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帕斯捷尔纳克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表彰他“对现代抒情诗歌以及俄罗斯小说伟大传统做出的杰出贡献”。帕斯捷尔纳克此前曾数度获得诺奖提名，1958年凭借《日瓦戈医生》实至名归。得知获奖后，他给皇家文学院发去电文，“非常感谢、欣喜、自豪、诚惶诚恐。”然而接下来的遭遇让他不知所措——他的祖国并不打算和他分享这份喜悦。
苏联国内掀起了声讨《日瓦戈医生》的风波，苏联作协决定开除作家本人的会员资格，《真理报》《文艺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指责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更卑鄙的是，当局从作家的身边人入手——如果他决定领奖，那么他的爱人伊文斯卡娅将面临牢狱之灾。在政治压迫和爱情危机面前，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宣布放弃诺奖。
《时代周刊》封面上的帕斯捷尔纳克
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日瓦戈医生》事件”，消息传到彼时的中国，却几乎无任何反应——正处于“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大部分人还从未听说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名字。
“《日瓦戈医生》事件”过去近三十年后的1987年1月，由蓝英年、张秉衡合译的《日瓦戈医生》中文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发，读者陆续能直接阅读这本被长期封存的“苏联禁书”。此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含泪的圆舞曲》（1988）、回忆录《追寻》（1988）等作品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时至今日而不绝。
作为一个承接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和现代主义发端的抒情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诗的创作。北岛、柏桦、王家新等这些与帕氏未曾谋面的习诗者狂热地阅读他的诗歌译本，王家新曾写下姊妹篇诗歌《瓦雷金诺叙事曲》和《帕斯捷尔纳克》，表达他和他所属一代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
的确，中俄两国经历了何其相似的沉痛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帕斯捷尔纳克存在一股难言的亲切。帕氏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沧桑境遇，他作品中体现的对俄国历史的承担意识和“负债感”，足以让中国知识界在作家独立人格的烛照下反观当下的自我。
2005年，俄罗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杰出人物传记丛书”推出作家、诗人德米特里·贝科夫撰写的《帕斯捷尔纳克传》。作品甫一问世就摘得俄罗斯2006年度畅销书奖，且一版再版，迄今为止印数超过六十万册。这是一部“大书”——不仅因为超长的篇幅，也因为内容演绎极为繁盛，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本人那贯穿生命始终的、甚至显得“过剩”的激情。
2016年九月末，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由译者王嘎耗费七年心血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这本厚度达1014页的帕氏传记，将文本、命运和帕斯捷尔纳克三者等同起来，打破了传记题材通常的线性叙事模式，以“夏天”的季节隐喻作为对诗人履历和精神气质的“模仿”，这是一本抒情诗人写给抒情诗人的传记。
从翻译到阅读，几乎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意翻开某个章节，都能感受到一股夏天的热浪扑面而来——一个将“在沸水中越来越好的虾子”自喻的人，在俄罗斯漫长的20世纪苦难中，以生活为姐妹，以体验的姿态穿越加之于个体与民族的苦难之境，以己身捍卫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品格，成为一个与20世纪俄罗斯民族命运共呼吸的精神符号。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他自己——一个穿越苦难后依然醉心于生活的人，一个不幸的幸福之人。（文/柏琳）
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1890-1960）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之一，个人命运与时代翻覆相互交错，阅尽世间悲苦与欢欣。他站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捩点上，凭借天赋感知这一切，并以诗歌和散文形式加以呈现，从而在现实生活中超越现实，创建（或开创）自由。
与复杂艰辛的人生历程相对应，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风格也经历了由混沌到明澈、由繁复到简白的发展过程。他用数十年时间终于完成了漫长的成熟期，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以及由此衍生的组诗，即是悲欣交集的生命见证。
本文作者 | 王噶
（《帕斯捷尔纳克传》译者）
1890年2月10日（俄历1月29日，也是普希金的忌日），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出生在莫斯科。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后来成为托尔斯泰的“御用”插图画师；母亲则是钢琴家，情感异常纤细。这个世纪末的俄国知识分子之家，笼罩在契诃夫所云“所有人都神经兮兮！”的氛围中。帕斯捷尔纳克也养成了知识分子冲动的脾性，易动肝火，喜欢悔过。
