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第1辑｜崔文芊：西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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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关注》》》学衡 202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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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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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初探

崔文芊

中国社会科学院

作者简介：崔文芊(1987—)，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逻辑史。

本文编选自《学衡》第一辑

推送时省略注释，引用请参考原文及出处

中国逻辑思想研究，不仅包括对在中国本土孕育的逻辑理论产生、发展和发现历史的研究，还包括外来逻辑学说在中国传入、发展和演变历史的研究。只有明确了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对象，才有可能讨论中国逻辑的研究范围。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大致由中国本土的逻辑思想、本土化的逻辑思想、关于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三部分组成。其中中国本土的逻辑思想主要是指传统的名辩学以及易学中的逻辑思想。近代以来，对于名辩的研究较为充分，成果也比较丰硕。中国逻辑思想研究自梁启超之始已经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不同时期的学者也采用了诸如文献解读、对比研究、历史分析等方法对中国逻辑思想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西方学界，将中国逻辑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在近些年中外学术界交流合作不断深入的条件下，我们有条件对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对英文文献中的中国逻辑研究的成果进行初步梳理，也有必要对这些成果作出初步评价，从而推进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深化。

(一)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在西方学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自 20 世纪以来，关于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就已在西方出现，还成为了一项重要研究项目，并且成为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西方学界对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全面、从粗浅到深入、从重点探究到系统发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学者，其中以葛瑞汉(A. C. Graham)、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成中英、陈汉生(Chad Hansen)、顾有信(Joachim Kurtz)为代表。这些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出版发表了许多重要研究论著，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葛瑞汉的《后期墨家的逻辑、伦理和科学》(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为西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开创了全新的领域;何莫邪的《中国传统的语言与逻辑》(Language and Logic in Traditional China)则是对中国逻辑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语言学的发掘;成中英《中国传统逻辑探析》(Inquiries into Classical Chinese Logic)构架起了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整体框架;陈汉生的《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关于中国古代典籍的解释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解释;顾有信《中国逻辑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Chinese Logic)则系统梳理了西方逻辑引介到中国的过程及其影响，研究内容涵盖了汉学、语言学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等众多领域。

百余年来，西方的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经历了文本翻译、人物研究等发展过程，对某一问题的独立研究比较深入，但并未关注到各种文本、人物之间的相互关联。近些年来，则有学者注意到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过程中各种文本、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逐渐与相关问题联系展开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郎宓榭(Michael Lackner)和几位不同学科的学者 2001 年合编的论文集《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New terms for new ideas: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这本论文集就从不同学科探讨了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对中国各学科、文化在语词、概念等方面的影响，涉及了语言学、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此外，还有约翰斯顿(Ian Johnston)于 2004 年发表的《〈公孙龙子〉:翻译以及对其与〈墨经〉关系的分析》(The Gongsun Longzi:A translation and an analysis of its relationship to later Mohist writings)。这一论文对《公孙龙子》进行了重新翻译，并阐释了《公孙龙子》与《墨经》的关系，其中重点谈了《小取》中的“白马非马”的相关表述。这种研究体现了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深化发展。

近些年能看到的中国逻辑思想研究中另外一个明显动向是对古代经典的重新解读。在这一领域，一部分学者尝试着运用西方现代哲学观念来重新解释先秦经典，例如郝大维与安乐哲合著的《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Truth，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尝试运用数学的形式化来分析古代典籍，例如卢卡斯蒂埃里的《惠施与公孙龙:一种来自现代逻辑的方法》(Hui Shih and Kung Sun Lung An Approach from Contemporary Logic)。关于这一做法，曾昭式认为:“虽然在其中依然能够找到梁启超的研究范式，然而他们的研究远远不止是对古典文献内容的细致解读，更是对其的‘重构’或‘创造’，然而，我相信这些真正的内容应成为我们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并形成对古典文献的正确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在对经典文献分析时最基本的要求是忠于原文本身。”

此外，国际逻辑学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国逻辑思想的论文，这也说明中国逻辑思想研究是众多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学界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的探讨，说明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对其他相关领域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基于非印欧语言的中国逻辑受到了国际逻辑学界的重点关注

20 时间 50 年代以来，中国逻辑思想研究逐渐成为国际逻辑学界以及汉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何莫邪的《中国传统的语言与逻辑》中就提出:“只存在着一种文明在非印欧语系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系统的逻辑定义及其反映，那就是中华文明。也因此逻辑史在中国的反映对任何的全球逻辑史以及对任何的全球科学基础的历史而言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德国逻辑史学家克劳斯·格拉斯霍夫(Klaus Glashoff)在谈到由国际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英国伦敦皇家学院计算机系教授多夫·嘉贝(Dov Gabbay) 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伍茨(John Woods)共同主编的十一卷本的《逻辑史手册》中没有涉及“中国逻辑”问题时就指出，《逻辑史手册》“没有包含任何关于唯一一种基于非印欧语言的逻辑——中国逻辑的信息”，然而“众所周知，远在印度佛教逻辑之前，约公元前 3 世纪就已存在了本土的中国逻辑——后期墨家，中国逻辑在《逻辑史手册》中的缺失成为该手册的一大遗憾”。

