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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
最新一期出版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发题为《“水老虎”的蜕变路》的文章，剖析四川省南充市原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水投集团”）董事长杨松违纪违法案。
文章显示，在外人看来不怎么贪钱，不讲究吃喝，节俭朴素，不戴名表，不穿名牌，经常穿布鞋的杨松，背后却十分不干净。临近退休的杨松，却进了监狱，无法为父母养老送终，“每每想到这些，我内心非常痛苦，晚上经常惊醒，泣不成声。”杨松忏悔道。2022年6月2日，端午假期前一天，杨松正准备和妻子一起驾车前往成都度假，却被南充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小区门口拦了下来。故作镇定的杨松拿出一套早已准备好的“说辞”企图蒙混过关，迎来的却是一张留置通知书。事后查明，杨松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706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2023年4月6日，因犯受贿罪，杨松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曾每天4点起床工作
从普通技术员到副总经理仅用了8年时间
1989年，杨松从四川工业学院（现西华大学）毕业，作为为数不多的大学生，进入南充市自来水公司（水投集团前身）工作。专业人才稀缺，工作又勤奋努力，他颇受厂领导重视，也是厂里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从普通技术员到副总经理仅仅用了8年时间，从副总经理到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只用了4年时间，几乎没有遇到过挫折。”谈起那段意气风发的时光，身陷囹圄的杨松仍感到十分自豪。南充市市辖三个区的自来水厂、污水厂和供水管道维修更新等业务，都由水投集团负责。在担任总经理后的20余年间，杨松既注重安全生产，也更新企业管理模式，不断扩大企业经营范围，特别是2013年推动高坪县自来水公司并入水投集团，实现市辖三区供水一体化，让企业规模迈上新台阶。把企业做大做强的管理能力受到组织的肯定，杨松做决策时的眼光和决断力，更让公司员工心服口服。水投集团水质检测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2006年国家颁布了新修订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其中包含百余项水质指标。当时，公司化验室检测能力不够，若想自己做检测则需要超千万元的高额资金购买先进设备。“他很快拍板决定将化验室升级为水质检测中心，不仅积极筹款购置设备，还引进了五六个大学生，全面提升检测能力并拿到国家资质认证，使之成为川东北地区的标杆实验室。”诸如此类的决策，让下属连连称赞杨松的长远考虑和行动魄力，对其所作决策的信任度不断增加。这个不到40岁就担任国有企业“一把手”的干部，在南充市乃至全四川省的自来水行业，很快就成了备受关注的行业翘楚，并先后被授予“四川省青年管理创新带头人”“南充市学术和科学技术带头人”等称号。出色的工作业绩带来的不只是荣誉，还有源源不断的吹捧与奉承。就在杨松得意于自己对企业发展的贡献时，不少觊觎他手中权力的企业老板围拢过来。留置期间，回想起曾经的灯红酒绿，杨松说道：“在他们面前，我是老大，总是当主宾、坐主位，不知不觉慢慢享受来自所谓兄弟的欢呼，尽情体味赞许的快感，在酒杯交错中习惯了高高在上，认为人生就应该如此，生活过得也很惬意。”“任职时间长、资历老，自己本身是业务专家，又对企业发展作出不少关键决策，杨松赢得了公司员工广泛的认可和敬仰，加之周围‘哥们’不断吹捧，事实上，他几乎时时都处在说一不二的环境中。”办案人员分析道，在这两方面的赞誉声中，杨松渐渐觉得自己能力出众，自然就要比别人高出一等，这样的心理优越感和缺乏监督的环境也使他逐渐养成独断专行的作风。一位在水投集团工作多年的负责人谈到，相比其他唯我独尊的违纪违法领导干部，杨松在工作中并不十分霸道，下属在技术方面提出的不同意见，他也能听得进去。唯独在供应商和承包商的确定方面他比较在意，将货品供应和工程承包交给谁的决策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在杨松眼里，只要产品品质好、工程项目质量好，不出安全事故就可以。如果恰好可以帮助“哥们”，企业决策是否合规、经营是否存在廉政风险等等都是次要的。