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教会历史概览
教会历史概览
概览对想要更详细了解教会历史的人非常有用，就像地图对于旅行的人非常有用一样。
冈萨雷斯观察到：“对于刚踏入教会历史领域的初学者而言，他们的主要困难之一，就是对教会历史缺乏整体的眼光。……他们在研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进入黑暗的洞穴，深入未知之领域，完全不知道下个转角将会出现何种景况。害怕迷路的人，很难享受旅程中的风光美景。”因而他希望他的工作能“成为一张地图、或是鸟瞰图，使初次进行历史之旅的学生，手上不致于缺少旅游手册或是罗盘。”
不过冈萨雷斯也提醒读者“不要只是知道教会历史的大纲，却不去研读教会历史”。毕竟一张地图是要“真正领你进入教会史迷人的风景之中，这历史就是那些信仰前辈的生活、失望以及盼望。”
与此相仿，麦格拉思（Alister E.McGrath）也在《基督教概论》第七章“基督教简史”的一开始向读者传授了一种实用的学习方法：“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讨论一个复杂的大问题的最好方法，往往需要勾勒一幅范围广阔的综览，很像是画一个地区的基本地图。这样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相应地填充空缺的部分。”（顺便一提，这一章本身就是很棒的历史概览。）
就像冈萨雷斯所说：“我想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实践。”或许我们也可以尝试自己来做一份“教会历史年代表”，用一份已有的历史概览做为参照（冈萨雷斯《基督教史》中即附有颇为详细的年代表），然后在阅读教会史相关资料的时候，填入你觉得重要的人物、事件和要点，最终成为一份你自己的“旅行日志”。
2000年教会历史概览
作者：冈萨雷斯
摘自《教会历史要点指南》
这篇综观简要叙述了整个基督教历史；虽然它十分简略，但你读完之后将对重要事件的次序和相互的关联有完整的了解。下面我们将教会历史区分为九个时期，如同其他类似的做法，这种区分稍嫌武断。这样的区分，是为了教学上的便利之类的原因。
历史研究常会以时期加以区分。这种区分帮助我们了解从某一时刻至另一时刻之间的变化，并且将我们的知识整合到一个架构之中，所以这种分法是有帮助的。然而重要的是需要了解这种分法多多少少是人为的，因此，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区分同样的历史。
1初代教会
从基督教的起源至君士坦丁大帝终止逼迫(米兰诏令，313)
这是教会的形成期，这个时期奠定了整个教会历史的基调。当时的某些决定，仍然影响生活在今日的我们。
基督教诞生的世界，原本有其宗教、文化、社会以及经济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之中，基督教这个新的信仰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然而同时也在界定自己。
早期基督教的首要任务，在于定位它本身的特质，及其与原本诞生的犹太传统之间的差异。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看见在此界定过程的重要处境，也就是对外邦人的宣教。基督教很快就和政府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冲突发生的背景，来自于这种新的信仰必须决定它和周遭文化的关系，及其与表达、支持这种文化的政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这些和政府之间的冲突，产生了殉道士(Martyrs)及“护教家”(Apologist)。殉道士以他们的鲜血见证信仰。基督教信仰遭到各方控诉时，护教家挺身辩护，其中有些人（如查斯丁）原先是护教家，最后却成为殉道士。这些护卫信仰的努力，产生了基督教最早的神学著作。
但是，还有另一种对信仰的挑战，即大多数基督徒所谓的“异端”——就是威胁基督教信息核心的教理。为了回应这些异端，早期教会订定了新约正典(Canon)、通常称为“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的信条，以及“使徒统绪”(Apostolic Succession)的教理。
