随时间变化的整体经历，纵贯研究方法有助于跟踪一组儿童在多个地点间的生活轨迹，从而构建一幅更为动态的图景以理解这些儿童的经历以及留守、流动对他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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