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汶川：这场地震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 沸腾
汶川，5·12，一个疼痛的日子。到今天，转眼十年。那些疼痛与感动，历历在目，不曾忘记。在笔尖，在心头。
十年之后，我们邀请了当年去过汶川，深入第一现场的新京报摄影部两名记者，回忆当年在川的采访见闻。落笔成书，以作纪念，愿逝者安息，愿幸存者坚强。
▲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参与救援的部队官兵在北川老城的废墟上向遇难者默哀。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文 | 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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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对一些可能遇到的采访，我是有准备的。除了采访所需的设备之外，我的家里会常备一整套户外装备，包括衣服、鞋子、急救包、强光手电甚至还有手持电台，以应对不期而至的紧急采访。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预想过，自己会经历5·12汶川大地震那样巨大的灾难。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在川西爆发。地震波抵达远在一千五百公里之外的北京，好多人也感觉到了大地的晃动。
我当时在家里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直到网络上出现了各地网友对于这次震动的提问，我才知道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都有震感，地震波的圆心指向四川。
作为一家对突发事件非常敏感的新闻单位，我供职的《新京报》显然早已做出反应，第一时间派出了记者。5月12日当天下午，我向部门领导请战时，前面已经派出了两批次的记者。
5月12日当天，人们对于地震的严重程度所知甚少。中午发生的地震，直到天黑前后，都江堰受灾的情况才被世人所知。
而都江堰，只是成都平原和川西大山交界处的一个城市，受灾最重的山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地震的威力超乎人们的想象，它毁坏了重灾区的通讯和交通。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领导让我待命，并许诺再派记者会让我去。
一夜之后的5月13日，随着信息量的增加，报社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之前派出的记者，并没有在当天抵达灾区。他们原先预定的飞往成都的航班被取消，被迫在机场等待或者改飞临近城市。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震遇难人数一直在直线上升。5月13日上午我还在进行日常采访，接到了报社的电话，要求我立刻准备前往灾区。于是整个13日，我都在北京奔忙。民航全部取消，我们打算开车过去。
▲2008年5月16日，四川省青川县。家园被毁的灾民扶老携幼，背着伤员，带着仅有的家当向安置点转移。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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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灾区
前期赶往灾区的同事没什么准备，我们开车过去需要采购大量物资。急救药品、水和食物、发稿设备，还有睡袋和帐篷这些平时采访不会用到的东西都出现在采购清单上，甚至还有口罩和安全帽。
我自己特意带了一把工具刀，想着万一被埋压在哪里，侥幸没死的话我不至于赤手空拳。一边忙着准备，一边得到灾情的消息，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恨不得马上抵达四川。
直到13日深夜，我们一行五人才驾驶着满载的越野车离开北京，奔赴遥远的四川。地震发生已经超过48小时，重灾区的情况还不完全明了，灾情还没有完全暴露在人们眼前。
5月14日下午路过西安，在西安出差的视觉总监何龙盛还为我们壮行，饭桌上的气氛还比较轻松。谁知道两天之后，随着灾情显露，何龙盛自己也赶去四川拍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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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灾区
5月15日，我们终于进入四川。广元市区受灾不重，街面上人来车往。我们在这里还能找到正常营业的汽修店，更换了跑烂的汽车轮胎。当天中午，我们离开了安全地带，向西进入大山，报社命令我们尽快进入重灾区青川县采访。
采访车离开高速公路，向西没多远就看到了直插云霄的川西大山，中间几乎没有什么过渡，这一特征很像陕西的关中平原和秦岭山脉。
进入山区，这场大地震的狰狞面目才真正展现在我们眼前。道路变得歪七扭八，没有一段是完整的，路面遍布裂缝和巨大的坑洞。
我们不明白那些路面上出现的直径数米的坑洞是怎么来的，下车仔细看，发现路基下的河滩里散落着房子一样大小的落石。在地震发生的时刻，这些原本在山顶的巨石滚落下来，砸在公路上，再弹出去落在谷底的河滩上。
和预料的一样，我们遇到了堵车。盘山道上尘土飞杨，部队的军车、医疗队的救护车、抢险的工程车和志愿者的车排起长龙。大家纷纷下车向前打探，路边的交警满身灰尘，用早已嘶哑的嗓子向人们解释，指挥大家靠在路边。
我下车不经意地抬头向上看了一眼，我们的车停在一个悬崖下面，一块巨大的落石就立在悬崖顶的边缘，随时可能滚落下来。没有地方挪车，同事们都从车上下来，跑到空旷地带暂避。