在护教家之后，出现了第一批伟大的信仰教师：如爱任纽（Irenaeus）、德尔图良(Tertullian)、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奥利金(Origen)及西普里安(Cyprian)。直到今日，他们的著作仍影响着我们。
最后，需要指出的重点是：虽然描述早期基督徒日常生活及崇拜的史料十分稀少，但还是能让我们知道一些情形。
2基督教帝国
从米兰诏令(313)至最后一位西罗马帝国皇帝失去王位(476)
随着君士坦丁大帝的“悔改”，情况急剧转变。原本被逼迫的教会，先是获得宽容，最后竟然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当时教会大多数分子来自社会较低的阶层，现在信仰开始在上流阶层中传扬。
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而基督徒也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加以回应；有些人对这种新的情况充满感谢，因而对他们而言，就很难对政府及社会采取批判的立场。有些人则至沙漠或人烟稀少之地过着隐修的生活。另外也有一些人与主流教会决裂，坚持他们才是真正的教会。也有一些人以异教徒的方式回应，尝试重建古代宗教及其和国家的关系。
最杰出的基督教领袖，则采取中庸之道：他们继续在城市生活，但以批判的立场参与社会生活。结果，教会终于免于逼迫的持续威胁，产生了许多最伟大的教师。在此时期伟大的神学论述、重要的灵修著作和第一部教会史相继产生。与此同时也有激烈的神学争论，尤其是与亚流主义(Arianism)以及三一论教理(Trinitarian Doctrine)之争论。
这个时期结束于“蛮族”入侵（即日尔曼民族）攻入罗马帝国，并在其领土定居。公元410年，哥德人(Goths)攻占及掠夺罗马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被罢黜。
3 中世纪早期
从罗马皇帝被罢黜(476)至东西教会分裂（1054）
因为罗马帝国早已被分为两大区域（以拉丁语为主的西罗马帝国，以及以希腊语为主的东罗马帝国），蛮族入侵对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影响大不相同。他们对于说拉丁语的西方教会的冲击，远胜于说希腊语的东方教会。
对于说拉丁语的西方教会（今日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这是段黑暗的时期。帝国消逝，其地位被许多蛮族王国所取代。因为那是痛苦、死亡及失序的时代，因此基督教的崇拜不再以主的得胜与复活为中心，
而开始逐渐关注死亡、罪恶及悔改。因而原本如同庆典的圣餐，变成一种哀悼的形式；相较于主的胜利，人们在圣餐中更常思想的是自己的罪。
许多古代文化消失了，教会是保存其部分文明的唯一组织。因此，即使在混乱当中，教会随着修道主义(Monasticism)及教宗制度(Papacy)在此过程中扮演要角，因而日益强大、影响日广。
而在东方，罗马帝国（现在称为拜占庭帝国）持续了一千年。国家权力在此远大于教会，并且前者常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后者之上。此处亦有重要的神学争议，有助于厘清基督论的教理(Christological Doctrine)。这些争议的结果之一，就是有些持异议立场或独立的教会，如被称为涅斯多留主义(Nestorian)或基督一性论( Monophysite)的教会仍然持续直至今日。
在此阶段的中期，伊斯兰教的兴起成为教会的新威胁。它迅速征服广大的区域，以及当时教会生活的重心城市——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迦太基等。
在伊斯兰教的领土大幅扩张的同时，西欧法兰克(Franks)王国有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正在崛起，它最强而有力的君王是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公元800年时，教宗加冕他为“皇帝”(Emperor)，尝试要使古代西罗马帝国再次复活。虽然这个新的王国和旧的王国永远无法等同，但是这个王国的称号（有时和权力）则持续了数世纪之久。
结果是原本主要横跨地中海东西两岸之基督教，现在开始成为从北到南，从法兰克王国直至罗马的新界线。虽然此时的西方教会似乎有相当的权力，事实上却难以遏止周遭的冲突，而教会内部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
