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云连线 | 北师大代表委员建言献策，发出教育好声音！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分别于3月4日、3月5日在北京召开。北京师范大学共有四位代表委员参会。他们履职尽责，建言献策。一起来听听北师大人的“教育好声音”吧！（以下为部分媒体报道摘编）
程建平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完善“优师计划”师范生培养体系
夯实新时代教师发展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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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建议，将“优师计划”师范生纳入国家人才发展规划，作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领域的后备人才队伍，确保长期稳定的职业发展支持。
程建平介绍，去年北师大在“志远计划”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策、组织、实施体系，有计划地实施“优师计划”，目前已在13个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招收400余名“优师计划”学生。学校还针对“优师计划”师范生的培养工作开展了系列调研。调研发现，“这些学生理想信念坚定，从教意愿较为强烈，具有较高的教师职业使命感和认同感，但现有培养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为了打造一支“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优质教师队伍，程建平建议针对“优师计划”师范生实施跟踪式、差异化培养，鼓励其在教育领域内部交流轮岗，完善职后培养培训体系，持续开展专题培训并鼓励在职攻读专业学位研究生。
他还建议健全“优师计划”师范生工作、生活保障政策，倡导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政府与高校、企业建立三方协同保障体系，探索县域基础教育优秀人才保障支持机制的新路径。设立“优师计划”专项科研课题，对“优师计划”师范生的成长发展进行持续跟踪调研，反哺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和顶层设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长远目标。近日，教育部发布通知，决定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近年来，作为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的排头兵，北京师范大学率先探索实施新时代强师工程，着眼破解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的发展难题，努力从源头上提高教师队伍质量，有效推进从“输血”到“造血”，从“扶智”到“提质”的帮扶模式，并主动倡导构建师范院校命运共同体，扎实做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的定向培养和精准培训。
程建平表示，接下来北师大将持续发挥教师教育优势，联合全国部属师范大学，加强信息共通、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组成推动师范教育协同提质的“精锐部队”，为筑造高质量教育体系、实现新时代教育强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打破科技创新“单位化藩篱”
促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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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中，就“完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等热点话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程建平表示，当前，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入，初步具备了在一些领域同国际先进水平同台竞技的条件。“但同时，我国科技创新活动中存在的‘单位化藩篱’现象，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制约因素。”程建平认为，打破这一“藩篱”，可加快促进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共用共享以及科研力量的整合协同、体系化建设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要用好科技成果评价这个指挥棒，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坚持正确的科技成果评价导向，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立足新发展阶段，程建平建议，首先要从考核和评价层面打破“单位化藩篱”，统筹考虑改进科研创新主体评估考核体系，在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的同时，在顶层设计上统一科技成果的评价体系，使科技成果评价的互通互认有政策支撑。
在创新载体建设层面，程建平建议，高校与科研单位可以通过共建研究机构等方式开展科研合作，建立共建共管共享机制。如北京师范大学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合作共建的“天文与天体物理前沿科学研究所”，正在探索构建科研资源共用、科研人员互聘、科研成果共享、科研评价互认、人才培养互通的合作机制。
程建平介绍，接下来学校也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科研管理体制和分类评价改革，落实“破五唯”等要求，实施科研成果多元评价，并不断推进重大重点科研平台建设，在优势领域加强组织协调和支撑保障，进一步提升服务国家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的能力。
建议设立国家安全学专项科研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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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构筑国家安全人才基础、夯实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然而，在助力学科发展的外部机制上，目前存在科研支撑机制不足、缺少师资选拔通道等问题。”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十分关注“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发展情况。
程建平观察到，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专门为国家安全学基础或理论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的计划；“十四五”期间的各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也是针对某些个别问题的专门技术研究，尚不能充分体现国家安全学交叉性、综合性、智库性的特点。
“如果有国家层面专门的科研项目和经费支撑，国家安全学学科就能够全面、快速地发展。”程建平说。
另外，程建平认为，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的师资队伍建设相对于传统学科来说难度更大，要求从事这方面教学研究工作的专职教师不仅要有某一学科扎实的专业基础，还要有开展跨学科研究的经历和成果。
