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前夕基督教充满活力还是腐败？|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橡树出版之【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信主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真的找到了工作的意义吗？如果真是这样，相信现在神的国度早已被大大拓展，而不是就像没有这位神存在一样的局促不前，反而看见世俗的工作观愈发大行其道。但愿今天大牛的讲道深深扎中我们所有人的心，让我们再次深深反思自己的工作观，一起悔改，竭力在工作中彰显神的荣耀。
文|迈克尔·李维斯（Michael Reeves）
译|拿但业 校|王培洁
随着十五世纪的逝去和十六世纪的诞生，旧世界似乎与新世界处在交替过程中：罗马帝国的最后残余——强大的拜占庭帝国——崩溃了；哥伦布在美洲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哥白尼的“日心说”完全改写了对宇宙的看法；并且路德还彻底重塑了基督教信仰。曾经看似稳固和确定的旧世界的基础在变革的风暴中完全坍塌了，为一个一切都将非常不同的新纪元开辟了道路。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你几乎不太可能真正了解那个时代的情形。“中世纪”（Medieval），就是这个词带给我们阴暗的、哥特式的画面构想，其中充斥了狂热崇拜的僧侣和迷信躁动的群众。一切都显得如此怪异。尤其是透过一双现代人的眼睛来看：我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民主政治的平等主义者，而他们认为所有事情都充满了等级秩序；我们的生活永远都充斥着对于自我的滋润、培育和浇灌，但他们却尽己所能地否定和谴责自我（或者至少他们都十分钦佩能够这样行动的人）。这样的不同点还有很多。
然而这是宗教改革的背景，也是人们为什么会对神学产生如此大热情的原因。宗教改革是一场革命，不仅仅是为了争取某些东西而进行的战斗，同样也反对某些东西，例如，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的旧世界。那么在改教之前几个世纪里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呢？
教皇与神职人员
所有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道路都通向罗马，这其实不足为怪。耶稣曾经向彼得说过：“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太16:18），这位使徒被认为是在罗马殉道并被葬在罗马，也正是他被非常字面化地理解为教会的基础。
从前的罗马帝国承认罗马城为帝国之母，凯撒为帝国之父，同样，后来的基督教罗马帝国承认罗马教会为母亲，同时也承认彼得的继承者为父，“父亲”或者“教父”。
不过有一个尴尬的例外，就是在十一世纪的时候，东正教会与罗马教会断绝了联系，当然这并不奇怪，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除此之外，当时所有基督徒都承认罗马教会和教宗是他们不可替代的父母。没有父亲教宗，就没有教会；没有母亲教会，就没有救赎。
教宗被推举出来作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而他成为了神恩典流淌的管道。他有权力任命主教，主教相应地有权力任命神父。所有这些人，被称为神职人员，成为了被授权可以打开“恩典泉源”的人。
恩典的泉源就是七种“圣事”：洗礼、坚振礼、弥撒、忏悔礼、婚礼、祝圣圣职礼以及终傅礼。有时这些圣事被称为基督身体的七条“血脉”，通过这些圣事，神充满恩典的宝血倾流出来。这看似非常机械，却精确地表达要点：那些底层人民，没有受过教育和没有文化的劳苦大众，被认为没有能力拥有“清晰的信仰”（explicit faith）。
所以，虽然拥有“清晰的信仰”是预期的目标，但是拥有一种“隐含的信仰”（implicit faith）——亦即只要来到教会并且接受圣礼，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他们站在泉源旁边就可以领受恩典。
弥撒与变质说
通过洗礼（一般是婴儿洗）人们首次被接纳进入教会并尝到神恩典的滋味。然而整个圣礼系统的核心却是“弥撒礼”。当你走进地方教会的那一刻，就会清楚地体会到这一点：教堂里面所有建筑的结构最终都会通向举行弥撒礼的“祭坛”。它被称为祭坛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因为在每一次举行弥撒礼的过程中，基督的身体都将会被当作新的牺牲献给神。