造成这种混乱。秩序的维持是以“诸侯主义”的形式达到的：每位诸侯采取本身的政策，随其喜好发动战争，有时甚至沦为盗匪。
而东方仍然维持某种程度的秩序，文学及古代的知识在此受到最好的保存；但是拜占庭帝国的古都君士坦丁堡却逐渐丧失其影响力。也许拜占庭基督教最伟大的成就是俄罗斯的归信，通常定为公元988年。东西方教会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直至1054年产生决定性的分裂。
4中世纪的高峰
从东西教会分裂(1054)至教宗制度开始式微(1303)
西方教会需要激进的改革，这些改革来自修道主义。最后这些渴望改革的修士掌握教宗制度，并兴起一连串主张改革的教宗。然而，这导致世俗和教会权威的冲突，特别是君王和教宗之间的冲突。
此时也是十字军东征的时期，它从1095年开始，并且延续数世纪。这也是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的时期，即是莫尔人(Moors)被赶出伊比利亚(Iberian)半岛的过程。
某种程度上，十字军东征的结果之一就是商业的兴盛发达，成为贸易中心的城市亦随之成长。在前一个时期已不再流通的货币也开始再次流通。这些事件兴起了一种新的阶级，即中产阶级(Bourgeoisie)，即是来自城市的人们：他们首先藉着贸易，而后藉着工业的发展维生。
几个新修会为回应这些新情况而兴起。其中最重要是方济会( Franciscans)和道明会(Dominicans)。他们原透过乞讨自给，而以托钵修会著称；而后对宣教有新的觉醒，也进入大学成为当时神学——称为经院神学(Scholasticism)——的领导者。这种神学在波纳文图（Bonaventure，方济会士）及阿奎那(Thomas Aquinas，道明会士)身上达到颠峰。
城市的成长也产生了雄伟的礼拜堂。前段时期支配教会建筑的罗马风格，现在变成无论何时都令人难以忘记的哥德式礼拜堂。
最后，在此时期，教宗制度在依诺增爵三世(Innocent III; 1198-1216)时达到其威望及权力的最高峰。但到了这时期结束的1303年，教宗制度已开始式微。
5中世纪后期
从教宗制度衰微的第一个征兆（1303）至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
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在各国与君王联盟，如此终止了诸侯制度，并开始产生现代国家( Modern Nation)。但是民族主义( Nationalism)本身迅速变成教会合一的阻碍。法国和英国交战（百年战争）是此时期的重要部分，而欧洲其他地方也卷入此冲突之中。此时也是黑死病盛行的时期，它使许多欧洲人丧生，且产生统计人口及经济上的大动乱。
教宗制度的衰微清楚而迅速。首先受到法国的控制，使教宗从罗马移至法国边境的亚维农( Avignon；1309-1377)。然后发生“西方大分裂”同时有二位教宗（有时甚至三位）主张圣座的所有权(1378-1423)。
为了阻止分裂及改革教会，大公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居显著地位，盼望教会整体的议会，能够决定谁才是真正的教宗。最后，议会改革运动使分裂终止，并且全体均能达成共识选出唯一的教宗，但是议会本身却分裂了，所以演变成一位教宗、二个议会。不久之后，教宗们也受到文艺复兴运动( Renaissance)精神的影响，使他们更加关注罗马的美化、建筑漂亮的宫殿，与其他意大利领主争斗，胜过关心信徒的灵性生活。
经院神学，亦即在大学中所从事的神学也和教宗制度一样面临危机。因为经院神学奠基于日益复杂精细的区分以及日益更专门的字汇，这种神学与基督徒的日常生活脱节，并且将极大的努力投注在只有神学家才有兴趣的问题之上。
威克里夫(John Wycliff)、胡斯(John Huss)及萨扶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所领导的数个改革运动，回应了这些局势。另外有些人盼望全新的研究能带来教会之改革，然而也有一些人并未尝试改革教会整
体，而在神祕主义中发现避难所。神祕主义使他们能够耕耘灵性生活以及接近上帝，不需要去处理一个腐败、无可救药的教会。
同时，拜占庭帝国更为衰弱，最后臣服于土耳其的侵略之下。
6征服及宗教改革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至十六世纪结束（1600）
