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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2月2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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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了，渐渐明白清朝和英国的实力差距决定了鸦片战争的走向，却仍对“奸臣”们的所作所为痛恨不已。
最近读了易中天先生的《鸦片的战争和战争的鸦片》，又对“官员的谎言”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撒谎固然可恨，但专制制度却是谎言的催化剂。 1.竞相撒谎的前方将帅
公元1841年夏，英军占领广州城，大清靖逆将军奕山高举降旗，按照英军要求，率兵离城两百里，并凑齐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可谓一败涂地。
可奕山并不慌张。5月26日，他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称清军大胜，击沉、焚毁英军兵船。6月4日，英军拿到“赎城费”退出广州，奕山再上一折，称英军头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只要追完商欠（即600万元的“赎城费”），准予通商（通商早被当地官员默许，只有道光帝蒙在鼓里），就退出虎门，交还炮台，不敢滋事。
被骗的道光帝在上谕中说，夷人“性如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天朝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算了吧，准许通商，赏还商欠。
7月14日，奕山又上一折，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称“永不敢在广东滋事”。
一场大败，就用谎言轻巧地掩饰过去。
根据茅海建先生的研究（《天朝的崩溃》），整个鸦片战争史上，很难找到不撒谎的官员。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撒谎。而且，只有敢撒谎的，才能得到重用。“撒谎大王”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稍差一点的杨芳“革职留任”；基本不撒谎的林则徐被遣戍伊犁，后来才撒谎的琦善，被判死缓。
总之，谁不撒谎谁倒霉。2.揣摩上意的体制性谎言
易中天先生在文中，分析了清朝前方将帅不断撒谎的原因。
一句话概括：揣摩上意。
专制制度决定，官员只能看皇帝的脸色说话，或者看顶头上司的脸色说话。他们想听什么，就说什么。不想听的，瞒着。瞒不住，撒谎。万一露出马脚，再来一个谎言。
当时道光帝仍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良好感觉中，周边的蛮夷到中国来，要么“朝贡”，要么“观礼”，要么“喊冤”，要么“乞恩”……英国这等“蕞尔小邦”，竟敢来天朝滋事，自然要一鼓荡平，以扬天威！
所以，道光帝给前方将帅下达的命令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使蛮夷片帆不返”。
皇帝心态如此，朝中大臣自然跟着唱高调，只许言“剿”不许言“抚”，只许言“胜”不许言“败”。
在后方唱唱高调可以，可真打起来，前方将帅立即发现“蛮务不可为”，大清帝国在战场上根本没有取胜的希望。
可问题是谁也不敢说真话，谁说皇帝革谁的职，谁说谁被指为“卖国贼”。
于是，大家只好纷纷撒谎，以求自保，由此逼出了很多谎言。
容不得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正是谎言的催化剂。
3.真话也要包上谎言的外壳
伴君如伴虎，撒谎也需要点技巧和心眼的。
奕山撒谎能成功，因为他准确地抓住了道光帝的心态——“天朝体面。”
既然皇帝认为天朝威武，那就说天朝威武的谎言给他听（打败英军，击沉兵舰）；既然皇帝认为英夷是“蕞尔小邦”，就塑造小邦的形象给他看（免冠作礼，乞恩言和），只要能停战，通个商和赔点钱，皇帝是不会太在意的。 君威难测。为了愉悦圣心，甚至真话都必须包一层谎言的外壳——当然了，有人管这叫说话的艺术。 浙江巡抚刘韵珂很快意识到中英之战“事不可为”，但当时，整个朝廷官员都三缄其口，噤若寒蝉，顾虑着顶戴和脑袋，没人敢出来说话。
刘韵珂说话了，说得很巧妙。
1842年3月21日，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只说“十可虑”。
其中最有可能打动道光皇帝的是第九条：浙江雪灾，春粮未种，物价上涨，民不聊生，人心浮动，盗贼四起，地方官忙于战事，无暇兼顾。
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最重要的是保住皇权。“英夷”虽可恶，毕竟只是通商、赔款、割地，并无灭清之意，但民众造反，那就威胁到皇冠了……
攘外必先安内。
果然，道光皇帝批示：按你的意思办，升官至闽浙总督。
4.谎言误导的民意很危险
还要提一提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
在历史书上，定海之战被描述成一个英勇壮烈、感人至深的故事：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军五千，抗击英军万余，血战6天6夜，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但根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证，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只有一部分是事实。敌人并没有万人之多，只有四五千；也没有血战6天6夜，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从10月1日早晨到下午2时；整个战事中，英军只战死2人，受伤27人，并未遇到英勇抵抗。 夸大的原因有很多，清朝官员惯于粉饰，已成风气。后来学者却不加核实就引为信史，更值得深思。 易中天先生认为，这只能说明喜听谎言的毒素已经渗入民族的骨髓，从至尊天子到寻常百姓，都喜欢谎言，喜欢好听的，喜欢歌功颂德的话和鼓舞人心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有几分真实，则是第二位的了。于是，我们听到的，都是经过处理的信息，好听顺耳的被放大，不好听不顺耳的被过滤。这样的信息，即便有一定的真实性，归根结底也是不真实的。 用这样的信息指挥打仗，自然要失败。而这样的信息形成的民意，又有几分可靠呢？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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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了，渐渐明白清朝和英国的实力差距决定了鸦片战争的走向，却仍对“奸臣”们的所作所为痛恨不已。
