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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去世:什么样的人才配称“国学大师” | 沸腾

2018-02-06 谷卿 沸腾

饶宗颐先生一生治学所及,博泛无匹,可视为20世纪人文学术之显学与新学的全息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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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饶宗颐逝世,享年101岁,与季羡林齐名精通六种语言。视频来自新京报动新闻


| 谷卿


饶选堂宗颐先生今晨(2月6日)仙逝,哲人其萎,学林艺林同声哀悼。

 

1.饶宗颐治学博泛无匹,汇通古今

 

在近三十多年间,内地知识界和文化界对饶先生的评价有过一些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学术逐渐复兴,随着眼光转向外界,人们发现竟有这样一位久居香港的学者和艺术家博通至此,举凡人文学科的各个门类,其人几乎无不涉及。

 

1990年代“传统文化热”,饶宗颐因与钱钟书、季羡林等学者成为偶像级人物,“南饶北钱”、“南饶北季”的称誉由此出现。

 

“博通”符合传统文化的审美与想象,但却不是现代学术的常态。中国内地经济腾飞之后,文化发展与学术进步自与以往不能同日而语,由本土培养的学者也纷纷走向世界,今之视昔,文化自信洋溢,因有《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之类文章热传。

 

学术精细化、科学化之风盛炽,“通人”钱钟书的偶像地位被“专人”陈寅恪取代,饶宗颐也不再成为学术界顶礼膜拜的对象,晚年更以文人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假如能够历史地看待选堂(饶宗颐号选堂)的学术生命和成就,或不至于将他捧上神坛,也当对他获膺“国学大师”冠冕予以理解。

 

饶宗颐先生一生治学所及,博泛无匹,可视为20世纪人文学术之显学与新学的全息缩影。

 

他对学术史的发展有非常明确的认知,对 46 31955 46 14939 0 0 2454 0 0:00:13 0:00:06 0:00:07 2769自己在潮流和大势中所处的位置和起到的作用也相当自觉。


▲饶宗颐。农京早摄,作者供图


2.饶宗颐预20世纪学术之流,得风气之先

 

2003年,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内地版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推出,共14卷20册,别为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及文录和诗词等。

 

这套学术文集的分类和编排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大体上呈现了饶宗颐学术世界的面貌,据之足以了解选堂治学的路径与转捩。

 

文集之特意加上“二十世纪”四字,实际也体现了饶先生本人对学术史和自己学术生涯的看法,他在小引中指出:

 

二十世纪为中国学术史之飞跃时代,亦为返哺时代。何以言之?飞跃者,谓地下出土文物之富及纸上与田野调查史料之大量增加。由于考古学之推进,可征信而无文献纪录之历史年代,已可增至七八千年之久。返哺者,谓经典旧书古写本之重籀,奇字奥旨,新义纷披,开前古未有之局。

 

饶宗颐看到了近百年学术史旧学发潜、新知递生的趋向,令他感到幸运和欣慰的是,他出生的1917年,正是王国维考证先公先王之年,而甲骨面世迄于世纪之交,恰当期颐,他不无自豪地说:

 

“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之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预其事。他若楚辞与楚学之恢弘、滋大,而垂绝复兴之赋学与文选学,余皆曾致力,不无推动之绩。至余所开拓之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则亦薄著微劳”。

 

李泽厚从《登幽州台歌》中看出陈子昂内心那种“得风气之先的伟大孤独感”,饶宗颐预20世纪学术之流,身处其间,自然而然有“得风气之先”的感受。

 

而世移势易,前辈同辈渐次凋零,那种“开先”的孤独感则未免转为“独守”的孤独感了。


▲饶宗颐。农京早摄,作者供图

 

3.晚年常来往内地,增进内陆香港间文化交流

 

好在饶先生是个“能够享受孤独的人”,而久居香港也使他得益于这“偷来的时间和地点”。

 

饶宗颐的学术之路由董理父亲遗嘱和乡帮文献肇端,因有机会参与粤籍前辈叶恭绰主持的《全清词钞》辑录编修工作,在香港大学获得教职后,他一面关注岭南古史,一面研究古典艺文,今天看似庞杂无比的学术成果和著述,其实当年也是由一道道链条借助种种因缘接缀而成。

 

彼时香港与海外汉学界联系密切,交往频仍,饶宗颐先生利用各种访学、预会、客座任教的契机,与欧美及日本、印度等国的学人商略切磋,同时留心著录各地新见文献,如《巴黎所见甲骨录》《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敦煌曲》《敦煌白画》《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等,既为自己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辑存难得的史料,也成为他与各国学界同人交往的最好见证。

 

1980年代以后,饶宗颐多次受邀访问内地,参与学术研讨、考古发掘和文化考察,此一时段则陆续出版《云梦秦简日书研究》《楚帛书》《随县曾侯乙墓钟磐铭辞研究》及《甲骨文通检》等,增进了两地学术与文化交流。

 

至于其间以书画诗文纪游酬答,更是不可胜数,所谓“学艺双携”之誉,自非虚夸。

 

千禧之初,选堂即已感慨,晚近以来地不爱宝,新写本不断出土,学术界当另有新境界、新事业展开,“古典重温,新义滋起,或可能导致未来之文艺复兴,谨拭目以俟之”。

 

先生今归道山,语犹谆谆,希冀在焉,来者可待。


文/谷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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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新吾  实习生:嘉木  吴庸   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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