2015年，南充市房地产开发势头迅猛，生活用水入户需求大大增加。原本给水投集团供应管道的企业老板汪某某希望继续供应这批入户水管，但由于采购金额较大，按规定必须要进行招投标，财务部门也反复提出重新招投标的建议。然而，为了确保汪某某能够拿到这个项目，杨松决定违规采取询价的方式规避招投标程序。在他的授意下，公司专门将此事列入了党政联席会议议题，并以集体研究的名义定下采购合同上报。“其实所谓的集体研究决策，不过是走个过场。下属大都熟知杨松在意的事情，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这一资金量巨大的管道供应项目便发包给了汪某某。”办案人员说道。作为水投集团“一把手”，除了业务过硬，管理认真负责、作风勤恳务实是杨松留给同事和下属的主要印象。曾经担任水投集团下辖某自来水厂的一位负责人提到，杨松几乎每天都是4点起床，查看各水厂的水表压力，如果发现问题就马上联系水厂负责人。一些重大工程项目他也坚持亲力亲为，经常带着负责人到现场去检查推进情况。
熟人都认为他不怎么贪钱
巨额贿款大部分交给妻子做生意
采访中，无论是朋友，还是公司的老同事、老下属，谈起生活中的杨松，都认为他不怎么贪钱。相比一些有了权力就追求奢靡生活的违纪违法干部，杨松不热衷高档餐厅，和朋友聚会也只是吃个烧烤，在公司加班久了还会请同事吃饭，但也只是吃碗面。不仅吃喝不讲究，生活中的杨松也比较节俭朴素，他不戴名表，不穿名牌，经常穿布鞋，爱好打牌但不赌钱。
如果杨松没有因违纪违法问题被查处，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对金钱的真实态度。心态的变化仍然始于担任公司主要领导干部后，他在忏悔书中写道，随着社会地位提高，手中权力增大，应酬也多起来，社交圈发生了根本变化。经常和企业老板一起吃饭娱乐，大家谈论较多的话题是如何当官、如何挣钱。时间长了，杨松渐渐认为他们的追求和生活方式是正确的，金钱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那时起，杨松一方面在外始终保持节俭朴素的形象，另一方面愈发渴望金钱。2005年，杨松在一场业务会上认识了汪某某，试用了他的管道后感到质量不错，便开始在水投集团的一些项目中使用。在几次合作后，两人渐渐熟悉起来，自认为“识人准”的杨松感到汪某某口风紧，产品质量也不会出事，对其愈加信任。为了感谢杨松，汪某某先是用5万元投石问路，看到杨松默默收下后，直到2018年，13年间每年都会在春节、中秋等节假日送来贿款，从5万元、10万元，到15万元、30万元，2018年更是一次性送上80万元，不断拉近关系，增加杨松的信任。事实上，杨松对汪某某的信任不是因为“识人准”，而是来自“悉心关照”给自己带来的“额外收入”，他相信汪某某为了继续在公司供货，不会将两人的权钱交易说出去。审查调查结果显示，从2005年到2018年，汪某某一家公司的管道供应流水就有2亿多元，南充市辖三区一半以上的入户管道都由他的企业供货，汪某某也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在担任公司“一把手”期间，杨松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款共计700余万元，汪某某则是其中行贿金额最高的一个，累计行贿金额高达545万元。留置之初，杨松避重就轻，只对办案人员讲自己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问题，不断强调党的十八大以后已经收敛收手。随着审查调查的深入，人前朴素、人后贪婪的真相终究暴露出来，“我在公司看上去是廉洁的、称职的，背后却十分不干净，在台下做的和台上讲的完全背道而驰，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两面人’……”收钱越多，杨松对金钱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甚至到了索贿的地步。凭借“一把手”的强势地位，杨松曾先后两次张口向工程承包商胡某某“借钱”100万元，虽然写了欠条，但都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和利息。杨松将巨额贿款中的大部分都交给了妻子，继而用于做生意，有些甚至是利用其职务便利和职务影响进行的投资。2018年开始，反映杨松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项目中以权谋私的信访举报逐渐增多，举报事项的背后还有杨松妻子的影子。留置期间，他也坦陈，近10年间，“自己不太重视家风建设，对妻子的一些行为是失管失教的”。
