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艳 等丨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与城市发展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文 / 胡艳, 陈雨琪, 李彦

摘要

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1）基准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长三角城市的经济韧性，并且对城市经济抵抗与恢复力的提升效果最明显。（2）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长三角都市圈内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果显著。（3）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创新创业和改善社会保障两条路径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4）空间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长三角城市群内邻近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由上可见，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有关方面应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保障体系联动发展，加快都市圈人才引进，以及加强非都市圈城市数字经济建设力度。

关键词

 数字经济 ; 经济韧性 ; 长三角 ; 城市经济

作者简介

胡艳，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教授。

目

录

一 文 献 综 述

二 理论机制分析

三 模型、变量与数据

四 实证结果

五 结论与建议

数字经济作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领域，不仅能够促进资源要素流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而且能够打破区域间地理距离的限制，加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数字革命席卷全球。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积极响应数字革命，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优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可以说，数字经济正成为提高我国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推手”。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复杂的国外市场环境，经济韧性的存在使得我国经济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够平稳运行且及时调节，并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动力。此外，后疫情时代下，经济韧性对恢复生产生活、推动经济复苏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处在韧性强劲、潜力充足的发展阶段中。根据《长三角数字经济报告（2021）》统计，2020年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例为44%，数字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例为28%。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的有益影响，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以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路径。这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动能转型具有深远意义。

一 文 献 综 述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一词最初出现在Don Tapscott于1996年出版的《数字经济》一书中。关于数字经济的具体定义，相关研究成果已日趋丰富，当前被广泛认可的为2016年发布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内提到的数字经济概念，即数字经济是推动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经济活动，其关键要素为知识和信息的数字化、载体为现代信息网络、熟练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李晓华（2019）提出，数字经济是促进经济发展动能转换的中坚力量，具有颠覆性创新、平台经济、网络效应与“蒲公英效应”等新型特征；许宪春等（2020）认为，当前的数字经济由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及数字经济三类演变而来，数字经济的测度应当包括数字经济增加值、数字经济指数和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现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研究内容丰富，但有关数字经济具体测度方法的研究仍较为稀少。刘军等（2020）将数字经济分为三个发展维度，即信息化、互联网和数字交易，对全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赵涛等（2020）则将测度的目标对象深入至地级市，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互联网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两维度。

韧性（Resilience）的概念由Reggani等（2002）在空间经济系统动态过程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此后学界对经济韧性的具体描述及测度方法的探讨不断丰富。陈梦远（2017）提出从均衡论和演进论双重视角分析经济韧性指标；Gong等(2017)、孙久文等（2017）、徐圆等（2019）均肯定了Martin等（2015）提出的经济韧性是一种适应性韧性，分为抵御力、恢复力、再组织力和更新力四类维度。对于经济韧性的具体测度方法与适用范围，现有文献则根据各自研究所需选择不同的侧重点。

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就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韧性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陈丛波等（2021）以创新能力为切入视角，采用半参数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开展的分析提出，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具有强烈正向显著效应。朱金鹤等（2021）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人才资源丰富从而推动经济韧性正向发展。张春敏（2021）认为，数字经济促进互联网技术发展，有助于构建并完善城市经济韧性网络体系，促进经济韧性不断提升。

然而，很少有学者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外溢效应，针对单个城市群的研究也较为匮乏，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机制也未得到解释。对此，本文借鉴朱金鹤等（2021）的做法，首先通过构建经济韧性的综合指标体系，来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然后选取创新创业活跃度与社会保障水平为中介变量，来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最后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就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并结合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概况，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为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二  理 论 机 制 分 析

经济韧性是具有适应性的一种动态恢复能力。当经济发展面临外界冲击时，经济韧性表现为对冲击的抵抗与恢复力；冲击持续时，经济韧性表现为对环境改变的适应与调节力；冲击结束后，经济韧性表现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创新与转型力。面对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纷至沓来的外部冲击与不可忽视的内部风险，经济韧性的存在就显得尤为重要。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地区间紧密联系，引发了经济连锁效应。可见，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得有关数字经济能否强化经济韧性、通过何种机制强化经济韧性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结合已有文献分析，我们认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来提升经济韧性，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

