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警察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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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笑非   

 匈牙利警察阿帕达•贝拉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匈牙利开放了通往奥地利的边境，首次让民众到奥地利参加“泛欧野餐”。这天还不到下午三点边境上就挤满了人，但大部份都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前来度假的东德人。

他们把车停在路边，只提着少量的食物，拖家带口的冲向边境的铁丝网。其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进入奥地利然后到西德，再也不回来了。因此，还没等匈牙利的警察完全打开边界的水泥栅栏，男女老少的人潮就把铁丝网冲开了一个口子。路边的小车排起了长龙，没有人惦记它们和车中的行李。什么都不要了，只要早一点踏上自由的土地。

摄影镜头为当年的人潮留下了永久的定格：人们摩肩接踵的从狭窄的边境栅栏通过，黑白照片的右侧，人群把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匈牙利警察挤到了铁丝网前。但他们无动于衷，低着头往地上看，对人潮视而不见，嘴角似乎还露着笑意。

两名警察中的前面那个叫阿帕达•贝拉（ArpadBella），是当时的值班警官，带着手下五名警察正当班。按照以往的规定，对任何企图越过边境去西边的人，警察都可以开枪射杀。只因为他的一句命令“不许开枪”，使六百多名东德人得以成功逃往西德。开始的时候，贝拉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歧视。但不久柏林墙倒了，随着那幅历史性的照片的广泛流传，他成了德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一个德国秘密警察

电影《窃听风暴》的故事发生在德国，该片荣获七十九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影片讲述东德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在红色恐怖之下同朋友一起发表了一篇文章，唤醒了民众。这个爱国作家所不知道的是，他一直受到国家安全局的全面监听。

而监听他的特工被他和他的朋友的热情感动，隐瞒了他们写作和发表的计划，并为此被关在地下室干糊信封的活儿四年多。

柏林墙倒塌后，作家才惊讶地得知自己家里布满了窃听器，他终于明白了几年之前是谁保护了自己。

电影的结尾是：又过了两年，一个邮差（即前特工）在大街上挨家送信。经过书店，他被一个大大的海报吸引了——是那个作家的新书。他走进书店，捧起书，打开扉页，上面写着：此书只献给×××（特工当年的代号）。

付款时，书店的店员问书是不是送人的，要不要包装。特工说：不用包装了，这本书是给我的！

柏林墙守卫因格•亨里奇

一九九二年二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在后来的审判中，亨里奇的律师辩称他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并不这么认为，审判时严正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无辜平民被判刑，且不予假释。

第一个警察使我想起了苏联的“八•一九”政变。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冒着生命危险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宣告了苏联的解体。而此时此刻，受命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克格勃，正在部署由专门负责反恐怖活动的“阿尔法”小组强行攻占议会大厦，并将叶利钦等主要人物逮捕或就地处决。

“阿尔法”小组是一支经过特种训练，配有直升飞机、枪榴弹发射器、反坦克导弹和其它尖端武器的精锐部队，大厦的保卫人员根本无法抵挡，3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任务。但“阿尔法”小组成员都是一些文化素质很高的军人，当他们接到命令时，意识到此举必然导致平民流血，而且将给武装部队带来难以洗净的耻辱。于是，所有的人一致表示“不执行这个命令。”小组二十多名指挥官被上司逐个找去训斥，并受到“送军事法庭审判”、“处决”等威胁，但仍然无一从命，因此而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内战。

“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在谈到促使他们作出抗命决定的原因时说：六年的政治改革已经使我们敢于独立思考，安全部门的大多数军人都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只要我们不执行违反宪法的命令，政变就会失败。

第二个故事使我想起了国产电影《便衣警察》。

影片以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事件为历史背景，讲述刑警周志明奉命追查悼念周恩来、批评中央文革的“反动”传单。周志明从同事暗中拍摄的照片上发现，散发传单的人一个是女友的姐姐，另一个是自己的童年伙伴。就在上级下令按照片抓人之前，他故意将相机中的胶卷曝了光，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投入了监狱。“四五”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正义运动，随着 “四人帮”的垮台，周志明也得到了平反，又重新回到了公安队伍内，可是在他的组织结论中却还是留下一个小尾巴。

第三个守卫使我想起了一些文革政治人物所撰写的回忆录。

虽然各人所干的坏事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转弯抹角地把主要责任都归咎于时代与“上面”，他们只是忠实的执行者。诚然，人，尤其是具有相当政治地位的人，都是时代的产物；而在中国，他们的言行确实也要服从“上意”。最典型就是江青被审判时说的那句名言：“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然而，当良知（如果他们还有的话）和“上意”冲突之时，他们却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服从“上意”，根本就不敢也不会哪怕把枪口抬高一毫米。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就是在他们的红笔之下被残杀的！当我们仰望一个个灿若星辰的名字——王辛酉、史云峰、张志新、李九莲……时，怎么能够放过这些双手沾满民众鲜血的帮凶？

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如何对待被迫害的人群，上述史实给后人的启示是深刻的。这个体制所有的事情都是个人做的。如果个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还要做妨碍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事情，他就应该为此承担责任。针对个人施加压力，也是改变体制的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但愿三个警察的故事，能给更多的人以启示。但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