▲2008年5月16日，四川省青川县。家园被毁的灾民扶老携幼，背着伤员，带着仅有的家当向安置点转移。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阻断的交通和失去信号的手机让大家焦急万分，地震已经过去72小时，我们距离重灾区近在咫尺，但却束手无策。交通和通信一直是这次采访的最大困难，对于救灾来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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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鱼镇中学
终于，在5月15日的黑夜，我们抵达了青川县县城。失去电力的县城漆黑一片，只有钉棺材的声音不时响起。我们向当地人询问受灾最严重的地点，他们让我们去木鱼镇。
我们在15日的深夜到达了木鱼镇中学，这里有两百多名学生遇难。此时救援已经结束，倒塌的三层学生宿舍楼只有一角残存，四周全是扭曲的钢筋和残破的砖块。
就是在这里，我遇到了遇难学生瞿伟的父亲，这个中年男人在地震发生三天多的时间里只吃过一包方便面，正带着家里人准备安葬自己遇难的儿子瞿伟。
我小心询问，是否可以让我拍摄瞿伟的葬礼。瞿伟的父亲递过一支烟，带着一丝笑容用四川话跟我说：“好嘛，感谢你们来采访”，我是个不会抽烟的人，在那一刻竟也不知道怎么回话，只好伸出手跟他握了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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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伟的葬礼
在手电的光柱里，遇难的瞿伟脸上都是青紫色的，被一块破旧的被子包着，父亲抱起他放进那个被称作棺材的破木盒子。就是这个破木盒子，也是亲友们用废墟里捡来的破家具临时拼凑的。
▲2008年5月16日夜，遇难学生瞿伟的亲人找来一块旧棉絮为即将下葬的瞿伟做枕头。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家人之所以在深夜安葬瞿伟，是学校接到通知，遇难者遗体要尽快安葬，以免引发瘟疫。瞿伟的遗体在学校操场上入殓之后，没有仪式，父亲和舅舅以及另外两名男性亲属用木杠扛起棺材，打着手电向学校背后的山岗上走去，那里是学校划出的一片安葬遇难学生的区域。
此时的灾区，已经发生过数千次的余震。一路跟着爬山的我，时不时感觉脚下一晃，正在疑惑，周围的山上传来哗啦啦的声响。抬棺材的瞿伟父亲就说：“又垮山了”，当地人把山体塌方叫做垮山。
安葬学生的山岗没有多高，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山下的木鱼镇中学。没有人指挥，瞿伟的父亲在一座新坟边上转了一圈，伸出手臂向着南方，说到：“就这里吧”。四个男人砍倒草木，在地上挖了起来。
川西的这片山地，碎石和泥土混杂在一起，人力很难挖掘。直到过了子夜十二点，四个人才刨出一个浅坑。瞿伟的父亲跳下去，在坑底点燃几张纸钱，四人合力再把棺材放进去。
墓穴不够深，破木板棺材有一截还在地表之上。“暂时也只能这样了，等地震完了再好好安葬一次吧”，瞿伟的父亲招呼几个人起坟头。这时，瞿伟的舅舅说：“你给瞿伟立个牌牌嘛”，瞿伟的父亲回答：“不用，我的儿子我找得到”。
瞿伟的舅舅抽着烟笑了笑说：“我晓得你找得到，我也找得到”，“那么多同学要找瞿伟耍，没得牌牌，看不到名字，他们哪里找得到咧”？瞿伟的父亲也笑了笑，没有说话，掏出一包烟给众人散。我伸手接过他递过来的烟，再也没能忍住自己的泪水，相机的取景框像被雨打湿了一样模糊。
▲2008年5月16日，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木鱼镇，遇难学生瞿伟的父亲用臂膀丈量儿子的棺材，他想知道这个简陋的棺材能不能放进自己深夜在山坡上刨出的墓穴。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位于龙门山断裂带上的青川县木鱼镇损失惨烈，木鱼镇中学学生宿舍楼被震垮，校方公布有289名学生遇难。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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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改变我的人生观
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的十年里，地震频繁地光顾中国西部。我先后采访了玉树地震、盈江地震、雅安地震和2018年的九寨沟地震。
在2014年，我带着家人开车自驾从北京出发到川西旅游。2008年曾经采访过的许多地方，当年支离破碎一片惨白的山体，已经有了绿色，那些被毁坏的建筑也在川西的湿润气候里布满青苔。
大自然的伤口正在慢慢愈合，灾区的人们也重返正常的生活。遍布在川西山区的农家乐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欢声笑语在这里避暑，感受着四川人民的热情好客。
几乎所有经历过5·12汶川大地震的人，都不愿轻易提起那段往事。地震灾民，救援人员，甚至包括新闻记者，心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在他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汶川大地震。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见证了许多灾难，但没有任何一个灾难像512汶川大地震那样，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加倍珍惜生命，珍惜家人，珍惜身边每一个人。
文/吴江（新京报摄影部记者）
编辑： 新吾 实习生：范娜娜 校对：陆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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