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历经风雨，起起落落。他倡导和推进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1997年的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走了。
20年来，我们的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与小平同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今天让我们再次缅怀伟人，一起说声：小平，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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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是把毕生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同志的遗愿，也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一份珍贵遗产。
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的日子。
《时代》周刊曾八次将他列为封面人物，
其中两次将其评为“年度风云人物”，
世界的目光都曾经跟随着他，
西方人称他为：
“打不倒的小个子”，
毛主席说他是：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他被誉为中国继往开来的领袖人物，
他将中国带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他改变了中国，
创造了时代，
也影响了全世界！
他，就是邓小平。
1904年8月22日，
他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
他的父亲为他取名为“邓先圣”，
期望他能学习圣人的品格，
长大后努力做一个对国家，百姓有用之人，
母亲能干，勤奋、正直，
教导他：“蚕子吐尽了干丝，
自己就憋死在茧子里，
它们不是为了自己，
全是为了让他人过上好日子。
做人也要学学蚕儿的作为，
不能光想着自己”。
母亲的思想，影响了他的一生。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战火纷飞，不得安宁。
小小年纪的他，
就已经有了救国救民的念头。
五四运动爆发后，
他积极走上街头参加爱国运动。
不久后，他的父亲主张他，
去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就这样，他离开了父母和家乡，
带着理想独自去往远方闯荡。
经过一年的紧张学习，
16岁的他通过考试，
成为了赴法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1920年10月，他抵达法国，
并进入诺曼底区巴耶男子中学学习。
因为时局动荡，中国政府不久后，
就中断了对他们的资金资助，
他只能靠半工半读来维持学业和生活，
再加上当时经济危机席卷欧洲，
光是找一份工作就很不容易了，
就算找到工作，
还要常常面临被解雇的危机。
留法期间，他什么工作都干过，
机车的司炉工，捡马粪的清洁工，
扎花工，餐馆的帮手……
每天工作至少十个小时。
这是邓小平曾经为了工作，在法国填写过的居留登记卡
这段艰辛残酷的生活，
令他刻骨铭心。
他开始重新审视整个社会，
也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后来，他在巴黎认识了周恩来等革命青年，
1923年，他参加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
正式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不久后，就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3年，周恩来(前排左四)、邓小平(后排右一)等在巴黎合影
1927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
他正式改名为邓小平。
战争时期，他始终活跃在第一线。
他常常说：“我是一个军人，
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家，
别看他个子小，身体瘦弱，
但却有着常人没有的，
大智慧和高瞻远瞩的视野。
他曾指挥百团大战对日作战，
他还领导了三大战役中，
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
创造了60万赢80万的奇迹。
征战数十年，他却从未受过伤，
也没有被敌人捕过成为俘虏。
毛主席向外宾介绍他时常说：
“你看他人这么小，
可是打南京是他统率的。”
刘伯承很会打仗，作为军事主官，
他的指挥能力众所周知，
国民党的最高指挥官，
曾想把他扣下当人质，
他觉得失去了刘伯承，
共产党肯定就打不了胜仗了，
没想到刘伯承却说：
“你们别以为不放我回去，
我们就不能打胜仗，这你们可想错了，
要知道邓小平比我更会指挥打仗！”
他一生三起三落。
第一次因为力挺毛泽东，
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反对“城市中心论”。
结果遭到了“左”倾路线的打击，
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
还被贬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
当时的他才29岁。
之后，他一边长征一边又被派去
主编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
虽然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但是他仍然对党忠心耿耿，
一个人克服重重困难，
承担起采编、校对、刻印等众多工作，
毫无怨言，勤勤恳恳！
凭借自己出色的能力，
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他还收容掉队的红军，
带着他们和印刷设备一同困难前行，
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
他的事业才开始回春。
而另外两次的起落，
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岁月中，
邓小平两次被批判打倒，历经磨难。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
无不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邓小平是“文革”十年，
所涉及的最重要的人物，
写文革，不能不写邓小平。
