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语联珠：王怡VS切斯特顿

推荐G.K.切斯特顿写于1905年的《异教徒》，他至少在三个方面远胜于我：体重，幽默和保守。他说，唯有对谦卑的人，太阳才真正是太阳。没有感恩之心的人以为，打个手势，太阳就从天上掉下来，是惊人的浪漫。然而，太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才是这世界最惊人的浪漫。基督叫我们爱自己的邻舍，这是浪漫的开始。――王怡2011-6-17微博

现代主义作家

现代主义作家，是—群从无望的寻找中首次折回的人，向尾随其后的群众，报告大败的消息。人们举起诗人的遗体，说，这是他们所立的新约，是为我们破碎的。我们像食腐动物—样，分领他们的尸首，为的是记念他们。(泸沽湖读书笔记)　摘自2011-9-6王怡微博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二章“论否定的精神”（13页）：我记得真诚、能干的现世主义者富特（G. W. Foote）写过一本小册子，里面用到一个词组，这个词组明确地象征并且区分了这两种方法。小册子的名字叫“啤酒和圣经”。啤酒和圣经原本就是两样非常高贵的东西，因为联系在一起，就越发显得高贵。富特先生从他那种严格的老式清教徒的角度似乎认为，这一联系具有讽刺意义，我却认为这一联系很好、很恰当。我现在手头没有这本小册子，但我记得，富特先生对任何企图借助宗教仪式或代祷的方式解决酗酒问题都嗤之以鼻。他说，对于戒酒，一张醉汉的肝的照片比任何祷告或赞美要灵验得多。我认为，富特先生这一形象化的表达是现代伦理不可救药的病态的最佳体现。在现代伦理的殿堂中，灯影绰绰，众膝下拜，庄严的颂歌声起，然而，在众膝朝之跪拜的祭坛上的，不再是那个完美的肉身——那位完全人的身体和本体。在那里的仍然是肉身，但它是一个有病的肉身。这是醉汉的肝所立的新约，是为我们破碎的，我们领受这肝，为的是记念他。]

节日

理性主义者没有节日，人类依旧为上帝之死而身穿丧服。雪莱、尼采和马克思的军队，—遍—遍轰炸着这片土地，但他们并未真正治理这块土地，他们没能展起旌旗，将人类的欢乐收编其下。他们无法为欢乐命名，他们杜撰了无数假日，却没有—个配称为holiday。(泸沽湖读书笔记)　摘自2011-9-6王怡微博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六章“圣诞节与唯美主义者”（57页）：我没有能够点燃篝火，此类事情无一成功。从来没有理性主义者的节日，没有理性主义者的狂喜，人类仍然在为上帝之死身著丧服。上个世纪基督教在受到狂轰滥炸时，最持续不断、最猛烈的轰炸是针对它所谓的对人类欢乐的仇恨。雪莱、斯温伯恩及其所有的军队已经一遍又一遍地在这片土地的上空轰炸，但他们没有改变这块土地。他们没有竖立起一根新的胜利纪念柱或一面新的旗帜，让人类的欢乐归其麾下。他们没有给欢乐命名，也没有定下新的欢乐的节日。斯温伯恩先生没有在维克托•雨果生日的前夜挂起长袜，威廉·阿切尔先生没有在雪地里站在人家的门外唱描绘易卜生诞生的颂歌。世界上曾有过各种各样古老的喜庆，在我们理性的、令人悲伤的岁月的周而复始中，只有一个节日保留了下来。圣诞节继续让我们回想起那些时代（不管是异教的还是基督教的时代），在那些时代，多数人表演诗歌，而不是少数人创作诗歌。整个冬季在我们的森林里，只有冬青树在闪耀。

“节日”（“holiday”）这个词本身解释了以上这个奇怪的事实。银行日指的可能是银行家视为神圣的日子，我想，半假日（half-holiday）指的是小学生只将部分时间用于宗教活动的日子。乍一看我们很难明白，闲暇、嬉戏这类人类的东西为什么始终应该起源于宗教。理性地来看，我们为任何事情——米开朗琪罗的诞生，尤斯顿（Euston）火车站的开通——庆祝、唱歌、赠送礼物，似乎均无不可，实际却行不通。事实上，人们只对精神之物贪婪、极度地追求实利。废除尼西亚信经及其类似的东西，你会对卖香肠的人莫名其妙地不公平；废除圣徒的奇特之美，留给我们的是旺兹沃思（Wandsworth）更令人奇怪的丑陋；废除超自然之物，留下的是不自然之物。]

