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自更，最后一个传统媒体大佬的倒下

新京报原社长戴自更最近被查。他也许是最后一个刷屏的著名传统媒体人。今天的报纸没人看了，报社老总是谁就更少人关心了。

深受八十年代思潮影响的戴自更，一直都留着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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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媒江湖上，戴自更是个大人物。

他执掌新京报长达十五个年头，这是个奇迹。因为传统媒体换帅，比翻书还要快。一篇报道一个标题乃至一个字出了问题，都有可能丢官。

中国重量级媒体的掌门人，必须懂业务、懂社情、懂人心、懂政治，最后一点最重要。

新京报作为京畿重地的主要都市类报纸，受关注度极高，有很多眼睛盯着，尤其是老同志的眼睛。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报纸说的话管用；另一方面，不能随便乱说话。新京报能屹立至今，戴自更功不可没。

戴自更，浙江宁海人，少有远志。高考成绩优异，但舍附近的复旦不上，非要去更远的远方，最后去了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大学时，戴自更学习用功，人也淳朴，是学生中的标杆。当时，老师们说起“中文八一”班，总是说“就是戴自更那个班”。

1981年刚入学不久，女排世界杯，中国赢了。戴自更和同学们跑去天安门，喊的是“振兴中华”的口号。在激情燃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戴自更上大学，读研究生，参加工作。八十年代，给戴自更涂上了最深的一层底色。他几十年不变的长发发型，也许就是对那个时代的致敬。在日后新京报的很多报道里，都能看到那个时代充盈着整个国家的理想和情怀。

1988年，研究生戴自更进入光明日报。光明日报是由中共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的中央级党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揭开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对推动思想解放、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一张曾经非常光荣的报纸。

在光明日报，戴自更先后做过编辑、江苏和新疆的驻站记者。1992年，他来到广东驻站，从记者到站长，直至2002年回京担任副局级的光明日报社直属报刊社工作部主任。广东十年，戴自更看着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逐渐壮大，南方的新闻理念深刻影响了他。在广州，戴自更订阅了南方都市报。当时的南都，犀利又贴近现实，报道的内容、角度、立场和版面语言，都让戴自更时常拍案叫好。他觉得这才是一张报纸。

2003年，在中国传媒发展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央视新闻频道开播，东方早报、瞭望东方周刊和新京报创立。16年后，常有大气磅礴头版的东方早报早已化身为澎湃，央视新闻频道和瞭望东方也已锐气不再。唯有新京报，还屹立潮头，常有报道刷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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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戴自更40岁。这一年，他肩负创办一份报纸的任务。起初，他全国撒网，找过浙江、福建、贵州的老板。和他们坐在一起，谈的是生意。老板们出钱并不吝啬，有一个横店的老板一张口就愿意出资5000万，以后还会追加，但在利益方面却斤斤计较寸步不让。戴自更知道，让老板们来决策一个报纸，面临的必然是死亡。

2003年6月26日，他踏入了广州大道中289号。这里是南方系的大本营。

那时，戴自更对报纸的具体面貌还不清晰。如果能融资一个亿，就办一份日报。如果只有几千万，就办一份专业化报纸。

所以，他先找了南方报业集团的21世纪经济报道，但沈灏兴趣不是很大。从沈灏的门出来，他碰到了熟人，中青报驻广州站的记者林炜。林建议他找南方都市报合作。

戴自更就打电话给南都时任执行总编辑程益中。当天程益中不在广州，让他和喻华锋谈。喻华峰当时是南都总经理，后因“南都案”被关数年，出来后创办“本来生活”。

南方都市报当时正打算在外地办一份报纸，已经在和上海商报进行谈判。能在北京办一份报纸，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戴自更除了政治敏感性强之外，也有着极强的与人沟通的能力。加上喻华峰又是人大毕业的小师弟，他们初次谈判就有了很大成果。此后的谈判，主要集中在光明日报是否投钱和投多少钱的问题上。

戴自更最终说服了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袁志发。他背回了近一个月的南方都市报。光明日报的人看了报纸颇为震撼，一天几十到上百个版面，北京从未有过这样的报纸。

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由两个党报报业集团合作办报，也是中国第一家跨地区经营的报纸，中间的审批环节之多，可想而知。最后是中央主管领导拍板，才拿到了报纸的出生证。

报纸叫什么名字，其中也有一些故事。开始想叫北京时报，被有关官员阻挠，最后不行。后又想叫京报，致敬邵飘萍。但北京日报有意见，你叫京报，我叫什么？最后前面加个“新”，方才通过。网上有人说这份报纸以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为名，其心可诛，这只能说是无知。

在那个报业的黄金时代，新京报不拘一格用人才，各路奇人异士竞相来投。南方都市报，更是把大批采编、经营、管理骨干派到北京。在程益中、戴自更、杨斌、王跃春等高管团队的主持下，新京报气象万千，逐渐成为中国报业的另一个标杆。

后来，因为监管环境的变化和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一落千丈，优秀报人逐渐星散，但鸟儿既然飞过，天空就有了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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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老总向来是高危岗位。这些年来，被查被抓的很多，被撤职的更多。广州城中三大报业集团，近20年来，陆续有社长总编被抓被查被撤。

媒体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对于一把手的政治素质要求很高。但媒体又有创收压力，老总们要千方百计赚钱，两者经常会发生冲突，这也被当作把柄，成为很多老总落马的“原因”。在广东的另一个一线城市，深圳报业的老总们就平安得多。特区人搞经济胆子很大，搞报纸胆子很小。

戴自更出事，到底是在新京报社长任上还是北京文投总经理任上，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去年9月，北京市委巡视组向北京日报社党组、新京报社党委反馈巡视情况，新闻稿似乎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报社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深入，距离“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相差甚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力，至今尚未制定落实责任制实施细则，宣传纪律执行不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薄弱，不敢放手开展工作，存在大额资金使用未上会情况。基层党组织建设不规范，党员教育管理不到位。党委履行主体责任不实，纪委监督责任缺位，日常监督工作缺项漏项较多，仍然存在公款旅游、铺张浪费讲排场等现象，存在报销随意性较大、审批过程流于形式等问题。

巡视报告里没提到新京报的报道导向上有问题，说明新京报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是站得住脚的。

新京报无疑是一张优秀的报纸，它的很多报道都推动了社会进步，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当然，也改变了戴自更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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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OU ｜ 码头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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