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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 在贵州卫生发展史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

健康贵州 2021-11-21

一、明清时期的贵州卫生事业发展

贵州历史悠久,是我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最早的国家形式是以部落政权形式出现的早期方国的地方行政组织。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设贵州布政使司,标志着贵州行省建立。明清两代为封建王朝政权,民国时期为共和政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贵州卫生工作处于空白,卫生事业发展缓慢,长时间没有专门的卫生工作机构,有关卫生工作的历史记载都是以民间自发的行善从医为主,几乎没有官方的行政行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有史可查的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贵州在思州(今岑巩)、铜仁、石阡、黎平、新化(今锦屏)五府各设“医学”正科一人,为“从九品,设官不给䘵”,聘当地熟悉医理者兼理医学有关事宜(这是一种松散型的医事机构,相当于只有编制没有经费)。从此,贵州才开始有了一些关于卫生工作的历史记载,但也仅是零星的描述。贵阳有关医学机构的记载,首见于弘治年间编纂的《贵州图经新志》,该志记载贵阳“医学”在治城东;其后,《明实录·孝宗弘治实录》记有:“弘治十二年(499年)六月,朝廷准户部奏,贵州、四川、云南医生自愿纳银者,可以授医官。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贵阳在布政司前建立“药局”,内外两科,委医官一人主其事,另有医生二人,为有疾病者诊病投药,并酌情收取诊金、药资,遇有穷苦病人则免费施医施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巡抚江东之因“民俗信鬼,病不投医”,将中军署改为“惠局”,为药局购置田产,收租金解决购药所需。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遵义筹府亦设医学正科一人,仍为“从九品”。到清代初期和中期,仍沿用这种管理形式。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王朝裁贵西道、粮储道,设置巡警道、劝业道,巡警道负责管全省警政,包括消防、户籍、治安、营缮、卫生等。这时,贵州全省意义上的卫生工作才正式有所体现。宣统二年(1910年),遵义等县设警务公署,医疗卫生列入警署执掌。
明末清初,贵州民间兴起了一股行善就医的热潮,除一些僧侣、道士以中医药为民治病外,书香门第的子弟或儒者,在饱读诗书的同时,亦喜研读医籍药书;有的则因仕途不顺,应试不第,愤而攻医,为民疗疾治病。在较长的医疗服务中相继涌现出一批黔籍知名中医。在遵义地区,由于“沙滩文化”的影响,“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理念颇受儒者所推崇。儒家习医、业医在遵义颇成风气。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举人向庭庾精医术,为四方群众诊病施药;乾隆四年(1739年),举人徐渊善医,有请必往,酬之不受,被誉为“无愧孝廉”;嘉庆三年(1798年)副贡骆元宾精医方,著有《素问集注》;遵义县禹门黎氏先祖黎安理(1751—1817年)出仕前,曾游走四方为民治病;黎兆普院试落榜,愤而攻医,善治“瘟病”,成为黔北“瘟病学”的先驱;郑珍之祖崇山,法宗“伤寒”,其父仲清,其弟珏,皆以医问世,医术之精,医德之良,当地有口皆碑,黎庶昌称赞为两世精医,衍德于术”。在其他地方,如贵阳的张龙门、袁训楷,郎岱的毛济元、张伯岐柳希惠,盘县的谢作非等,皆是儒者习医,成为享誉一方的名医。
从这一段贵州卫生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长时期中,特别是明清时期,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全靠民间医生、民族医生来维护。广大群众在与自然环境和疾病的斗争中,探索、总结和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和经验;各民族之间也因各自在居住、生存环境、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各自的民族医药特色。由于少有文字记载,这些医药技术多以口传心授方式沿袭下来。(未完待续)

供  稿 |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许芳


编  辑 | 高学军 石磊      审  核 | 曾韬

主  办 | 贵州卫生健康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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