爱和公义

人们常常混淆爱和公义。譬如，对值得帮助的人给予帮助，根本不是爱，而是公义。对不值得帮助的人给予帮助，才是爱。爱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是为不配的人而存在。(泸沽湖读书笔记)　摘自2011-9-7王怡微博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十二章“异教与洛斯·迪金森先生”（103页）：注意到这三个悖论在现代人的时尚当中不同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有趣。爱如今是一种时尚的美德，狄更斯巨大的火光将它照亮。望如今是一种时尚的美德，斯蒂文森猛然吹响的清越的喇叭声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向它。信却不时尚，它是一个悖论，到处人们都习惯于以此来反对它。人人都以嘲讽的口吻重复那个著名、幼稚的信的定义：信是“相信的能力，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不是真的，但仍然相信它”。然而，信丝毫不比爱和望吊诡。爱是原谅我们知道不可原谅之事的能力；望是在我们知道绝望的处境中保持快乐的能力。诚然，有一种状态的希望，它有着光明的前景，看到了黎明的来临，但那不是望的美德，望的美德只存在地震和天食中。诚然，有一样东西可以粗略地称之为爱——对值得帮助的穷人的爱，但对值得帮助之人的爱根本不是爱，而是正义。那些不值得帮助之人才真正需要爱，爱这一理想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就纯粹为这些人存在。从实际的角度考虑，正是在绝望之时我们才需要满怀希望之人，望这一美德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在那一刻才开始存在。正是在那一刻，在希望不再合乎理性之时，希望才开始发挥作用。]

自由·民主·爱

我们喜欢谈论自由，自由只是托词，籍此我们避免了谈论善。我们喜欢谈论民主，民主只是托词，籍此我们避免了谈论上帝。我们喜欢谈论爱，爱也是托词，籍此我们避免了谈论信仰。我们和敌人唱着相同的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让我们自由的进步吧，自由得就像自由的落体。(泸沽湖读书笔记) 摘自2011-9-8王怡微博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二章“论否定的精神”（16页）：现代每个流行的词汇、每种流行的理想都是一个托词，想要回避何为善这个问题。我们喜欢谈论“自由”，当我们谈论自由时，“自由”是一个托词，借此我们避免谈论何为善。我们喜欢谈论“进步”，“进步”只是一个托词，借此我们避免谈论何为善。我们喜欢谈论“教育”，“教育”只是一个托词，借此我们避免谈论何为善。现代人说：“让我们撇下所有这些武断的标准，拥抱自由吧。”逻辑地翻译出来，这也就是说：“让我们不要确定何为善，让我们以不确定何为善为善吧。”现代人说：“让你那些古老的道德准则见鬼去吧！我追求的是进步。”逻辑地陈述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不要确定何为善，让我们确定我们现在是否在获得更多的善吧。”现代人说：“朋友，人类的希望既不在宗教也不在道德，而在教育。”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确定何为善，但是让我们给予孩子们善。”]