程建平说：“目前各高校国家安全学师资队伍建设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从现有师资队伍中选拔，二是从应届博士毕业生中选拔。但大部分应届博士生跨学科开展科研教学的能力有待培养，一般都需要1-2年适应期，而博士后流动站恰好可为这些博士生进一步培养国家安全跨学科研究能力提供试验平台。可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国家安全学博士后流动站，缺少人才选拔通道。”
因此，程建平建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中设立国家安全学项目/专项，支持国家安全学科开展相关基础和理论研究。由相关基金管理部门负责研究专项的发布和资金管理等工作。
“国家安全涉及文管理工多学科交叉，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联合设立国家安全方向的基金项目。”程建平说。
此外，程建平建议人社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选择具备国家安全一级博士点授权的高校试行开设国家安全学博士后流动站，并为申请入站的各类人员提供博士后基金资助。他还建议国家奖励办研究推进在学科分类中增设“国家安全学及安全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类别，加强国家科技奖励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行业领域的“大安全”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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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丽娟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学部教授
以中央财政直达机制培养补充乡村小学全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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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国，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教育仍然是亟待补齐的短板，而优质教师的培养补充是基础、是核心，持续有力的经费保障是关键。探索形成大批优秀乡村小学教师培养的合理有效的长效机制，对于促进我国乡村教育事业发展、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推进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偏远艰苦地区乡村学校教师短缺、补充难的问题，建议在中央财政直达机制中建立乡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补充专项，助力在根本上破解乡村教师短缺，解决当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仍然存在的“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问题。
《意见》提出，“各地要加强面向乡村学校的师范生委托培养院校建设，高校和政府、学生签订三方协议，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等方式，精准培养本土化乡村教师。”这为乡村小学全科教师的培养明确了方向，但是在至关重要的经费保障上的表述有些过于原则化，不够清晰和明确，操作性不强。结合当前实际和可行性的研究，建议采用中央财政直达的方式，安排培养乡村小学全科教师专项资金，形成乡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补充的明确而且常态化的经费保障机制，破解这一教育短板问题。
（一）政策依据
2020年10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进一步抓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落实，研究建立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要求“扩大直达资金范围，对可直接分配的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具备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一般性转移支付，可纳入直达机制，基本实现中央财政民生补助资金全覆盖，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等及时足额兑现，更好支持保基层运转。”
（二）资金条件
目前中央财政对乡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包含在其对地方的“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项中，以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方式下达到省级政府，再通过省级统筹的方式分配到地市和区县。自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已经和学生资助补助经费、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项目被列入中央直达资金。但是，在中央补助经费中，涉及乡村教师的主要是“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和“特岗教师补助”，重点用于保障和提高乡村教师收入待遇。前者以2400元/年•人的标准按系数计算，后者西部地区为3.82万元/年•人，中部地区为3.52万元/年•人。而且，中央对义务教育投入的总规模逐年增长，2021年已经达到1739亿。但是，在中央财政对乡村教育的补助经费中，尚缺乏专门的关于乡村教师培养补充的经费支持。
（三）经费需求
以每年补充高校毕业生新教师7.6万名为基数，考虑生育政策调整后的新增学生数量等因素，按每年需培养供给10万名全科教师规模。如果参照目前国家公费师范生年生均经费投入约3.1万元的较高平均水平，那么每年所需的最大培养经费约为30亿元；如果参照地方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的年生均成本约2.5万元，每年所需的培养经费为25亿元。而且，对新补充的7.6万毕业生已经有相应的投入，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年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经费支出2.1万的水平进行扣除，那么，高标准的年生均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量为1万元，每年总培养经费规模约为15亿元（7.6万人×1万元+2.4万人×3.1万元）；若按年生均培养成本约2.5万元计算，则每年总所需培养经费规模为约9亿元（7.6万人×0.4万元+2.4万人×2.5万元）。按照目前我国中央财政教育支出的总规模盘子来看，能够承担。
（四）具体办法
一是在中央财政直达机制中安排培养乡村小学全科教师专项资金，列入直达机制预算。在中央财政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中，单独设立乡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补充支持方向，按照培养人数和生均培养成本作出年度经费规模的计算和安排。二是经费直达区县。作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直达资金，由区县政府专款专项管理。在具体的分配上，根据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所委托培养单位、乡村小学间达成的培养协议，根据培养任务和计划，相应经费进入作为培养单位的师范院校，或者直接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结合乡村学校教师培养补充实际需求进行委托和支付。
（五）经费监管