如同标题所示，这个时期有两个重要事件：(1)“发现”及征服美洲；(2)新教的宗教改革。
虽然极少在教会历史中提及，我们却都熟知“发现”及征服美洲的事件；事实上，欧洲在一百年内扩展其影响至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尤其是美洲；其中结果之一就是基督徒人数史无前例地成长。因此，征服西半球是教会史的重要部分，这些事件至今仍影响教会非常深远。
我们通常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张贴著名的《九十五条》的1517年作为宗教改革的起点。然而我们在上一节看见，在此之前的改革运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而路德及其追随者，使改革运动成为无法抵挡的局面。
然而，并非所有拒斥罗马天主教会者均成为路德及其神学的跟随者。另一股运动在瑞士迅速出现，首先由慈运理(Ulrich Zwingli)，接着由加尔文(John Calvin)所领导。这个运动产生了我们现今称为“改革宗”( Reformed)及“长老会”(Presbyterian)的教会。其余的人则采取更激烈的立场，以被其敌人轻蔑称呼的“重洗派”( Anabaptism)著称。从宗教改革的这一股支流中，产生门诺会(Mennonites)和许多别的团体。在英国亦有不同类型的宗教改革，象是虽然追随新教的神学（尤其是加尔文的神学），但保持它在崇拜及教会治理的古代传统，这就是英国国教（英国教会）。从其中产生今日所称的“安立甘宗”( Anglican)及“圣公会”(Episcopal)教会。
罗马天主教一部分是为了要回应新教宗教改革，另一部分是出于其内部的动力，也产生通常所谓的“反改教运动”(Counter-Reformation)的更新运动，此运动大致上是针对新教宗教改革的回应。
当这个时期即将结束前，新教在德国、英国、苏格兰以及斯堪地那维亚半岛（北欧半岛）已经生根，但这并非意谓没有挣扎及战争。至于法国，在历经主要导因于宗教的长久战争后，暂时获得一种妥协，亦即君王为天主教徒，但容忍新教徒。在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及其他国家的新教势力则被武力所驱逐。
7十七及十八世纪
在此时期，不同团体强烈的宗教信念（尤其是天主教及新教）导致了血腥的战争，有时使人民伤亡惨重。德国及大部分的欧洲经历了欧洲有史以来最血腥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在法国，已放弃先前的容忍政策：在英国，清教徒革命带来内战，处决了国王查理士一世并且爆发更多的战争。最后的局面与革命之前差不多，但对宗教异议者比先前更加宽容。
这一切的战争，都受到各样正统信仰（罗马天主教、路德宗及改革宗）的僵化精神所助长。因为这些正统信仰都认为教理中的每个细节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不容许与最严格的正统信仰有丝毫差异。结果不仅产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战争，也导致罗马天主教、路德宗及改革宗之间永不止息的辩论，他们均发现：甚至在自己的传统之中亦很难达成一致。
对于这种严格的正统信仰及其明显的负面结果，其中一项回应就是理性主义的成长。另一种结果，则是出现一连串强调经验和顺从的重要性胜过正统信仰的立场。路德宗之中，敬虔派(Pietism)及莫拉维亚运动( Moravian Movement)采取此种立场。安立甘宗的卫理公会(Methodism)也是如此。其他人因为对正统信仰及敬虔主义不满，采取唯灵论(Spiritualism)者的选项。他们开始不再从教会或信徒团体当中，而是于内在及私人生活中立志寻求上帝。
另有一些人决定离开欧洲定居在其他地方。他们希望在那里能以他们所相信福音的必要原则（这些原则，有时亦包括不容忍任何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来建立一个社会，这是新英国地区英国殖民地的起源。
8十九世纪
这是现代性的伟大世纪。它以一连串的政治动乱，开启了民主及自由贸易的理想：包括北美洲独立、法国大革命，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良心的自由是这些新国家理想中的一部分，因此没有人会被迫承认任何他们并不信服的事；这和从上个时期出现的理性主义相结合，使得许多人认为：惟有严谨的理性信仰才配得上现代世界。