而“文革”十年又是邓小平人生中，
跌宕起伏的重要一页，
写邓小平也不能不写“文革”。
有人问他，
一生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他直言：是文化大革命。
运动刚开始不久，
他就成了被重点打倒的对象。
他不仅要接受批判，
还要去参加集会回答问题。
但是在自身难保的时刻，
他却仍然想着保护他人。
为了其他人能不被祸及，
他一人承担下所有的罪行：
“必须讲清楚，绝大多数是好同志，
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
而应由我来负担。”
然而运动越演越烈，
外面铺天盖地贴起了批判他的大字报。
那些“牛鬼蛇神”，
也轰轰烈烈地来抄家了。
他们翻找家里的文件，
想找邓小平的罪证，
结果搜遍了整个房子也没找到，
屋里只有一些书籍。
他们不知道的是，
邓小平开会不做记录，
平时不写笔记，这是他的习惯。
那些人气愤地说：
“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
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
他们不死心，
又想找他贪污腐败的证据，
于是要求邓小平全家，
交出家里的现金和存折。
结果发现，
邓小平穷得连一分钱都没有，
还倒欠了别人两百块钱！
他们什么都没查到，只能失望而归。
他被逼着下跪，遭受暴打，
还要每天去劳动。
外表冷静、波澜不惊的他，
其实在每个清冷的夜晚，
焦虑得夜不能寐。
在如此狂风大浪中，
唯一能让他觉得安慰的，
是亲情，是子女们的支持。
他从来都很坚强，从来不哭，
但是跟子女的生离死别，
让他痛苦得难以承受。
从那以后，
他彻底开始了与外界，
完全隔离的囚禁生活。
然而，那些人并没有放过他，
开始向他的家人下毒手，
儿子朴方被关进阴暗潮湿的洗澡间，
殴打，虐待，严刑逼供他，
来揭发自己父亲的“问题”。
朴方死也不肯，最后不堪凌辱，
从高楼上一跃而下，
之后又不被及时医救，
结果造成终身下半身瘫痪。
这段岁月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
他的弟弟，也因为不堪侮辱，
而选择了自杀。
他自己的生命更是岌岌可危，
遭受过多次暗杀。
抬头需要勇气，
低头同样需要勇气！
疯狂的年代，他忍辱屈服，
但灵魂仍在高傲地飞翔！
1973年2月，
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
他可以回北京了，
1973年12月，
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他重新进入了共和国的中央高层。
恢复工作后的他，开始大刀阔斧地，
进行拨乱反正，
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进行全面整顿，整顿铁路、整顿教育、
整顿经济、整顿军队，
这个因为动乱而千疮百孔的国家，
因为他开始出现了生机。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
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
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
他起了关键的作用。
1990年3月3日，
邓小平把江泽民、杨尚昆
和李鹏请到家里说：
“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
就是这10年有发展。
假设我们有5年不发展，
或者是低速度发展，
例如4%、5%甚至2%、3%，
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
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他说话总是言简意赅，
一针见血！
他觉得说话的力量不在于长度，
而在于力量。
他的女儿曾经问过他：
“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
他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他解释只说了两个字：“发展”。
1980年，他接受了，
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
她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
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
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
他超越了个人恩怨谈历史问题，
是谈得很深的。”
她曾向邓小平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
中间休息的时候，邓小平问她：
“你跟你父亲也这样说话吗？”
法拉齐说是的。邓小平笑着说，
那你父亲不给你一个耳光吗？
她深深地被他的犀利和直率给折服了，
她说：“邓小平是个伟人。
他对一切问题了如指掌，
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
他像我的父亲，我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容忍。
他还如此幽默，使人感到亲切。
我喜欢他的风格……”
基辛格看到了法拉奇对他的采访后，
对邓小平说：
“在世界上所有的领导人中，
你是唯一同法拉奇谈话能取胜于她的人。”
他76岁时虽年事已高，
又曾历经坎坷，
但仍红光满面，精力充沛，
身体非常健康。
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统计，
3年时间里，
他先后会见外宾187次，
接受外国记者采访7次，
参加各种重要会议61次、追悼会7次，
与中央负责人谈话、会见党外朋友21次，
10次离京到全国23个城市视察，
还有一些无法统计的事务，
如果把这些加在一起的话，
工作量是相当惊人的。
这些数字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
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他身边的保健医生说：
我在他身边工作3年，
竟从来没见他患过感冒，
也很少见他吃药。
他健康的秘诀就是：
生活极有规律
每天早8点醒来，
先测量血压。
洗漱后，8点半早点，
就在书房兼办公室里，
喝杯牛奶，吃根油条，
接着就是一边喝浓茶一边批阅文件，
他总是会把杯子里的茶叶放得很多，
待全部泡开，要占杯子的三分之二。
最喜欢的就是四川、安徽出产的青茶，
有时也喝西湖龙井茶。
他的的办事效率很高，
一般在10点钟左右就会将秘书们送来的，
各种重要文件处理完毕。
之后，如有会议或外事活动，
便乘车外出；
没有，就坐在沙发上看看书报、
打打桥牌，活泼活跃脑子。
午饭12点，晚饭6点半，
几十年不变，
饮食上从不暴饮暴食，
也不挑东拣西，