加强省级以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经费管理能力和机制建设，确保直达资金用于乡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重点需要做好三个方面：一是在中央层面健全财政部门财政直达资金管理的制度机制。前期基层财政部门相关制度基础较为薄弱，中央财政部门要注重建立健全一套科学适宜、管理规范、操作性强的财政直达资金机制，充分保证直达资金发挥效能。二是完善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部门的资金协同机制。一方面，增强中央资金主管部门、审计等各级部门间的协调和数据共享；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特别是财政、教育等部门要提前研究，做好前期精准规划、对接等基础工作。三是对基层政府和培养学校进行培训，提升经费管理和使用能力，确保专项经费的使用效益。财政直达机制的实施将使得基层政府部门和培养单位增加资金配置、使用、审核、评估等多方面的精细化工作，应当安排专门培训，增强地方政府和培养单位适应这种职能转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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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焱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尽快解决公办幼儿园教师缺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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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今年全国两会，教育问题依然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公办幼儿园教师严重缺编问题是一个近十余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是加强公办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对于调控和维护公办幼儿园教师队伍的数量、质量、结构和稳定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刘焱提案建议：尽快解决公办幼儿园教师缺编问题。
近年来，各地政府投放给公办幼儿园的“编制”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仍然赶不上公办幼儿园数量的快速扩张。近年来大批新建公办幼儿园都没有专门的教师编制。为了解决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的问题，各地采取的办法是把中小学富余的编制调剂到幼儿园，不仅“杯水车薪”，还占用中小学教师编制。在现有的编制核拨和管理使用的政策措施影响下，许多地方未能给公办幼儿园配齐教职工、尤其是专任教师。由于没有编制，很多地方政府采用安排公益岗、劳务派遣和临时聘用等方式补充幼儿园专任教师，造成非在编教师的工资远低于在编教师，且大多数没有社保，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由于工资低待遇差，幼儿园教师社会吸引力低，队伍稳定性差。同时，部分差额拨款的公办幼儿园还需自聘教职工，给幼儿园的运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压力，幼儿园教育质量得不到保障。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没有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伍”，就不可能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自2010年实施学前教育行动计划以来，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就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但是，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解决。
幼儿园教育是一个独立的学段，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通过盘活存量、把中小学教职工编制调剂补充给幼儿园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数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公办幼儿园在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公办幼儿园的教师队伍建设，直接影响到能否办好公办幼儿园，真正发挥公办幼儿园的示范引领作用。因此，建议中编办、财政部和教育部等从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尽快联合制定和出台《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标准》，从制度层面保障公办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突破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切实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为学前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建设教育强国，育“人”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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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教育改革。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为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评价体系指明了方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焱提出建议：明令禁止学校张挂人为制造攀比、加剧考试竞争和焦虑的标语和横幅，多宣传毕业生中爱岗敬业的普通劳动者，塑造尊重普通劳动者、“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人人皆可成才”的社会教育生态。该建议将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从标语、标准、教育生态等精细问题切入，见微知著。
就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全面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等一系列问题，她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生动的阐述。
推动育人方式变革，育“人”是正道
问：后疫情时代，开放式的网络学习将成为一种常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网络教育的边界正在被解构，该如何理解所谓的“全域教育时代”？
答：家庭不能变成“课堂”，育“人”是正道。不管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线下还是线上，都应关注和参与年轻一代的成长和教育，但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同时也不应该消除“边界”。因为学校教育不同于家庭教育，各有各的特点。在特定情况下，学校在让家长成为“助教”，把家庭变成“课堂”。在疫情期间，线上教育发挥了特殊作用，但它也不能取代线下教育，取代真实的人际关系与交往。“全域教育”并不是要消除不同教育的边界和特点，更不能错位。应当互相补充，为孩子们的学习与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紧张孩子的学业学习，放松孩子成“人”的教育，这是当今我们教育的痛点
问：青少年由于压力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小觑，您如何看待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如何疏解青少年心理问题？