数字经济不断发展中大数据平台和互联网经济等各类衍生经济工具相继出现，这为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跨时空交易成本、生产过程中供求双方出现的要素失衡等显著矛盾提供了良好解决方法，有效推动了整体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的较快增长。城市经济韧性的构建离不开数字经济所构建的良好基础。数字经济促进经济结构动能的良好转换是城市经济韧性中抵抗与恢复力的关键；同时，数字经济对各类生产资源要素的充分利用和经济运行效率的深入推进也为城市经济韧性的适应与调节力、创新与转型力提供了坚实基础。数字经济基于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的特点，以技术溢出等方式促进经济良好发展并提升了经济体的供求能力（赵涛等，2020）。数字经济以其卓越的创新能力、衍生产品的广泛应用、对城市经济面临外部冲击时发挥的预警作用以及城市经济恢复时良好的促进作用等各个方面推动城市经济韧性的增长。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假说一。

H1：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

（二）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影响

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各类衍生产业不断推陈出新、技术更迭。信息通信技术（ICT）作为当前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之一，其发展提升了市场供求双方的沟通效率，使得市场信息能够实现高质、快速传播，使得研发部门便于掌握市场动态变化，促进创新创业。同时，数字经济促进信息快速整合，提高资源运用效率，从而降低小微企业的创业门槛，打破金融限制和地理限制，增加产业发展多样性，促进经济创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进而强化创新创业能力，最终促进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假说二。

H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数字经济各类衍生产品的不断推陈出新，使得大量惠民利民的线上平台不断涌现。其中，社保平台尤为突出。该线上平台除缴费功能外，还增加了代查和代缴功能，大幅提高了居民缴纳社保金的便利程度，增加了居民积极参与社会保障的意愿，降低了时间成本，从而推进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经济与各类社会保障线下平台的良好融合，扩大了社会保障覆盖人群的广度，拓展了社会保障水平的深度，大数据平台的应用更是为一系列社会保障机构的风控管理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帮助。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也推动了社会保障各类参与方式的创新，增强对居民参与社保的吸引力，提升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而城市经济韧性中无论是面对外来冲击时经济系统所需的抵抗与恢复力，还是在经受持续冲击时所需的适应与调节力，均离不开良好的社会保障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三。

H3：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社会保障水平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三）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打破了区域间地理距离的约束，使得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各区域内部，有效增强了各区域间经济联系，具有高渗透的特点；提升了区域间经济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经济的空间布局。从已有研究来看，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对周边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均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也不应当只局限于某一区域。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四。

H4：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三 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 模型构建

1. 基准模型。为了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验证假说一（H1），本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其中，UER为被解释变量，即城市经济韧性；DIGMY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Z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表示随机扰动项。若回归系数α1显著为正，则证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存在直接正向显著影响。

2. 中介效应模型。为了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的机制中所存在的中介效应，本文选择创新创业活跃度与社会保障水平作为中介因素，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创新创业活跃度（Entr）与社会保障水平（Sse）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的含义与（1）式等同。若回归系数β1、γ1、γ2、ω1、η1和η2显著为正，则证明创新创业活跃度与社会保障水平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中承担了中介作用，且作用显著。

3. 空间计量模型。本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在模型（1）中分别加入数字经济、城市经济韧性及控制变量的空间交互项，进一步从空间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经济韧性提升之间的关系。

其中，Ｗ为空间反经济距离权重矩阵，ρW为反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其他变量的含义与(1)式一致。式中设立φ1和φc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空间交互项系数，以提高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城市经济韧性（UER）。城市经济韧性的本质是，当城市经济遭遇外部剧烈冲击时，城市经济系统仍可以正常稳定运行，而不发生大规模的经济混乱，并能有序恢复受到冲击的经济运行体系。可见，城市经济韧性离不开三大要素：丰富的经济资源储存、高效的经济运行效率和稳定的经济运行秩序。因此，结合已有文献，本文采用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的方法描述城市经济韧性指标。参考朱金鹤等（2021）的方法，本文将城市经济韧性划分为三类二级指标，分别为抵抗与恢复力（UER-RR）、适应与调节力(UER-AA)、创新与转型力(UER-IT)，其对应的各类三级指标设定见表1。同时，为消除三级指标的量纲与性质的影响，本文对负向指标进行逆向标准化处理，并根据客观赋权法采用改进后的熵值法进行TOPSIS权重计算。

2. 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MY）。目前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具体测度时，大多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代替，直接的具体测度方法较为少见。本文主要参照刘军等（2020）的方法，在设定互联网发展水平为数字经济发展核心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代表数字交易的变量，从互联网经济与数字金融发展两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同时，考虑到细化至城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将互联网发展水平分为互联网普及率（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互联网相关行业从业人员（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例）、与互联网相关行业产出水平（人均电信业务总量）以及移动电话当前普及率（每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四个三级指标，具体见表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代表。通过熵权法，将数据进行正向标准化后再加以处理，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即DIGMY。以上数据除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外，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和各城市统计年鉴。