帕斯捷尔纳克的青少年岁月，正值俄国历史空前的变局，从“一九零五年革命”到一战爆发，是他对浪漫主义艺术最沉迷的时期。其间他先后学习过作曲和哲学，继而开始跟一些未来派艺术家交往，包括与他惺惺相惜的马雅可夫斯基，但他对未来派激进反传统的旨趣始终保持着审慎的距离。
他的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发表于1913年末，这是他在文学上稚嫩的起步，但一开始就透散着鲜活的气息，对自然景物人格化的描写更是意蕴深长。
少年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左）和弟弟，其父创作的油画
从1917年3月到10月直至内战燃起的1918年，帕斯捷尔纳克接连经历了俄国历史雪崩式的变革，连同无果而终的恋情。他随后在诗中写道：“那旧的一年，时常在窗边/朝我耳语：跳出来吧/这新的，则用狄更斯的圣诞童话/驱散了一切。”（《1919年1月》）
一个新的年份，站在时代的门槛边，向世人许以革命洗礼的幻象，用氤氲在岁末的节庆，给那些惶然失措的人们带去慰藉。个人命运与时代如同平行的链条，让帕斯捷尔纳克初次意识到自己并非这场狂欢的局外人。所有这些关于自然、历史和命运的复杂体验，投映在《生活，我的姐妹》中，将他推送到一流诗人的行列。
一种泛神论式的奇思异想贯穿于整部诗集：与其说人在世界中感知和塑造着万物，不如说万物在世界中感知和塑造着人。茨维塔耶娃读到《生活，我的姐妹》后预言：“您将变得非常老，等待您的将是漫长的飞升。”
1930年，以先锋主义的反叛姿态著称，却被官方指定为头号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尽。对于这位昔日好友的悲剧，帕斯捷尔纳克一反批判自杀的社会舆论，写下了《诗人之死》。在他看来，那些在时代威迫下偷生并苟活在流言中的人们，才是真正“怯懦的男女”和“病夫”。他对诗人之死则不吝赞颂，认为这是英勇之举，尽管两人因观念冲突早已貌合神离。
帕斯捷尔纳克写给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人之死》，无异于对苏联社会的公然争辩。与此同时，面对各种人为强制所带来的流变，以及“生活越来越好”的假象，帕斯捷尔纳克似乎更多地甘愿顺服，内里则以使徒保罗的训示作为自我持守的方式，即所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相形之下，他的另一位诗歌对手、永恒的“对蹠者”曼德尔施塔姆则如飞蛾扑火，投向绝对自由的烈焰。三十年代的曼德尔施塔姆，俨然沦为时代弃儿，越来越像旧日的癫僧。他不停地要求对其文学地位作出公断，生活变成了一场悲怆的滑稽剧。
在大恐怖行将来临的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写下他著名的政治讽刺诗——《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他偶然遇到帕斯捷尔纳克，当面诵读了此诗，后者的反应迅疾而冷漠：“我建议您不要再向任何人读这首诗。这不是诗，是自杀。我可不想参与您的自杀。”1934年5月，曼德尔施塔姆被捕，1938年，死于苏联劳改营。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对诗人的妻子说，这是一首“肮脏的作品”，“超出了艺术的界线”。
许多文献都提到，斯大林本人曾经亲自打电话给帕斯捷尔纳克，试探他是否有心营救自己落难的“诗歌兄弟”，那个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几乎将帕斯捷尔纳克逼向道德两难的绝境。他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冷漠自有衷曲。而文学也绝非依据道德勇气论功行赏的舞台，当文学遇到政治，单凭一具肉身与之抗争，未必是合宜的选择。
1982年起，苏联开始逐步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图为1990年发行的纪念邮票
《帕斯捷尔纳克传》的作者德米特里·贝科夫认为，在惯于书写失意与民怨的俄罗斯文学语境下，帕斯捷尔纳克实属凤毛麟角的异数，他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事实上，帕斯捷尔纳克的幸福感首先取决于对悲剧性的认知，早在苏联社会趋于恐怖巅峰的1936年，他就宣称：“离开悲剧性，我甚至连自然风光都无法接受……悲剧性，喻义人的尊严、人的庄重、人的充分成长。”
帕斯捷尔纳克善于将一切灾祸转化为幸福的机缘，在他看来，只有当灾祸降临，才是事物内在本质浮现于外之际，人才有可能真正认识自我，从非自由的存在状态中完全得解脱，成为一个幸福的完人。
当时对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
说到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帕斯捷尔纳克晚年名诗《在医院》。1952年，诗人突发心肌梗塞，死神与他相隔咫尺。病愈四年之后，他在诗中想象和预见着“病床上的结局”，并把感恩的凝望投向窗外：“‘上帝啊，你的这些事业/何其完美,’病人暗自想起/这些床褥、人群和墙壁，/这死亡之夜和夜的城市。”当听到诗人流着激动的泪水，转向上帝发出礼赞，并不会让人感到突兀或造作，因为这是事件发展的结果，事件将人裹挟，合乎逻辑的选择除了礼赞（“像一声压抑太久的叹息”），并从中获得崇高的美感，别无其他。置身于人世间万般遭逢，诗人始终相信，相对于当下，还有另一种现实。而美是通往幸福的终极道路，引领人在永恒事物中向上飞升。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
作者：（俄罗斯）德·贝科夫
译者：王嘎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9月
采写 / 新京报记者柏琳
新京报：《含泪的圆舞曲》你读了很多遍，这本诗集为什么让你钟爱？据说你在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时“感受到了幸福”，可以举例某首诗歌的例子谈谈这种“幸福感”吗？