办案人员介绍，杨松和现任妻子是重新组建的家庭。妻子本是个生意人，杨松认为她没有体制内工作，如果还愿意做生意也可以继续参与。他曾多次叮嘱妻子，作为领导干部配偶，必须遵守相关规定，不能参与与自己工作领域和职权范围之内的项目。但几次劝说之后，妻子仍然对此不以为意，将杨松提出的要求当作耳旁风。杨松十分清楚领导干部亲属插手干预公司项目的后果，但妻子却时常和他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才是天经地义，自己靠着杨松这棵大树为什么不能做生意赚钱。贪婪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很难收住。私下里，妻子和工程承包商胡某某走得很近，通常由胡某某出面承接项目，自己则作为出资人躲在身后，待项目做成后平分收益。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杨松妻子承接水投集团的项目，她越发得心应手，生意也越做越大，甚至背着杨松主动给一些工程承包商介绍招投标代理人，暗中协助其中标，自己再从中分得一杯羹。到后来，水投集团每年年初列出计划开展的工程项目，妻子都要先看一下，选定自己中意的几个开始盘算。抵触却不明确拒绝，这是杨松对待妻子的态度。他仿佛将头埋在沙堆里的鸵鸟，即使知道妻子参与胡某某承接的项目，也通过不过问细节来麻痹自己不知其中猫腻。实际上，对于妻子的行为，杨松只是表面抗拒，被金钱冲昏头脑的他不仅不断将自己收受的贿款交给妻子保管，纵容她继续投资，暗中还给相关负责人打招呼，帮助与妻子合作的公司拿到水投集团的工程项目。因为妻子插手的项目越来越多，公司内部多少有传言，反映相关问题的信访举报也越来越多。那时的杨松虽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里却在侥幸与恐惧之间不断斗争。杨松的下属回忆称，那段时间，有时和杨松汇报工作，他会长时间发呆，半天才回过神来。担任“一把手”时间太久，杨松不敢想象一旦东窗事发自己将面临何种处境，开始和妻子商量与胡某某合谋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调查。即使是胡某某已经被市纪委监委采取走读式谈话，杨松夫妇仍然抱着侥幸心理将胡某某约来，要求其如实告知谈话内容，并有针对性地继续编造谎言。回避和畏罪心理只能是“麻醉剂”，不能当作“救命药”。当事实的真相一一被揭露出来，杨松知道自己终究逃不过党纪国法的严惩。“试想如果及时对妻子进行引导教育，定下任何时候都不得插手和参与公司工程项目的规矩，不仅能够保护她，也可以保护这个家庭。现在我的所作所为给家庭带来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更无法用金钱弥补。”他对办案人员说道。1998年我收到的第一个红包是1000元，心里还忐忑不安，到后来2000元、5000元都习以为常，贪欲之门一旦打开就不可收拾，逐步就演变成我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亲属和他人办事并从中获利。在收受钱财的过程中，由惧怕到麻木再到欢愉，我把权钱交易当作自己的工作内容之一，完全不顾纪律和法律的约束。我的父母都是县城普通单位职工，80年代能把我培养成一名大学生很不容易。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很快就走上了领导岗位，我父母一直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如今父母都已经80多岁，他们把我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我却无法为父母养老送终。每每想到这些，我内心非常痛苦，晚上经常惊醒，泣不成声。我和爱人都是重组家庭的人，我很后悔，如果结婚后就及时对她进行引导和教育，定下规矩，任何时候不得参与公司的工程项目，一旦她提出这样的想法或出现插手公司项目的苗头就应立即制止，坚决反对，今天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这样不仅保护了我，也保护了她、保护了这个家庭。担任公司“一把手”20余年，我总觉得自己也算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是个聪明人，直到身陷囹圄才彻底明白，我犯下的错误无法弥补，给企业和家庭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自己既没有算清政治账，也没有算清经济账，更没有算清情感账。本来我这个年近56岁的人，应该逐步平稳过渡到退休，准备享受平静生活，却在这个时候走进监狱，仕途结局真是可耻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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