答：在这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压力之下，我国大部分中小学生学得太苦太累，心理健康问题也不容小觑。研究表明，我国中小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对学习的积极情感体验（如喜欢、愉快、有信心、成功体验）等指标随年级升高而逐步降低，对学习的消极情感体验（如不喜欢、痛苦、疲倦、枯燥等指标）呈逐年上升趋势。我国学生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幸福感整体偏低，孤独感较高。这些问题是推动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紧张孩子的学业学习，放松孩子成“人”的教育，这是当今我们教育的痛点。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谁也不敢在孩子的学业学习上掉以轻心，必然导致普遍的焦虑。从今年开始，我国将进入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也是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教育的追求。
教育评价“指挥棒”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学校
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为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评价体系指明了方向。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您认为下一步应如何具体落实呢？
答：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方案》从顶层设计为教育事业发展设立了教育评价“指挥棒”，但真正要落地，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学校。
在很多学校门口的宣传栏和横幅标语都可以看到“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这种“顽瘴痼疾”的表现。每年高考之后，很多学校门口都会点名道姓、图文并茂地张贴“我校某某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我校某某同学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大红喜报，“我校有多少同学被 985（或 211）高校录取”等等。这种宣传，助长了教育的功利化、短视化的倾向，加剧了学生和家长对于升学的压力和焦虑，把所有学生和家长都驱赶到“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狭窄的人生赛场，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必须加以改变。
教育评价是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学校门口的标语和宣传栏反映学校教育评价的价值导向，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行为、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深刻影响家庭的教育选择和社会教育生态。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改变用单纯的考试升学的“指挥棒”指挥和评价学校教育的倾向，营造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必须从学校门口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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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报】学前教育：“编制”之“结”——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建言学前教育发展
【中国教育新闻网】刘焱委员：尽快解决公办幼儿园教师严重缺编问题
【人民论坛网】两会国是厅 | 全国政协委员刘焱：更好满足人民对更为优质公平学前教育的需要
【北京日报】刘焱委员：建议尽快解决公办幼儿园教师缺少编制问题
【新京报】全国政协委员刘焱：统筹分配编制，解决公办幼儿园教师缺编问题
【央视新闻】聚焦两会丨建言献策有我：加强供给 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张志勇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完善我国普职分流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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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实施普职分流，且坚持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招生比例大体相当的政策（以下简称“普职分流政策”），始于1985年中央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几十年来，这一政策对于普及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建立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劳动者，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时代发展、经济转型、社会变革，以及教育自身的发展，我国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教育招生比例大体相当的普职分流政策，受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适时调整完善这一政策，成为我国公共教育政策不得不做出的重大抉择。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研究”课题组，在对全国有关教育领导干部群体进行调研时，收回有效问卷266份，其中关于人民群众关注的主要教育问题中，有43人反映“普职分流政策”问题，占比达21%。调整完善我国“普职分流政策”，已成为社会各界呼吁和关注的重大教育公共政策问题。
从“一刀切式的刚性分流”转向“因地制宜的柔性分流”。要尊重家长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选择。各地应从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从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的接受度出发，在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招生比例方面不搞一刀切。建议要将产教融合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大力推进订单培养，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同时，要加强宣传引导，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提升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再者，大力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丰富职业体验、职业启蒙和职业生涯规划，让他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职业，了解不同职业所面临的工作环境和所需具备的能力素质。在这种职业生涯探索和体验中，给学生多次职业模拟的机会。
积极支持普通高中教育实施校内分流，探索高三与高等职业院校合作办学。高中学生在高二结束必修课程的学习，经学业水平高考合格，达到高中毕业的学业要求之后，对于升入本科高等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存在困难的学生，可根据学生和家长自愿的原则，探索高三与高等职业院校合作办学，在开设高职专业课程需要专业基础文化教育之外，在高职院校支持下，开设专业基础课程和职业技术课程。