通过这种日复一日的“不流血”的献祭，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献祭”也不断被重演，而上帝对于罪的忿怒也会被平息。每一天基督都会被当作挽回祭献给上帝，这样每一天的罪也能被对付了。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好像有些东西被遗漏了，毕竟基督的身体确实不在祭坛上，那么神父举起的东西是否仅仅是饼和杯呢？这就是被称为“变质说”（transubstantiation）的教义。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每一样事物都具有“本质属性”（substance：inner reality本身存在）和“偶然属性”（accidents）这两个方面。例如，一把椅子的“本质属性”就是木头，而它的“偶然属性”就是诸如“棕色”或者“肮脏”之类的属性。
给一把椅子上漆，会使得椅子的“偶然属性”发生改变。“变质说”恰恰相反：在弥撒中，饼和杯的“本质属性”被转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而饼和酒最初的“偶然属性”仍然保留着。听起来很离奇，但是各种各样的故事都在鼓励怀疑的人接受，比如说有人看见装在杯里面的是真正的血，而放在盘子里面的是真正的肉等等。
变质的时刻发生在神父用拉丁文说出“Hoc estCorpus meum”（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然后教堂的钟将会发出轰鸣，神父将会举起面包。会众一年只能吃到一次饼（而且他们从来没真正领过杯。毕竟说来，万一有哪个笨手笨脚的农夫把基督的血洒在地板上怎么办？），但是只要看一眼举起的饼就会得到恩典。这样，就可以理解，越虔诚的人就会越热诚地跑到更多的教堂，观看更多的弥撒，从而得到更多的恩典。
弥撒礼拜是用拉丁文进行的。人们当然一个字也不懂。但麻烦在于，很多神职人员也不懂。但发现学习礼拜的流程要比真正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更快捷。所以，当会众听见的是“Hocus pocus”，而不是“Hoc estCorpus meum”时，谁会知道这是谁的错误呢？甚至神父也对他们所说的东西理解甚少，并且公开念错词。
对于普通会众来讲，他们难以分辨罗马天主教正统教义和魔法、迷信的区别。对于他们来说，被祝圣的饼变成了可以携带的法宝，不仅可以躲避灾祸，还可以给患病的牲口当药吃，或者种下去带来丰收。
大部分时候，教会对于半异教的“大众基督教”都是很宽容的，但是对弥撒的尊崇可以从教会的决定看出来，为了避免不敬行为，应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the fourthLateran Council）的要求，所有教堂里面经过“转变”的面包和酒都必须锁在安全的地方，这样就没有哪些胆大妄为的人可以用手摸到，以至于产生可怕的或者亵渎的行为。
称义与恩典、忏悔与恐惧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整个系统和精神的基础必须回溯到奥古斯丁（354-430）对于称义的理解，更精确地说，是奥古斯丁的“爱的神学”（theology of love，这“爱的神学”却激起了极大的恐惧，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奥古斯丁教导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爱上帝，然而我们没法凭着自己的力量做到，必须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而上帝通过使我们“称义”来做到这一点。对于“称义”，奥古斯丁说到，是上帝将他的爱倾倒在我们里面的行动（参罗5:5）。而通过圣礼流向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变得越来越有爱，越来越公义，这样，上帝使我们“称义”。
在这个模式里，上帝的恩典是必要的能量，好使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更公义的以及更充满爱的人。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最后这样的人将变得配得拯救。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因恩典得救赎”的意义。
神倾倒出他的恩典，使得我们变得充满爱，且配得拯救，在奥古斯丁嘴里显得如此美妙。但几个世纪以来，这样的想法却呈现出一幅黑暗的色调，没有人渴望这个。与之极度相反的是：人们以一种吸引人的、乐观的方式谈论神恩工作的原理。