两种爱

人不可能长久地爱上朽坏之物，人只能在瞬间爱上不朽之物。这样的爱，不像搪瓷般光洁，没有天鹅绒的细滑。这样的爱猛烈，突出，如凯旋的伤员，初恋的狂喜，圣餐的眼泪。这样的爱不可能不带着，不可缺少的痛苦。(泸沽湖读书笔记)　摘自2011-9-8王怡微博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七章“欧玛尔与神圣的葡萄”（66页）：诚然，强烈的幸福大都在某些稍纵即逝的时刻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视这些时刻为稍纵即逝，或纯粹“为了这些时刻”而享受这些时刻。这样做就是将快乐理性化，因而毁掉了快乐。快乐就像宗教，是个谜，永远不应该被理性化。假定一个人经历到一个真正美妙的快乐时刻，我指的不是搪瓷般光洁鲜艳的快乐，而是含有猛烈成分的快乐——几乎痛苦的快乐。例如，男人在初恋中可能经历到的狂喜时刻，或在战斗中经历到的胜利时刻。那位爱中人享受这一时刻，但准确地说，他不是为了这一时刻而享受这一时刻，而是为了那位女性或他自己而享受这一时刻。那位战士享受这一时刻，但他不是为了这一时刻而享受这一时刻，而是为了军旗而享受这一时刻。那面军旗所代表的事业也许很愚蠢、很短暂；那份爱情也许只是少男少女之间的痴迷，持续一星期之久，但在那位爱国者眼里，军旗是永恒的；在那位爱中人眼里，他的爱永不止息。这些时刻充满着永恒，因为不显得短暂，而充满欢乐。一旦我们效仿佩特，视它们为一个又一个的片刻，它们就变得像佩特及其文体一样，冰冷而毫无生气。人不可能爱能朽坏之物，人只能在瞬间中爱不朽之物。]

后现代文明

后现代文化标榜自己宽容—切声音，惟独不宽容赞美独—上帝的声音。后现代文明接受和重视—切异端思想，以至于唯一真正的异端，就是为普遍的信仰辩护。后现代主义者视—切意见为有价值的事物，惟独在面对基督的门徒时，就如脸涂油彩、手执长矛的后现代土著。(泸沽湖读书笔记) 摘自2011-9-9王怡微博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一章“引言：论正统的重要性”（2页）：当今时代我们反常地使用“正统”这个词，没有什么比这更奇怪地表明了现代社会中一桩巨大而又无声的罪恶。从前，异教徒以自己不是异教徒而自豪。世上的王国、警察、法官，他们是异教徒，而他是正统。他丝毫不以自己叛逆了他们而自豪，反倒认为是他们叛逆了他。那些冷酷得坚不可摧的军队，那些冷若冰霜的君王，那些体面的国家运行机制，那些合理的法律诉讼程序，所有这些都如迷失正途的群羊。这个人以自己是正统、以自己立场正确而自豪。倘若他独自一人伫立在荒凉的旷野，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教会。他是宇宙的中心，星辰围绕着他转动，十八层地狱中的所有折磨加之于他也不能使他承认自己是异教徒。可是如今，几个现代的术语就已经使他为自己是异教徒而自吹自擂了。他故意笑了笑，说：“我想我的思想非常异端。”然后环顾四周，寻求掌声。“异端”这个词现在非但不再意味着错误，实际上还意味着头脑清醒、勇气十足。“正统”这个词现在非但不再意味着正确，实际上还意味着错误。所有这些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人们现在不太在意自己的人生哲学是否正确了。因为显然，一个人首先应该承认自己神志错乱，然后才承认自己是异端。系着红领结的波西米亚人应该以自己的正统而自豪；恐怖分子在安置炸弹时应该这样认为，不论自己其他方面如何，至少自己是正统的。]

癫狂和清醒

沉思和祈祷是健康而幸福的，即使到了忽略生活基本需要的程度。我们静默，是由于活跃的信心。我们癫狂，是出于清醒的爱。不像唯物主义者，他们清醒，也是出于害怕癫狂，而保持了福尔马林式的清醒。他们务实，也是出于逃避信仰，而坚持了小鼠式的务实。(泸沽湖读书笔记) 摘自2011-9-9王怡微博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二章“论否定的精神”（12页）：对隐修士们的病态的心理、对往往伴随着修士修女异象的那种歇斯底里，人们已经谈了很多，而且谈得也很正确。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种耽于幻想的宗教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必然比我们现代理智的道德更健康。这种信仰之所以更健康是因为，在为伦理理想无望的奋斗中——用史蒂文森的话来说，在“失败的美德之战”中（史蒂文森的表达一向都惊人地恰当），它仍然能够沉思成功或胜利的理念。相反，现代的道德只能绝对确信地指向违背律法所带来的种种可怕的后果。现代道德唯一确信的是恶，它只能指向不完美，不能指向完美，因为在它看来不存在这样的完美。默想基督或佛的僧侣心中却有一个全然健康的形象，一个有着鲜明色彩和洁净空气的东西。他对这种理想的健康和幸福的沉思也许过度，也许到了忽视或排除了生活基本需要的程度，也许到了坠入梦幻或胡言乱语的地步，尽管如此，他沉思的仍然是健康和幸福。他甚至可能癫狂，但他癫狂是由于对清醒的爱。现代研究伦理的学者则不然，他即便保持清醒，那也是由于对癫狂疯狂的害怕而保持的清醒。]