桑克（诗人）：读的遍数太多了，保守估计至少十几遍。每次读都能发现新的东西。我在书里看到了我在生活之中刚刚遭遇的东西。或者说，我在生活之中总是不由自主想起老帕的句子。前天我从霁虹桥（设计师是与老帕同时期的符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巴利）走过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抬头看太阳。这是一轮被雾霾围剿的太阳，它的边缘黄中泛灰，而且模模糊糊的。我的脑袋里突然就跳出来一个老帕对这种太阳的比喻，他说这样的太阳是姜黄饼。又扁又辣的姜黄饼。真的太牛了。
新京报：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中的历史主义意识是很淡化的，但其实帕氏的作品鲜明地表现了20世纪前期俄罗斯的风云历史变幻，对大历史进程中的人的命运是非常关心的，你如何理解帕氏独有的对历史的诗意性感受？
席亚兵（诗人）：帕氏抒情诗的历史意识是结合基督教世界观深埋在作品中的，即便如此，他也写过“国有抽水站”“五年计划”“红旗”和“列宁”，帕氏对苏联文学的参与可比得上老舍。他的《黎明》这首诗就把人民性和自然景观和存在主义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我的胜利”。有这种诗情机遇的诗世界诗歌中只有这一首。帕氏是经历过“极端年代”所有形态且从未逃离现场的最成功的诗人：一战、共产主义、二战和冷战。享受这些磨练而善终就是一个奇迹。
新京报：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在中国知识界经历了虽缓慢但持续扩散的精神冲击，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对帕氏有一种特殊亲近感，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如此打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
蓝英年（译者、反思苏联文学文史专家）：《日瓦戈医生》里的主要人物都是优秀知识分子，无论是拉拉、安季波夫还是日瓦戈。凡是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极权体制下必然毁灭。这本书表达了这样一种悲哀的认知：知识分子在极权下如果坚持真理，就只有走向死亡。日瓦戈从电车上下来后心力衰竭倒毙街头，拉拉被关进妇女劳改营，安季波夫虽立了大功，但他不是布尔什维克，却知道的太多，也是一个死。
《日瓦戈医生》的悲剧结局以及帕斯基尔纳克个人的悲剧，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共鸣。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思想改造，要求放弃过去相信的东西，对人随便辱骂，知识分子的尊严扫地，这样的戕害是根本性的。俄国不搞思想改造，就是枪决，今天两个人还在一起，明天一个人就没了，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没的，倒也干脆利落。
中国人敬佩帕斯捷尔纳克，也羡慕他能保有知识分子的尊严。回想中国刚刚过去的思想界浩劫，在一片“打倒你”的呼声中，尊严何在？
新京报：尽管20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无比艰难，但还是产生了《日瓦戈医生》《大师与玛格丽特》《安魂曲》这样的杰作，相比之下中国当代文学难有自豪感，中国学者反思自己的文学时，难免遗憾。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那个艰难时期也写出一部“中国版的《日瓦戈医生》”呢？
蓝英年：苏联作家对西方作品的接触比中国知识分子要多得多，他们懂外语，受到更多西方文明的影响，知道宪政和极权的区别。虽然俄罗斯没有实现过宪政，但很多人都去过欧洲国家，看到了与苏联宣传严重不符的真实欧洲，他们更向往西方。中国那个时期非常闭塞，青年对欧洲宪政基本是隔阂的。而且苏联的禁书不像在中国那么多，当时苏联还有地下出版社，就在莫斯科，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就能出版，中国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再有，这也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性过大有关。这种做法彻底破坏了教育体系。过去知识分子都有尊严，互相之间切磋，遵循“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理念，办学校的人都是懂教育的人，比如蒋梦麟、梅贻琦和胡适。解放以后连学校都搞阶级斗争，知识分子被整得像孙子一样，不可能再有辩论。在这种高压政策的打压环境下，怎么能在当时就写出反思性的文学作品呢？
新京报：你在《日瓦戈何许人也》中谈到，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身上投射了浓郁的“哈姆雷特气质”，具体如何理解？这气质是否也是帕氏本人的自我确认？
刘文飞（俄语文学翻译家）：帕斯捷尔纳克正式动笔写作《日瓦戈医生》恰好是在他完成《哈姆雷特》的翻译之后。在小说中，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哈姆雷特的无所适从，哈姆雷特的别无选择，都在日瓦戈身上有所体现，他就像一个“20世纪的多余人”。
但我们在估量日瓦戈、乃至帕斯捷尔纳克身上的哈姆雷特气质时，一定要考虑到两个因素：首先，这只是他们复杂矛盾的性格构成中的一个侧面；其次，日瓦戈的犹豫像哈姆雷特一样其实是一种尊崇使命、忠于责任的态度之体现，日瓦戈的无为，背衬着疯狂、残忍的时代，反倒显示出了比哈姆雷特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人道主义力量。日瓦戈作为“20世纪俄国的哈姆雷特”，他的立场和姿态或许就构成一种更加理智、更为合理的抗拒命运的方式，我们甚至可以说，哈姆雷特提出的“做还是不做”的问题在日瓦戈这里反倒有了答案，这就是：“不做就是做。”
本文整理自2016年11月26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1-B05版。作者：王噶（《帕斯捷尔纳克传》译者）柏琳（新京报记者）；编辑：柏琳，小井。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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