“上帝不会拒绝赐恩典给那些尽最大努力的人”成为了中世纪神学家最欢乐的口号。不过问题在于，你如何确定你真的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你如何确定，你是否是那个配得拯救的人？
在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结束之时，就像会议所期待的那样，为所有追求“称义”的人产生了一个很有用的目标：会议要求所有基督徒（就永恒咒诅的痛苦）定期向神父忏悔自己的罪。在忏悔时，良心中的邪恶念头和罪将会被拷问，这样软弱就可以被根除，基督徒就会变得更加公义。
然而，这样操练的结果，根本无法给那些对此认真的基督徒带来安慰。借助长长的官方清单，神父将会问类似这样的问题：“你的所有祷告、施舍或者其他宗教活动的目的是否是为了隐藏你的罪，或者是为了取悦他人而胜过取悦上帝？”“你是否爱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其他受造物胜过上帝？”“你是否因为天气糟糕、疾病、贫穷、孩子或朋友的死而抱怨上帝？”最后却显明人毫无正义和爱可言，只不过被众多黑暗的渴望所充斥。
洁净与炼狱
以上所述的努力制造出了巨大的扰乱，我们可以在十五世纪诺福克郡的一位名叫玛格丽·坎普（Margery Kempe）的妇女的自传中看到这一点。在自传中，她描述到，在她向神父忏悔离开之后，她感到非常恐怖，像她这样的罪人完全应得何等的咒诅，她看到邪灵开始围绕着她，咒诅她，让她噬咬和抓挠自己。现代人会很快将之归结为某种形式的心智不稳定。玛格丽自己却非常肯定，她的精神崩溃应该归结为她认真地对待那个时代的神学。从忏悔里，她了解到她不够公义，不配获得救赎。
当然了，教会的官方教导很清楚：没有人在死的时候能够足够公义，可以完全配得拯救。但是也没有什么理由来严厉警告，因为还有炼狱存在。除非基督徒在死的时候，还没有为非常严重的罪忏悔，例如杀人（那样他们就会去地狱），否则他们都会有机会在炼狱里面慢慢地洗涤自己的罪恶，直到完全洗净，升入天堂。
大约在十五世纪末期左右，热那亚的凯瑟琳（Catherineof Genoa）用“充满荣光”的词语写了《论炼狱》（Treatiseon Purgatory）一书。在书中，她解释道：人们享受和拥抱他们的惩罚，因为他们渴望为神的缘故被洁净。
然而，比凯瑟琳更加世俗的灵魂，对于成千上万年的刑罚则会抱有更不乐观的远景。大部分人并不享受这种远景，而是为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寻找出路，好快速完成炼狱这道流程。如同祈祷一样，弥撒也被说成是可以帮助炼狱里面的灵魂，弥撒礼所带来的恩典可以直接帮助死去并受折磨的灵魂。
基于这个理由，一个完整的炼狱产业形 43 35507 43 15288 0 0 2338 0 0:00:15 0:00:06 0:00:09 2885了：富人建立了弥撒堂（一种小教堂，里面的神父专门为赞助者和其幸运的受惠人的灵魂献上祈祷和弥撒）；不那么富有的人则聚集在“互助会”（fraternities）里面，为了相同的目标而祈祷。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毫无质疑地遵循以上那些官方路线。举个例子，1235年成为林肯主教的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Grosseteste，1168－1253）相信，神职人员应该将宣讲圣经放在首位，而不是举行弥撒。他自己更多地用英文而不是拉丁文布道，这样人们就能够理解他所说的内容。他不止一次和教皇发生冲突（比如，教皇在他的教区里面任命一位不会讲英文的神父)，有时候极其剧烈，以至于他称教皇是应该被诅咒的敌基督。几乎没有人可以因为这种言论而免罪，但是格罗斯泰斯特是如此的有影响力，不仅因为他个人生活的纯全无瑕，也因为他是一位学者、科学家和语言学家，连教皇也无法使他闭嘴。
惧怕基督与圣徒崇拜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另一个不可能忽略的方面就是圣徒崇拜。欧洲大地充满了拥有各种圣徒的圣地神龛，这些圣徒十分地重要，不仅在属灵方面，也在经济方面。拥有足够多像样的守护圣徒遗物的圣地，就可以吸引稳定的朝圣者队伍，从朝圣者到旅店老板的每一个人，都能因此获得利益。基督在中世纪大众的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可怕，这成了圣徒崇拜的催化剂。
升天和再临的基督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圣洁中带着无比恐怖的末日审判者。谁可以接近他呢? 当然他一定会听他母亲的话。这样，基督进入了天堂，马利亚却成了基督和那些想要接近他的人之间的调解者。当然，为了使得马利亚的尊荣能与这调解者的身份相称，马利亚也成为了无法接近的、有着星辰般荣光的天堂的皇后。