真实的浪漫

真实的英雄，不是头等舱内那些对空姐比对妻子更熟悉的男人。真实的浪漫，不是去非洲打猎，不是泸沽湖或巴厘岛的异族风俗。真实的生活存在于三等车厢。真实的冒险是鼓起勇气敲开邻居的门。真实的童话，是出生在—个神圣的家庭。真正的远大，是和—群人生活—辈子。(泸沽湖读书笔记) 摘自2011-9-9王怡微博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十四章“论某些现代作家及家庭这一机构”（124页）：这正是家庭独特的、令人起敬的浪漫之处。它浪漫是因为它是一件碰运气的事；它浪漫是因为它是反对者所称呼它的一切；它浪漫是因为它是随意决定的；它浪漫是因为它就在那里。只要团体是理性地选择组成的，它们就难免有某种特殊的或派别的意味。只有当团体是非理性地选择组成时，你面对的才是人。冒险的因素开始存在，因为就本质而言，冒险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它选择了我们，而不是我们选择了它。坠入情网常常被认为是最美妙的冒险、最美妙的浪漫机遇。就其含有某种外在于我们的东西——某种欢快的命中注定的东西——而言，这样认为是非常正确的。爱情确实摄住了我们，改变了我们，折磨着我们，以类似音乐那样难以承受的美丽使我们心碎。但是，只要我们认定自己会坠入情网，只要我们在某种意义上随时准备坠入情网，在某种意义上随时准备跃入情网，只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判断，坠入情网就根本不是真正的浪漫、真正的冒险。在这个意义上，最美妙的冒险不是坠入情网，而是出生。出生之时，我们确实突然踏入了一个美妙的、令人惊诧的罗网，我们确实看见了某个以前做梦也不曾梦到的东西。我们的父母确实像丛林中的土匪那样，埋伏在那里，朝我们扑过来。叔叔令我们惊讶，姑姑（用我们常用的那个美妙的词语来说）对我们而言是晴天霹雳。当我们通过降生迈入一个家庭时，我们确实迈入了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一个有着自己奇怪法则的世界，一个没有我们照样运转的世界，一个不是我们创造的世界。换句话说，迈入家庭时，我们迈入了一个童话。]

民主

政府总是思忖，该拿穷人怎么办。这足以证明我们在政治上不民主，不然，政府应思忖的是，穷人该拿我们怎么办。知识分子们总是思忖，该拿宗教怎么办，这足以证明我们在宗教上也不民主。不然，知识分子们应思忖的是，宗教该拿我们怎么办？（泸沽湖读书笔记）摘自2011-9-10王怡微博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十九章“以贫民窟为题材的小说家与贫民窟”（177－179页）：仔细审察，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都具有这种根本不民主的特征。在宗教和道德问题上，理论上我们应该承认，知识阶层的罪与穷人和没有知识之人的罪同样严重，还有可能比他们更甚。但在实际中，中世纪的伦理与我们的伦理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我们的伦理将注意力集中在没有知识之人的罪上，几乎否认知识阶层的罪，认为它们根本不是罪。我们总是谈论滥饮这种罪，因为很明显，穷人犯这种罪的要比富人多。但是，我们总是否认存在骄傲这类的罪，因为很明显，富人犯这种罪的要比穷人多。……我们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不民主，我们对待这类问题的态度本质上也决定了我们现实政治的风气也同样不民主。我们总是思忖该拿穷人怎么办，这点足以证明我们不是一个本质上民主的国家。我们若是民主主义者，就应该思忖穷人该拿我们怎么办。……我们在宗教上不民主，我们作出各种努力想要“提拔”贫穷人，这即是证明；我们在国家管理上不民主，我们天真地试图把他们管理好，这即是证明。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文学上不民主，每个月我们都有大量有关穷人的小说和对穷人的严肃研究源源不断地出版，这即是证明。这类的书越“时髦”，就越可以肯定它缺乏民主的情感。]