提高“普职分流”的重心，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高中后“普职”分流教育试点。从总体上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普职分流的重心高底”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取决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在制造业向高端化转型的背景下，市场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层次要求越来越高，“普职分流”从“初中后”转向“高中后”是必然选择，应逐步将普职分流的重心上移，将高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主体。国家可在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待条件成熟时再在全国推广。
畅通中高职升学渠道，加快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提高我国教育结构重心、对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根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及其团队的研究，对制造业企业的计量模型分析表明，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改变为高中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全部改变为大专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75%；由大专到本科，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建议职业教育要完善上升通道，大幅度扩大职教本科在国家本科教育中的招生比例，在本科高等教育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应大幅度增加对中职学生的招生指标，这既是畅通中高职升学渠道、提升中职学校吸引力的需要，也是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要。事实上，这年来，山东、上海在增加职教本科招生计划、加强中职、高职与本科贯通培养改革的推动下，生源质量有了提升，“中本贯通的学生要达到区重点中学的分数线，中高贯通则要达到普通高中的分数线。”
健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分流—回流”政策。当前，我国学生一旦进入了中职和高职教育轨道，就很少有机会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在德国，选择职业教育方向的学生，可以从中职、高职，走向应用型本科、硕士乃至博士——在升学路径上，职业性人才和研究性人才无异。在德国的教育体系设计中，除了分流，回流通道也随时敞开，学生有机会为自己调整选择，综合类大学和应用类大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壁垒。英国、澳大利亚同样有类似的制度供给。我国应完善“普职分流政策”，不但实施普职融通教育，而且要实施多次分流和回流政策。
建立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资源购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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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加大教育投入，另一方面，也要把有限的教育经费花出最大的效益。这对推进我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改革提出了越来越迫切的要求。
适应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教育强国的需要，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和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础教育涉及到最广泛的教育公平，一直是国家教育投入的大头。一方面，国家要继续加大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强度，同时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基础教育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改革基础教育投入体制机制，提高基础教育财政性经费的使用效益。要加快基础教育公共财政体制改革，通过政府办学和政府购买服务引入市场有效资源，发挥政府办学的公共性和市场资源供给的高效性两个优势，创造更有活力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资源市场，做到既确保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又能调动市场参与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
建议一是创新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积极推进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试行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购买制度。
二是教育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出台中小学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购买项目清单。明确将教师培训、教育信息技术服务、教育智慧平台、国家课程优质资源、课后服务课程资源、研学旅行服务、教育诊断评价专业服务、教育教学改革指导、学校委托管理等纳入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购买或资助清单。
三是建立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购买机制。教育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指导中小学建立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购买机制，明确校外教育机构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专业标准；建立准入机制，向全社会公布合格机构名单；明确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合格机构学校准入办法、质量评估机制和退出机制。
四是建立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购买经费保障机制。各地应将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购买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各级财政供给的课后服务经费，可用于购买校外培训机构的课程资源。原则上，各地政府提供的课后服务经费可拿出50%左右的份额用于购买校外教育机构的专业服务；同时，为了增强办学活力，提高学校公共教育效率，允许中小学拿出一定比例的教育财政经费用于本校购买教育信息技术服务、教育专业服务和课程资源服务等。
五是教育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建立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购买项目绩效评价制度。