根据同样的逻辑，人们开始祈求马利亚的母亲——安妮，使她成为调解者。这样对于圣安妮的崇拜也迅速发展起来，吸引了许多人虔诚地奉献，包括籍籍无名的德国人路德一家。不仅仅是圣安妮，天堂里还挤满了其他圣徒，每一位都是审判者和罪人之间良好的调解者。大地上充满了他们的遗物，就是那些能够传递他们的恩典和益处的物品。
这些遗物的真实性是成问题的，一个著名的笑话是：整个基督教欧洲散布着那么多的“受难十字架的碎片”，那么受难的十字架一定是十分巨大的，巨大到人类无法举起的程度。不过话说回来，基督毕竟是全能的。
官方的立场是马利亚和圣徒应当受到尊敬而不是敬拜，但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普罗大众来说，这种说法过于微妙以至于他们也难以区别。更可能的情况是圣徒的大军被当成了众神的游行，而他们的遗物被当作有魔力的物品。
如何教导没有文化的人们神学体系的这种复杂性，进而避免偶像崇拜呢？答案是，即使是在最贫穷的教堂里面，信徒也被各种各样圣徒和童贞女马利亚的图画和肖像所包围，这些图像藏在彩色的玻璃、雕像和壁画里：它们是“穷人的圣经”，是“文盲的书籍”。缺少话语，人们就通过图像学习。
然而，一尊童贞女马利亚的雕像很难说有能力教导“尊敬”和“敬拜”的区别，而且所有敬拜都采用人们听不懂的拉丁文，说明教导并没有被放在第一位。有些神学家甚至发出这样的言论，认为拉丁文是一种如此神圣和有能力的语言，甚至那些不懂拉丁文的人也能被它影响。听起来真不可靠。结果就是，人们并不需要通过“理解”的方式来领受神的恩典——一个未成形的“隐藏的信心”却能。实际上，缺乏教导使人也只能如此理解。
活力还是疾病？
如果你曾经不幸地置身于一群宗教改革史专家当中，那么做一件事可以激起他们的兴奋，就是大声地问说：“宗教改革前夕的基督教究竟是充满活力还是已经腐败了？”这保证是一个会引发一场争吵的问题。几年前这个话题还几乎不会激起什么反响，似乎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地认同：宗教改革前的欧洲人在呼吁改革，并痛恨腐败的罗马教会所加的重轭。现在这样的观点也没有消失。
但历史研究——尤其是1980年之后的研究表明，出乎人们的意料的是，在宗教改革之前，信仰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当然有人会抱怨，但绝大多数民众仍然怀揣热情投身其中。比起从前，人民赞助更多为死人举行的弥撒，建造更多的教堂，树立起来更多圣徒的雕像，也组织起更多的朝圣活动。关于奉献和属灵的书籍——就像今天内容混杂的书籍一样——在那些有能力阅读的人群里面格外流行。
这样，人们的宗教热情意味着他们渴望改革。纵观十四世纪，修道院内部发起了秩序改革，甚至教廷也经历了一些分阶段的改革。
每一个人都同意教会这棵大树上有一些已经死掉的枝子和腐烂的果子，当听到诗人但丁在他的《神曲》里把教皇尼古拉三世（Nicholas Ⅲ）和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Ⅷ）投入地狱的第八层时，每个人都会发笑。当然会有腐败的老教皇和在举行弥撒礼以前喝得酩酊大醉的神父，但事实是，人们发笑却恰恰表明教会的稳固和安全。
教会看起来似乎能应付这一切。而且人们对于修理死去的枝子的渴望恰恰表明他们爱这棵树。对改革的渴望从来没有伴随着这一种想法：整棵树的躯干已经彻底腐朽了。毕竟，盼望一个好教皇和盼望没有教皇是非常不同的；盼望好神父和弥撒也与盼望没有“圣品阶层”和弥撒是很不一样的。
但丁也表明了这一点，他不仅在《地狱篇》里面刑罚了邪恶的教皇，也同样将神圣的审判施加在那些抵挡教皇的人身上。毕竟，教皇不论是好是坏，都是基督的代言人。
这就是宗教改革前夕大部分基督徒的境况：全心奉献，也全心支持改革，但不是想彻底颠覆他们的宗教信仰。那时的社会寻找的并不是彻底的改变，而是清理众所周知的职权滥用。
那么，是活力还是腐败？这本来就是一对错误的对比。改教前夕的基督教无疑是受欢迎的，并且充满了活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健康的、是符合圣经的。事实上，如果宗教改革带来的是所有人期待的那种改革，那它也不过是一场自然的社会运动，一次道德革新。
但那是改教家们所反对的：宗教改革不是一次受欢迎的道德改良，它挑战了基督教的核心。他们宣称神的话语介入其间并改变世界。它是不期而至的，且是与人的想法背道而驰。它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圣的突发事件。
（本文节选自《教会》杂志2016年09月号（总第61期）《中世纪的信仰：改教的背景》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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