真正民主的立法者

在一个没有宪政的国家，立法者总是不断地问自己，“我们应该制定哪些法律”？在一个有宪政的国家，立法者应该不断地问自己，“我们应该遵守哪些法律”？我们不反对政府代表人民，哪怕是糟糕的政府。我们反对的是，政府一旦代表了人民，就公开地否认世界上还有更高的法律。（泸沽湖读书笔记）摘自2011-9-10王怡微博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十九章“以贫民窟为题材的小说家与贫民窟”（178页）:在我们这样一个不民主的国家，统治阶级不断地问自己：“我们应该制订哪些法律？”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统治阶级会不断地问自己：“我们应该遵守哪些法律？”也许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但即便封建时代，实际上也远比我们民主，因为每位封建君主都知道，他制订的任何一条法律都完全有可能应用到自己身上。触犯了节约法令，他帽子上的羽饰就可能被剪掉；犯了叛国罪，他的头就有可能被砍掉。但是，现代法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只影响被统治阶级，不影响统治阶级。我们有酒馆经营许可法，但没有节约法，也就是说，我们有禁止穷人欢乐、好客的法律，没有禁止富人欢乐、好客的法律。我们有禁止亵渎的法律，即禁止一种粗俗、无礼的说话（除粗俗卑贱之人外，无人会以这种说话为乐）；但是，我们没有禁止异端的法律，即禁止对全民思想的毒害（只有成功杰出之人才有可能毒害全民的思想）。贵族统治的弊端不在于，它必然导致贵族强加给人一些苦难，或必然导致不幸之人的苦难；贵族统治的弊端在于，它将一切置于一个阶级的手中，这个阶级始终能够将自己从来不能够承受的东西强加在别人身上。不管他们强加的东西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他们都同样变得轻薄。我们批评现代英国统治阶级的理由根本不是它自私，如果愿意，你可以说英国寡头统治者无私得令人难以相信。我们批评他们的理由只是，当他们为所有人立法时，他们总是将自己排除在外。]

人民代表

人们选择一个代表，不是因为他代表他们，是因为他不代表他们。人们信任一个普通人，是因为人们相信自己。人们跟从一个党魁，是因为人们不再相信自己。当公民失去了军人的气质，军人就成了公民的一部分。以至于人民代表，由三分之一的军装和三分之二的便衣组成。（泸沽湖读书笔记）摘自2011-9-10王怡微博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十九章“以贫民窟为题材的小说家与贫民窟”（175页）:世界上最民主之物是真正的共和国，其次是世袭的专制君主统治。我说的专制君主统治中绝对没有任何涉及才智或特别适合做君主这方面的内容。理性的专制君主统治，亦即选拔的专制君主统治，一向都是人类的灾祸，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普通人被某个对他毫无兄弟般友爱尊重的自命不凡者所误解、不当地统治。但是，非理性的专制君主统治一向都是民主的，因为被推上君位的是普通人。最坏形式的奴隶制是被称为独裁政治的奴隶制，也就是推选某个勇敢或杰出的人做君主，因为他适合这个职位。这意味着人们选择一个代表，不是因为他代表他们，而是因为他不代表他们。人们信任乔治三世或威廉四世这样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自己是普通人，理解乔治三世和威廉四世。人们信任普通人是因为人们信任自己，但是，人们信任一个伟人是因为人们不信任自己。因此，对伟人的崇拜始终在软弱和怯懦的时代出现，只有在所有其他人都渺小时，我们才听说起伟人。]

