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廉政文化园违规，有人治哪来法治？丨沸腾
以不太讲“法治”程序的方式弘扬需要法治支撑的廉政，这本就是个悖论。宣扬廉政，难道不该先正己身，拿廉政内含的法治要求来律己吗？
文/仲鸣
这世上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行为，比如鲁迅说的“损着别人的牙眼却主张宽容”，比如兰州某高校校训写着“博衍明德”却无德地开除患癌教师，又比如以不合“法治”的方式，弘扬作为现代法治要求的廉政。
说的就是山西吕梁方山县的于成龙廉政文化园。据报道，该文化园原本想定在今年9月27日也即于成龙诞辰399周年纪念日，举行开园暨首届中华廉文化节启动仪式，口风都已经放出去了，多家本地媒体还进行了预热，但就在要“万事俱备，只差摁下‘启动键’”之际，仪式被当地官方叫停了，因为其手续不全、程序不当等。
△图片来自澎湃新闻
于成龙是山西出来的一代名吏，曾因操守端严、政绩斐然受到康熙褒扬，夸他为“天下第一廉吏”。《世说新语》里说：“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而从史书记载看，于成龙算是这方面的标杆。
他人格闪闪放光芒：为赈济灾民，他力斥“私开官仓是要杀头的”的劝阻，凛然说道“五马分尸也要开仓”；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他私访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等15款积弊，并要求“积弊尽行痛革”；他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算是古代版的“公务员行为准则”。蒲松龄在《聊斋》里还为其专辟一章——《于中丞》，讲其“神断案”。
于成龙是“人治”时代的清流，他的民本位思想、革弊执念与廉政品格，在讲究法治的当下仍有其镜鉴价值。以史为鉴，不“虚美”地宣扬他的嘉言懿行，挺好。作为于成龙故乡的吕梁商人高林清，基于家乡名人的特殊情结，借于成龙的名头用民间资本建廉政文化园，也无可厚非。
用不怎么“法治”的方式宣扬廉政，于成龙廉政文化园，其实集结了人治与法治两种思维在廉政弘扬层面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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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吕梁之前是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山西省委原书记王儒林2014年9月履新后的首站调研地就是吕梁，他还专程赶到于成龙廉政文化园。廉政“文以化之”就地取材，既能以地缘亲近感中让人更容易接受，也是廉政教育成本的节省。
弘扬廉政文化挺好，但再怎么说，也得遵循现代法治路数，否则就可能成了伪廉政宣扬：毕竟，现代社会的廉政，是要跟法治连在一块的，要将法治要求贯彻到廉政建设过程中。
于成龙本身也好讲法度，他说“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讲的就是要守法。王儒林说修复于成龙墓地故居时，也强调要按照符合政策等原则来。
△图片来自澎湃新闻
可高林清建的于成龙廉政文化园，在违规违法方面也近乎“全套”：依照“吕梁发布”发的公告，经当地公安、消防、文化、民政、市场和质监等部门实地检查，该园都没未经过登记注册；该园手续不齐全，都没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无任何安全保障。
县文物旅游局列出的应办理手续就有9项，包括涉及使用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活动需向文物部门申请备案等。这么多手续不办，就连基本的安全风险评估都没，就叫了1000多人，还搞中华廉文化节，就不怕玩砸了，不担心出安全事故的风险？
以不太讲“法治”程序的方式弘扬需要法治支撑的廉政，这本就是个悖论，有点像自打脸：“身不正，不足以服”，宣扬廉政，难道不该先正己身，拿廉政内含的法治要求来律己吗？
可高林清似乎还挺委屈：既诉苦式地讲述文化园从立项到现在建了7年，又晒善意动机——是为了给关心项目的各界人士以交代。听着挺憋屈，可难道不该是“自己不守法规，自己含着泪也要埋单”？更何况，动机说得再纯粹，也是奔着开发廉政文化主题的旅游产品去的，别拿弘扬廉政的“高大上”理由掩盖里面的商业考量。
△图片来自澎湃新闻
时下有种现象是，拿“立场正确”为方式的不得当谋豁免权。于成龙廉政文化园未批先开园，负责人“没把办手续太放在心上”，不知是否也出自这样的“目的正确的自负”、挟政策鼓励利好而背法。但一旦不守法规，口头上堂皇的“廉政教育”标榜，也就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牌坊。
用不怎么“法治”的方式宣扬廉政，于成龙廉政文化园，其实集结了人治与法治两种思维在廉政弘扬层面的冲突。也只有把宣扬廉政导入遵规守法的程序上来，廉政才不是裱在“人治”相框的抽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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