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郑张尚芳先生
去年8月，郑张尚芳先生去世三年多后，书局在潘悟云先生和几位青年学者的支持下，出版了《中西学术名篇精读·郑张尚芳卷》。
郑张尚芳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他去世后，《辞海（第七版）》设人物专条，介绍他“长期从事汉语方言、汉语音韵、汉藏语言比较等研究，所构拟的汉语上古音体系在学术界影响重大”。严谨客观、言简辞约，这是《辞海》的风格和要求。但在我的心目中，郑张的形象远比条目内容要丰富和光彩得多。
汪曾祺曾写过一篇回忆沈从文的文章，开头引了张充和为沈先生去世而拟的挽词：“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以为很好地概括了自己老师的一生。读时印象深刻。许多年后，当我得知郑张去世的消息，脑海里首先冒出的就是这十六个字，觉得用它来作为郑张一生的写照也非常自然、贴切。
因为历史的原因，郑张没有能读大学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学过地质勘探、担任过民办教师、做过渔网厂工人，他自己说：温州话、温州图书馆是他的大学。自学成才，且在强调师传、素称难治的学术领域取得世界水平的学术成就，难怪丁邦新先生称其为“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位奇才”。
名载史记，是对一位学者学术贡献高度肯定的重要标志，我想郑张应该是会被写入汉语学术史的，他关于古音、方言、汉藏语比较等方面的不少工作都将作为中国语言学研究一个时代的重要成果而被历史记住。终生的不懈追求，盖棺论定，可谓是“功成名就”，尽管这些并不是他所看重的！有学者说，郑张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研究语言。确实，终其一生，向学、治学几乎就是他的全部。他生活得很简单，心无旁骛、不枝不蔓，学术之内海阔天空，学术之外一无所求。一提起郑张，大家都说他立志早、天分高、记忆力超强、博极群书，再加上一贯的勤奋刻苦，成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这成功的背后，其实有着很多的艰辛。
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先生
郑张的字虽然工整，但都写得很小。为何如此，不知道，也没有问过他。前些年，和潘悟云先生聊天，谈到了“文革”期间他在郑张指导、带领下，两人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开展汉语古音研究的一些往事，潘先生说：那些年，虽然为学之乐乐在其中，但苦也是真苦，比如没有纸，被逼着到处去搜罗，各式各样、大大小小只要是能写字的，找到后居然就会高兴大半天。潘先生追忆往事风淡云轻，但我当时就想到了郑张的字，这或许就是他后来的字越发小的原因吧。特殊年代、特殊经历养成的“敬惜字纸”的习惯，即使到了晚年也还是如此。这样的事，今人大概已经很难理解了，但它却真实地发生过。
郑张尚芳先生手稿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一套“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实施伊始，郑张的《上古音系》就在其中，这是他数十年研究汉语上古音的总结，但由于研究工作始终处于进行时，所以一直延宕，迟迟无法交稿。编委会、出版社的同仁其实很了解他的勤奋和专注，但因一拖再拖，也终于“忍无可忍”、强烈“不满”，甚至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再不交稿就取消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虚心接受、坚决不交，并不无委屈地嗫嚅道：“你们再等等我吧，有些问题不太清楚，我还得再想想。”如此又是多年。2003年，北京爆发“非典”疫情，潘悟云先生出了一个主意，安排他来上海师大，远离疫情的同时，关起门来完成《上古音系》的写作。在上海的那大半年，郑张一个人住宿舍、吃食堂，非但不以为苦，反而随着写作的推进兴高采烈。有时我去看他，和潘先生一起带他到外面改善伙食，问他想吃点啥，他总说有红烧肉就很好了。那年他已经70岁了！虽然书出版后，郑张再三再四地表示感谢，说没有大家相逼可能就写不出来了，但每每想起他穿着汗衫和短裤衩，在宿舍里挥汗赶稿的情形，我的心中事后也仍会感到阵阵不安。编辑生涯能够遇见这样的学者，真的是一段非常难得的机缘。
郑张的治学之路，得到过王力、吕叔湘、李荣等前辈学者的扶持帮助，1980年又以无大学学历的工人身份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这些是他的幸运，同时，他也一生历经坎坷，遭受过不公正的对待甚至是打压。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感恩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实属理所当然；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释然、放下，不耿耿于怀，大概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但始终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甚而心存维护，好像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而造成的，这就难乎其难，“以德报怨”而进于贤了，郑张正是这样的人。
对于学术争论，郑张认真、坦然面对，不回避、不任气，更不算计，是则是、非则非，与个人的荣辱名利无关，所坚持的只有学术本身。不少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就好像他人生道路之外的一条平行线，彼此无缘，永不相交。一次，不知因为什么事，一位老友真急了，冲着他大声说：“你还是什么都不明白，想得太简单、太天真了！”一脸懵懂茫然的郑张并不反驳，默默坐着不再说话，恐怕他也知道，在这世上，除了学术研究，还有很多他一辈子都没弄懂也不想弄懂的熙熙攘攘的人情世故，这些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躲进小楼成一统”，唯有心爱的学术天地，那才是真正属于他的自由自在的世界。
罗杰瑞先生形容过郑张的学问是茶壶里煮饺子。他确实不擅长表达，想倒而倒不出来就急，一急就拔高声音“啊……啊……”，听起来像和人吵架，但也只有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那份发自内心的生动活泼，木讷的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郑张喜欢和人，尤其是年轻学者讨论，沈钟伟曾说向郑张请教收获最多。这大概是因为他想得多、想得深，由此及彼几无涯涘，常常是小叩则大鸣、问一而得三；而更加重要的，我以为是他的心底无私，能够知无不言、倾囊相授。这些年学术界很强调研究成果的原创权，把是谁首先提出的看得很重，有次我问郑张怎么看这件事，他好像有点不以为然：有那么必要吗？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大家一起商量、互相启发的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很难分清彼此的先后和贡献的大小，其实只要研究在推进也就行了。历来说学术为公器，而能够知行合一，我想郑张是庶几近之。
郑张去世后，还留下了不少文稿有待整理，书局愿意配合做好这项工作，使它们能够尽早出版面世，以飨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