这样的态度特别能在新教神学家身上看见，尤其是德国的神学家，当然其他地区也可以；这是十九世纪许多人跟随的神学立场，即“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起源。
虽然在新教中，或者至少它在学术界的神学家及领袖，允许它本身受现代世界的革新而摆荡，罗马天主教却采取相反的步调。“任何实际上被视为现代的事物”（民主、良心之自由以及公立学校等）均被视为异端，在教宗庇护九世(Pope Pius IX)时受到谴责，并且此时正式宣布教宗为无误(Infallible，梵蒂冈第一次会议，1870)是这个保守政策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虽然在欧洲有许多人认为基督教已经消失，但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信仰在地理上广为扩张，使它首次真正成为普世宗教。十九世纪的教会史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宣教上的扩展，尤其是新教在亚洲、大洋洲、欧洲、伊斯兰教世界及拉丁美洲宣教上的扩张。
9二十世纪及现代的结束
为了将教会史区分为不同时期的目的，我们可以说十九世纪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即1914年。因此，现在这个时期开始于1914年至如今。
前几世纪的理性主义原则，尤其是将其运用于科学及科技带来了出乎意料的结果。在现代的高峰，人们相信他们正走向一个富裕及喜乐的光辉时代。种种人类问题，至终将会被理性及科技的方法所解决。北半球的工业化国家（欧洲及美国）将带领世界朝向充满应许的将来。但在二十世纪，一连串的事件显示所谓现代的应许只是一场梦，而终结了这样的盼望。
全球各地亦有快速的解殖民化( Decolonization)过程。这也是现代结束的一部分，因为实际情况是，人们开始不信任以前用来合理化殖民企业的那些现代性承诺。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及知识上，均强烈地反抗殖民主义(Colonialism)及新殖民主义(Neocolonicalism) 。
二十世纪初期，俄国的革命及其对东欧的冲击，摇撼了整个东方教会。在苏联(Soviet Union)实行的马克斯主义(Marxism)，是现代应许的版本之一。但到了二十世纪的末期，很清楚地，这种计划已经失败；而在强权政府下苟活数十年的俄罗斯教会，亦显现出新生的迹象。
二十世纪前半段，罗马天主教会仍继续抗拒各种层面的现代化。这个独特的教会于1958年，教宗约翰二十三世时，开始向现代世界开放。及至此时，世界本身正迅速地移向后现代主义；而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之后所发展的神学，变得愈来愈批判现代化——这并非为了反对以前数个世代，而是眺望超越现代主义的未来。
新教方面，两次世界大战震撼了欧洲自由神学家的乐观主义。美国的冲击虽然较少且较缓慢，但是亦有某些相似的冲击。某程度而言，卡尔巴特(Karl Barth)对自由主义的反抗，就是需要后现代神学的最初征兆；而在美国，争取公民权的奋斗和该世纪末期所发生的社会冲突及危机，亦扮演类似的角色。
另一方面，所有基督教传统中亦有和反殖民主义互相平行的运动。因宣教运动产生的“较年轻”的教会开始主张他们的自治，以及在他们的处境下从他们的观点来解释福音的权利及义务。在拉丁美洲这种倾向有两项最显著的表现，即五旬节运动(Pentecastal)的成长及解放神学的兴起。世界各地教会之中的民族、文化的少数族群以及所有种族的妇女均坚持人们需耍聆听他们的呼声。
结果是一种新的普世主义(Ecumenism)产生了，许多普世运动的根源均来自宣教活动及其反省。现今因这些“较年轻”教会的成长，这个运动有了新的方向；宣教运动本身亦有新的方向，那些因宣教运动而产生的“较年轻”的教会扮演愈来愈主动的角色。
（本文转发自微信订阅号：生命之光读书汇）
冈萨雷斯著《基督教史》（上下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2月，即将上市，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可预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