最近读了易中天先生的《鸦片的战争和战争的鸦片》，又对“官员的谎言”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撒谎固然可恨，但专制制度却是谎言的催化剂。 1.竞相撒谎的前方将帅
公元1841年夏，英军占领广州城，大清靖逆将军奕山高举降旗，按照英军要求，率兵离城两百里，并凑齐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可谓一败涂地。
可奕山并不慌张。5月26日，他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称清军大胜，击沉、焚毁英军兵船。6月4日，英军拿到“赎城费”退出广州，奕山再上一折，称英军头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只要追完商欠（即600万元的“赎城费”），准予通商（通商早被当地官员默许，只有道光帝蒙在鼓里），就退出虎门，交还炮台，不敢滋事。
被骗的道光帝在上谕中说，夷人“性如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天朝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算了吧，准许通商，赏还商欠。
7月14日，奕山又上一折，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称“永不敢在广东滋事”。
一场大败，就用谎言轻巧地掩饰过去。
根据茅海建先生的研究（《天朝的崩溃》），整个鸦片战争史上，很难找到不撒谎的官员。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撒谎。而且，只有敢撒谎的，才能得到重用。“撒谎大王”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稍差一点的杨芳“革职留任”；基本不撒谎的林则徐被遣戍伊犁，后来才撒谎的琦善，被判死缓。
总之，谁不撒谎谁倒霉。
易中天先生在文中，分析了清朝前方将帅不断撒谎的原因。
一句话概括：揣摩上意。
专制制度决定，官员只能看皇帝的脸色说话，或者看顶头上司的脸色说话。他们想听什么，就说什么。不想听的，瞒着。瞒不住，撒谎。万一露出马脚，再来一个谎言。
当时道光帝仍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良好感觉中，周边的蛮夷到中国来，要么“朝贡”，要么“观礼”，要么“喊冤”，要么“乞恩”……英国这等“蕞尔小邦”，竟敢来天朝滋事，自然要一鼓荡平，以扬天威！
所以，道光帝给前方将帅下达的命令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使蛮夷片帆不返”。
皇帝心态如此，朝中大臣自然跟着唱高调，只许言“剿”不许言“抚”，只许言“胜”不许言“败”。
在后方唱唱高调可以，可真打起来，前方将帅立即发现“蛮务不可为”，大清帝国在战场上根本没有取胜的希望。
可问题是谁也不敢说真话，谁说皇帝革谁的职，谁说谁被指为“卖国贼”。
于是，大家只好纷纷撒谎，以求自保，由此逼出了很多谎言。
容不得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正是谎言的催化剂。
伴君如伴虎，撒谎也需要点技巧和心眼的。
奕山撒谎能成功，因为他准确地抓住了道光帝的心态——“天朝体面。”
既然皇帝认为天朝威武，那就说天朝威武的谎言给他听（打败英军，击沉兵舰）；既然皇帝认为英夷是“蕞尔小邦”，就塑造小邦的形象给他看（免冠作礼，乞恩言和），只要能停战，通个商和赔点钱，皇帝是不会太在意的。 君威难测。为了愉悦圣心，甚至真话都必须包一层谎言的外壳——当然了，有人管这叫说话的艺术。 浙江巡抚刘韵珂很快意识到中英之战“事不可为”，但当时，整个朝廷官员都三缄其口，噤若寒蝉，顾虑着顶戴和脑袋，没人敢出来说话。
刘韵珂说话了，说得很巧妙。
1842年3月21日，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只说“十可虑”。
其中最有可能打动道光皇帝的是第九条：浙江雪灾，春粮未种，物价上涨，民不聊生，人心浮动，盗贼四起，地方官忙于战事，无暇兼顾。
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最重要的是保住皇权。“英夷”虽可恶，毕竟只是通商、赔款、割地，并无灭清之意，但民众造反，那就威胁到皇冠了……
攘外必先安内。
果然，道光皇帝批示：按你的意思办，升官至闽浙总督。
还要提一提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
在历史书上，定海之战被描述成一个英勇壮烈、感人至深的故事：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军五千，抗击英军万余，血战6天6夜，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但根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证，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只有一部分是事实。敌人并没有万人之多，只有四五千；也没有血战6天6夜，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从10月1日早晨到下午2时；整个战事中，英军只战死2人，受伤27人，并未遇到英勇抵抗。 夸大的原因有很多，清朝官员惯于粉饰，已成风气。后来学者却不加核实就引为信史，更值得深思。 易中天先生认为，这只能说明喜听谎言的毒素已经渗入民族的骨髓，从至尊天子到寻常百姓，都喜欢谎言，喜欢好听的，喜欢歌功颂德的话和鼓舞人心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有几分真实，则是第二位的了。于是，我们听到的，都是经过处理的信息，好听顺耳的被放大，不好听不顺耳的被过滤。这样的信息，即便有一定的真实性，归根结底也是不真实的。 用这样的信息指挥打仗，自然要失败。而这样的信息形成的民意，又有几分可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