3. 中介变量：创新创业活跃度（Entr），本文采用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总人数与城市常住人口的比值来表示；社会保障水平（Sse），参考汪亚楠等（2020），本文选取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各自参保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并计算均值来代表其整体水平。

4. 控制变量：为了更全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本文设立四个控制变量。分别为：城市经济密度（ECOD），为地区生产总值与城市土地面积之比；人口密度（POP），为地区常住人口与城市土地面积之比；资本生产率（PK），用一定时间内（一般以一年为一个时间段）资本存量与GDP之比表示；政府干预（GOV），为政府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与GDP之比。其中，城市经济密度（ECOD）与人口密度（POP）反映城市经济发展，资本生产率（PK）与政府干预（GOV）则分别代表城市经济产业结构以及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投入水平。对于人口密度（POP）与城市经济密度（ECOD），本文在实证检验中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四 人口流入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 基准回归

表3展示了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下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基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指标及其二级指标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前文所提假说一（H1）得到验证。

注：***、**、*分别表示在显著水平 1%、5%、10%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表4—6、表8、表10相同。

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三类二级指标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05、0.481、0.484，均在1%水平下正向显著。可见，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抵抗与恢复力促进效果最为明显。由于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规模的扩大与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促进投融资渠道与金融衍生品的更新，经济系统整体效益得到充分提升，在面临外来冲击时其抵抗与恢复力增加；同时，数字经济的多样化发展降低了企业间交易成本高昂的问题，缓解了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为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更加高效，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企业与区域之间联合起来信息共享，能够以最低成本、最快时间恢复到均衡状态，增强了经济系统的抵抗与恢复力，从而提升整体城市的经济韧性。数字经济对经济系统的适应与调节力、创新与转型力同样存在正向促进，但效果略低于抵抗与恢复力。基于现有研究结果可知，其一，数字经济发展在产业技术方面存在溢出效应，不仅能够促进核心城市的总体经济发展，而且能够带动周边城市技术创新（余东华，2021）；其二，数字经济能够与实体经济实现融合发展，这将有利于促进城市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其三，随着数字经济的逐步发展，各类经济金融衍生工具相继推出，这将有利于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增强经济系统对外来冲击的抵抗与适应力，最终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观察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政府干预对经济系统中抵抗与恢复力、创新与转型力以及适应与调节力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相比之下，抵抗与恢复力促进效应最为显著，即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系统中资金及技术资源的合理分配，优化整体经济结构，增加经济系统的抵抗与恢复力，促进经济系统创新转型。城市经济密度对城市经济韧性及其二级指标则均存在抑制作用，且对抵抗与恢复力的抑制作用最强，即城市经济密度过高可能会导致拥挤效应，进而阻碍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资本生产率对城市经济韧性在整体上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能促进适应与调节力、创新与转型力提升，但对抵抗与恢复力的影响系数为负且不显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资本生产率提升，从而对经济系统的适应与调节力、创新与转型力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二）异质性检验

上述回归均以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为整体，估计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由于不同城市在经济重心、基础设施服务、居民生活保障、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可能会导致数字经济对不同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果不同。由此，本文将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划分为中心—外围城市、都市圈—非都市圈城市两类样本，进而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影响的区域异质性。

1. 将长三角41个城市中的直辖市与省会城市作为中心城市，同时，由于宁波市是副省级城市，因而也将其列入中心城市，其他地级市则划为外围城市。对比表4中第（1）（2）列可知，数字经济对中心城市经济韧性的回归系数为0.333且在10%水平下显著，而对外围城市的回归系数为0.119且在5%水平下显著。中心城市作为都市圈核心成员，经济发展对其周边城市往往存在较强的溢出效应，同时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效果相比外围城市更强。由表4可知，相比外围城市，中心城市经济韧性与人口密度呈显著正向相关，这是由于中心城市在经济快速发展中能够吸引大量高技术人才集聚，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其经济韧性。

2. 将2016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所提“长三角城市群”涉及的26个城市作为长三角都市圈城市，剩下的15个城市则作为非都市圈城市。表4中（3）（4）列回归结果显示，都市圈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非常显著，而非都市圈城市的这一作用并不显著。这是由于非都市圈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的释放晚于都市圈城市，因而数字经济对非都市圈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有待进一步发挥。此外，相比于非都市圈城市，都市圈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整体经济结构较为完善，因而资本生产率对都市圈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正向促进，而对于非都市圈城市，资本生产率对城市经济韧性存在反向抑制作用。

（三） 中介机制检验

本文利用逐步回归法对中介机制模型即方程式（2）—（5）依次进行检验，以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具体中介效应，其结果如表5所示。