人是创造教义的动物

人不是创造工具的动物，人是创造教义的动物。当人在高雅的怀疑主义中，抛弃一条又一条教义后，想象自己坐在宇宙中，不持守任何形式的信条，只是凝视着前方。他以为自己创办了一间大公“教会”，而他是唯一的会友。他以为自己成功的变成了上帝，其实他只是成功地变成了一只狗。（泸沽湖读书笔记）摘自2011-9-10王怡微博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二十章“结语：论正统的重要性”（186页）：我们不能效仿卡莱尔，将人类定义为创造工具的动物，蚂蚁、海狸以及很多其他动物都为自己的生存打造洞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也创造工具。人类可以被定义为创造教义的动物。当人类往庞大的哲学和宗教体系中堆积一条又一条的教义、一个又一个的结论时，他才在以上定义唯一真正的意义上越来越成为人。当他在高雅脱俗的怀疑主义中抛弃一条又一条的教义，当他拒绝认同任何一个体系，当他说自己已经成熟，不需要任何定义，当他说自己不相信决定性，当他想象自己如同上帝坐在那里，不持守任何形式的信条，只是注视一切时，他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坠回到流浪的动物那种模糊的意识中，坠回到草木的那种无意识中。树木没有教义，芜菁异常地心胸开阔，能够接纳其他的思想。]

不忠的理性主义者

一个人只要努力宣扬什么，即便是宣扬非道德，他也必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道德主义者（这是切斯特顿的话）。换言之，他以自己所宣扬的为神袛。一个人只要站在上帝的启示之外提出主张，即便他主张的是非理性，他也必然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换言之，他的一切思考都是娼妓。（这是马丁·路德的话）摘自2011-9-10王怡微博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十七章“论惠斯勒的风趣”（155页）：区分艺术和道德这种理论之所以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种理论最有力的倡导者身上及其作品中，二者彻底融合在一起。惠斯勒先生正是这种凑巧的矛盾的化身。从来没有人像惠斯勒先生那样成功地宣扬艺术的非人格性，从来没有人像惠斯勒先生那样从个人的角度宣扬艺术的非人格性。在他看来，绘画与画家性格中的问题无关，但在他所有最狂热的崇拜者看来，他的性格实际上要比他的绘画有趣得多。他以自己的作品不涉及是非问题而自豪，但他的成功却在于他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谈论自己的是与非。他拥有很多天赋，但我们必须承认，他没有拥有多少美德。他的很多传记作者都强调他对久经考验的朋友仁慈，但这无疑是所有正常人都具备的品质，海盗、小偷也不例外。除此之外，他突出的美德主要限于令人钦佩的两点——勇敢和对善行的抽象的爱。然而我认为，人们对他的崇拜最终更多的是由于这两点美德，而非他的天赋。一个人要想宣扬什么，即便是宣扬非道德，他也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是个道德主义者。在“纪念詹姆士•惠斯勒”一文中，沃尔特•雷利教授如实地强调了惠斯勒先生在纯绘画方面异乎寻常地诚实这种强烈的倾向，这种倾向贯穿了惠斯勒先生整个复杂而又稍带混乱的性格。“他宁愿毁掉所有的作品，也不愿在画框内留下疏忽或无意义的一笔。他宁愿上百次地重画，也不愿试图通过补缀使作品显得更好。”]

忏悔者

如果我对人性和人类理想的负面描述，让一些读者有压力。我必须澄清，我关于人的幽暗罪性的内幕资料，不是源自对他人的观察，而是源于对自我的反省。以前，我被误会为一个启蒙者，其实我只是一个批判者。现在，如果我被误会为一个批判者，我要说，其实我只是一个忏悔者。（读切斯特顿《异教徒》）摘自2011-9-10王怡微博

[切斯特顿《回到正统》中译本导言“欢笑的先知：切斯特顿”（杨腓力）：《伦敦时报》（London Times）邀请一些作家以“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为题撰写文章。切斯特顿提供了最简短和切题的回答：

编辑先生：

在我。

切斯特顿]

转载自王怡牧师被封的微博：http://weibo.com/wangyi1973

王怡：（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牧师，笔名王书亚，著《不服从的江湖》《宪政主义》《天堂沉默了半小时》《我有平安如江河》《与神亲嘴》等。

说明：

小标题和切斯特顿《异教徒》的引文为博主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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