要打破教师资源“富集”和办学水平“洼地”的乡村教育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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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乡村教育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不断向县城、大中城市流动，这既有我国进入城市化后期人口继续向城镇迁移的正常因素，更有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差距过大导致的优质教育资源的逆向流动。
缩小城乡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差距，必须全面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建议：
一是在教育经费投入上，要彻底变“双轨制”为“单轨制”。乡村学校从经费来源上要彻底与乡村财政脱钩，变县乡两级财政投入办学为县级财政投入办学。
二是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变城镇学校不断从乡村学校抽取优秀教师，为城镇学校优秀校长教师反哺、支持乡村学校。
三是在办学标准上，变城乡学校统一办学条件标准，为乡村学校弱势补偿，在经费、师资、设施配备上进一步向乡镇学校倾斜，用更高的资源配置标准支撑乡村学校的发展。
四是在办学体制上，要变“以城带乡”为“城乡一体”。现在，乡村学校办学规模越来越小，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老师比孩子还多的现象。相比城镇学校，乡村学校教师压力小、待遇高，晋升高级职称的机会多，导致乡村教师“城里学校不愿意要，而自己也不愿意走”的困局。要打破教师资源“富集”和办学水平“洼地”的乡村教育现状，应积极探索推动城镇学校实质性合并举办若干所乡村学校，实施城镇学校与乡村学校一体化办学、一体化管理，进而在学校内部让教师资源流动起来。
张志勇表示，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办学有三个举措：一是城乡学校一个法人、一体办学，一校两区（多区）；二是城乡学校，多个法人，以城带乡，一体考核；三是城乡学校，多个法人，以城带乡，结对帮扶。从实践效果看，第一种一体化办学机制最佳，办学成效最好，应总结经验，大力推广。
尽快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制度，
加强培训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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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建议将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列为新的职业目录，尽快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制度，尽快研制出台家庭教育指导教师专业标准，加强对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训行业监管。
张志勇表示，今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不仅明确了父母及其监护人作为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人，也规定了各级政府、社会各界支持、促进家庭教育事业的社会责任。我国家庭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依法持续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家庭教育不仅是父母及其监护人应履行的一份责任，更是具有很强专业性的教育活动。”他认为，教育者先受教育。《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了父母及其监护人接受家庭教育培训、指导的义务。“在这种背景下，家庭教育指导师作为一门具有较强专业性的专门职业呼之欲出。”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培训机构已经开展了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且有一段历史。家庭教育指导师旨在建立一支高素质专兼职相结合的家庭教育指导师专业队伍；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先进、实用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我国家庭教育的工作水平，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及和谐家庭建设。
但是，目前家庭教育指导师未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市面上培训机构开展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属于专业（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不属于执业资格类、技能评价类培训。培训机构为学员颁发的是培训证书，并非上岗证书、职业（执业）资格类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张志勇在调研中发现，趁着《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一些机构、个人看准了家庭教育的市场前景，开始迅速介入这一新兴的职业教育市场，为了赚取超额市场利润，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乱象”已出。
张志勇发现，“培训乱象”主要集中在号称家庭教育指导师已成“金饭碗”，年收入可达15万-50万元；号称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证书全国通用，证书可作为持有者上岗就业、晋职考核和用人单位招收录用人员的重要参考；还采取不正当的广告宣传营销手段，“比如在宣传方面，存在制造紧张氛围，实行饥饿营销等方式，宣称本批次仅200个名额，报满即止。”
为了防止家庭教育培训市场各种乱象频出，造成新的社会问题，结合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张志勇建议，首先，将家庭教育指导教师纳入国家职业目录，予以规范和管理。其次，要尽快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制度。再次，尽快出台家庭教育指导教师专业标准。
“此外，要加强对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训行业监管。”张志勇说，随着国家“双减”改革的逐步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正处于深刻转型阶段，有的已看上了家庭教育市场。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应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尽快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培训行为市场监管规则。
“还要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训机构准入制度，对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训机构的广告行为做出规范，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培训从业者管理，以保障这支队伍的专业性和教育性。”张志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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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教育报、人民网、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社、
人民政协报、中国教育新闻网、人民论坛网、北京日报、
新京报、央视新闻、人民教育、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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