《逻辑史手册》是国际逻辑研究上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这部著作一经面世就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它在逻辑类型与范围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逻辑类型既有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也囊括了康德、黑格尔等人的逻辑思想，其中还专门涉及归纳逻辑的发展历史;时间跨度上则是从亚里士多德之前一直到 20 世纪末;从逻辑的起源与发展的角度，其中涉及了古希腊、古印度、阿拉伯以及欧美等国家与地区，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面而立体的逻辑思想发展的全景图。从这部著作的章节安排以及所包含内容等方面都可以看出，逻辑科学是一个整体。[1]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克劳斯·格拉斯霍夫指出，尽管《逻辑史手册》是“第一部由大卷本著成的系列逻辑史著作”，但其中试图将印度逻辑比附西方逻辑的做法是失败的，格拉斯霍夫认为:“印度逻辑不仅不是欧洲逻辑的附庸，而且把印度逻辑视为西方‘逻辑史’的补充也是不恰当的。”他的这些观点对深化中国逻辑研究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这部著作的另外一大缺憾就是没有涉及“中国逻辑”。“‘中国逻辑’的缺失必须被看作是失去了一次机会”，这就是通过一种不同的视角来重新反思西方逻辑传统与观念的机会。

通过以上国外学者对中国逻辑思想的关注，不难看出中国逻辑在世界逻辑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并且作为唯一一种基于非印欧语言系统的逻辑，它所独有的特点也不断地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

(三)国际化趋势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和认可

推动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国际化逐渐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在 2013 年 7 月中国逻辑史第十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刘培育报告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国际化趋势，并为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发展进行了新的构架:“3+2”。其中“3”主要包括: 易经、名辩学和因明;“2”主要包括:西方逻辑的传入和逻辑的比较研究。翟锦程也介绍了中国逻辑思想研究走向国际的问题，其中涉及了西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现状、特点、成果、学术活动、存在问题、今后的努力方向以及几点思考。翟锦程指出，国外研究中国逻辑思想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从中国哲学角度开展的研究;二是国外逻辑史界和汉学界开展的研究。纵观国际学界目前的中国逻辑思想研究成果，可以大致概括出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对中国逻辑的研究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二是对中国逻辑思想发展过程中涉及的核心人物做了重点和深入研究;三是所采用的多是西方哲学与逻辑的视角，对中国逻辑思想发生、发展的特殊性、复杂性缺少文化背景的考察与分析;四是对中国逻辑的范围的认识还主要限于先秦时期，而对中国逻辑的整体发展还没有系统的认识和研究。

此外，国内学者在拓宽深化原有研究的同时，还愈发重视国外学者研究中关于中国逻辑思想的部分。在此之前，对于国外学者涉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典籍的研究，往往采用了汉学研究或者思想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待他们的成果，对其中绝大多数涉及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部分缺乏清晰的认识。近些年来，这一状况有所好转，国内学者也越来越重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孙中原于 2006 年出版的《中国逻辑研究》一书。在该书中，孙中原不仅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对象、方法与内容进行了重新的思考，还对日本学界关于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进行了介绍与比较。然而，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完整系统梳理西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著作。

(一)为中国逻辑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与国内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发展的历史相比，西方学界从一开始就突破单纯以西方逻辑为框架的模式，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其中就有历史分析、逻辑分析等常用方法，也有语言学、史学等较为新颖的方法，完整全面地介绍中国逻辑思想与学说，并将中国逻辑思想还原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发展的背景之下，来展现中国逻辑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解释理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维度。

中国逻辑思想既是世界逻辑体系的重要分支，又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在研究中国逻辑思想的过程中，不仅要将其与希腊、印度逻辑中的主导推理类型进行比较来分析共性和特质，还要探讨中国逻辑思想本身的产生与发展以及所具有的中国文化独特个性的一面。在这个过程中，国内学者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种研究方法:第一，文化解读，就是把中国逻辑思想重新带回到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大背景中，尝试探究中国逻辑思想的内涵;第二，逻辑解读，就是根据逻辑的工具性、规范性、形式性这些基本特性，尝试系统地分析中国逻辑思想的逻辑意义;第三，比较研究，在世界逻辑发展的大背景下，发掘中国逻辑的独特贡献，通过中外逻辑的比较，来分析总结中国逻辑的特点。国外学术界研究中国逻辑思想，有其固有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基于西方哲学和西方逻辑的基础和视角，这是其共性的一面;另外，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也带有一定地域性的特征，体现其特性的一面。但这些研究都为研究中国逻辑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带来了新的启发。

(二)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逻辑是知识体系的基础，也是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东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这就导致在看待同一问题或事物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因此他们在研究中国逻辑思想时会得出与国人不同的结论。研究西方学界对中国逻辑思想认识的发展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逻辑，从而对深入探讨和把握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内核，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文话语体系有支撑作用，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推进中国特色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逻辑是建构哲学体系，阐发哲学思想的重要工具。因此，在充分挖掘西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相关史料和探究国外学者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研究西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发展的全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深入了解中国逻辑以及中国哲学，同时这也是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挖掘和阐发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丰富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内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西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发展可以推进中国学界中国逻辑思想研究成果的对外交流。无可否认，两岸三地是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重镇。但是由于国内外学界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国内之间的交流相比仍有很大欠缺，导致大量中国逻辑思想的优秀研究成果无法被西方学界了解。通过对西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发展历程的介绍与探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了解西方的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呼应国际学界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关注，通过合作研究，向国际学界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逻辑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特征，进而将国内优秀的研究成果推介到国外，使西方学者也能够了解国内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发展情况，推进国际学界对中国逻辑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促进中外文化的积极交流，这对国内外中国逻辑思想研究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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