1. 创新创业作用路径。由表5中（2）列可知，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在1%水平下正向显著，即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创新创业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同时，对比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回归系数，即对比表5中（1）（3）列回归系数，当创新创业活跃度作为中介变量时，（3）列比（1）列的系数有所下降，说明创新创业活跃度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有效中介机制。因此，前文所提假说二（H2）得到证实。

2. 社会保障作用路径。由表5中（4）列可知，数字经济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正向显著，即数字经济对城市整体社会保障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表5中（1）（5）列回归系数可知，后者所示的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相比前者即直接影响有所下降，即社会保障水平在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中存在间接正向作用。因此，社会保障水平是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的有效中介机制，前文所提假说三（H3）得到证实。

3. 双重中介路径检验。将两个中介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模型，此时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与社会保障水平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仍正向显著，其中，社会保障水平在10%的水平下显著，创新创业活跃度在1%的水平下显著，可见，创新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而且，将中介变量均加入回归模型后，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回归系数小于初始模型中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回归系数，因而创新创业活跃度与社会保障水平均存在中介效应。

（四）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解释变量。为验证上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替换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检验。参照崔耕瑞（2021）的方法，我们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直接表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dif），再次就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进行回归。由表6可知，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及其三个构成维度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与上文结论一致，即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但其回归系数相比基准回归系数明显降低，即相比以单纯数字金融指数表示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式，从多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以测算方式的回归结果更具有代表性。

2. 内生性处理。一方面，城市经济韧性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的控制变量可能存在遗漏；另一方面，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受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但同时城市经济韧性也可能对数字经济产生反向影响，因此，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由于数字经济发展往往围绕着互联网技术，而互联网技术又是传统通信技术的延续，因而邮电业务发达的地区往往数字经济发展也较为先进，同时又因为邮局在当前经济发展舞台上的重要性已逐渐淡化，难以对城市经济韧性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参考黄群慧（2019）的研究，选取2000年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邮电服务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本文选取的是面板数据，因此，参考Nunn和Qian（2014）加入上一年互联网宽带用户数和2000年每百万人邮局数量构建交互项作为当年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共369个）。表7显示，在考虑变量的内生性后，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影响仍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同时，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p值为0.000，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远大于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下的临界值，通过了工具变量弱识别的检验。以上证明，我们的工具变量选取是合理的。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内数值为p 值，{ } 内数值为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下的临界值。

（五）空间效应检验

在进行空间杜宾模型回归之前，首先需要对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城市经济韧性两大变量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从而判断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反经济距离矩阵反映了地区间经济水平发展差距，本文利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对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具体见表8。由表8可知，2011—2019年该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城市经济韧性在反经济距离矩阵权重下的Moran′s I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即2011—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两者在空间分布上存在集聚现象。

在进行空间计量模型回归之前，首先进行似然比（LR）检验，即通过检验自变量空间滞后项及空间效应是否显著来判断是否为SEM模型；再对模型进行Wald检验，判断SDM是否退化为SAR。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SDM并未退化为SEM或SAR，因此本文选取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研究。

表10为空间计量模型即方程式（6）在反经济距离矩阵权重下的逐步回归结果。空间回归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系数显示：反经济距离矩阵下，数字经济DIGMY对本地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且对邻近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在5%水平下正向显著。从回归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提升本城市经济韧性，同时还对周边城市的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作用。因此，前文所提假说四（H4）成立。

五 结 论 与 建 议

本文以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机制，并添加空间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延伸研究。回归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及其三类维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抵抗与恢复力提升的效果最为显著，其次为创新与转型力，最后为适应与调节力。在中介效应检验中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与社会保障水平两个方面促进城市经济韧性，且创新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明显强于社会保障水平。另外，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后证实，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异质性检验中，本文发现，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受城市数字经济发达程度影响，数字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其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果越显著。相比已有研究，本文以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对象，提出创新创业活跃度和社会保障水平在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程度，这些结论更具有较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结合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从创新创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来看，应当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促进以互联网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创新，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从而降低创业门槛，深入推动居民创业，进一步发挥创新创业在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作用机制中的中介效应。其次，推进数字经济与现实日常生活相结合，加速推动各类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经济发展联动，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居民生活便利程度，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保障水平在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作用机制中的中介效应。最后，应当加强长三角都市圈城市与非都市圈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结合各城市实际，都市圈城市应当加大引进人才力度，大力发展区域优势产业，推动都市圈城市间产业合作；非都市圈城市应当加大数字经济建设力度，与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推动数字技术与经济系统的深度融合，基于自身优势，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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