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
他最爱吃四川家乡风味菜肴：
回锅肉、扣肉、粉蒸肉、大肥肉等，
还有就是自家制作的臭豆腐、腌胡萝卜丝等。
他家有个规矩:不浪费，
剩菜剩饭一律下顿做成烩菜、烩饭,
就是菜剩下的汤，
都要留到下顿吃。
他曾风趣地说：汤最有营养，
不会吃剩饭的是瓜娃子，
（四川方言，傻瓜之意）。
爱运动
他每天上午，只要不外出，
总要抽出时间，
在自家的院子里散步10多分钟。
他家的院子最大外缘约140米，
每天固定走18圈。
散步时目不斜视，步履坚定，
沉默无语，不用别人提醒。
绝对一圈不多，一圈不少。
雪雨天不方便，
他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
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散步，从不间断。
他对待散步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
他还爱好游泳，
不是游泳池而是在大海里畅游，
他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
天再冷，浪再大，他仍乐此不疲。
而且一游就要一个多小时。
为了锻练身体和意志，
他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
晚年不能洗冷水浴，
他就洗热水澡，
还常常在洗澡水中加一小盆豆浆，
他说这样做对老年人乾燥的皮肤，
能起到较好的养护作用。
他对足球情有独锺，
是个不折不扣的球迷，
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
就特别喜欢足球，
情愿挨饿也要省下钱来看足球比赛。
文革后他第三次复出，
首次的公开露面就是在，
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
心态平和
他对待任何事情都自己独立思考，
情绪从不受外界干扰。
他胸襟开阔，对死看得很坦然，
无论出现怎样的意外情况，
他都遇事不惊、泰然处之，
有很强的心理素质与天才智慧。
富有天真心
他家是四世同堂，
上有「老祖」，
下有孙子孙女，老老少少十几口人，
可谓儿孙满堂，
他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
每天上午10点左右，
他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一边舒展筋骨，一边走到房间，
看看小外孙女羊羊
（邓榕的女儿，当时只有两岁多）
与羊羊说上几句话，问吃问喝，
并拉着她的小手逗玩一会儿，其乐融融。
循序渐进式戒烟
抽烟，是他多年来不曾改变的嗜好。
虽然抽烟有害无益，
但像他这样有着多年的烟龄，
一下子戒了，反而会引起，
肌体平衡失调，危害更大。
他在抽烟问题上做了最大克制。
后来循序渐进，在1989年退休后，
他彻底戒了烟。
邓小平自称一生只剩一件憾事：看来做不成了
邓小平会见首次访华的撒切尔夫人。资料图
1989年5月16日中午，邓小平设宴款待前来中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席间，两人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戈尔巴乔夫：“现在我要完成我国领导人的一项委托，即邀请你去苏联访问。”
邓小平：“我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如果3年前解决了柬埔寨问题，那我真的要到苏联去。可能去远东，也可能是莫斯科。现在已经过了3年了，我这个年龄不允许了。我感谢你的盛情邀请。”
戈尔巴乔夫：“但我们仍然向你发出邀请。一旦你得出结论可以访苏，我们将随时欢迎你去。”
邓小平：“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湾问题。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归回香港，还未到期，但也确定了。这是对外关系问题。对内的参与，确定了基本路线，四个现代化这件事。一个政策，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四个坚持。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终身制度。这个没能实现。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
领袖晚年，都会留下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人生遗憾，邓小平也不例外。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大业，毫无疑问就是邓小平晚年留下的最大遗憾。在85岁高龄的时候，邓小平已经预见自己很难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的日期了。在这次谈话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晚年遗憾。
“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逃往祖国宝岛台湾，再加上一些历史的原因，使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台湾，被人为地与祖国大陆分割开来。
由“一个国家，不同制度”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对里根说：“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也逐渐成型。这一科学构想的核心，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由邓小平在其晚年首先表述出来的。这一提法，也是逐渐完善的。
1983年6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民主柬埔寨领导人时，就中国统一的问题阐述了“一个中国，不同制度”的设想，他说：“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真正统一了，台湾一个制度，香港一个制度，大陆一个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
5天以后，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阐明了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强调：“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他指出：“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邓小平表达了台湾可以高度自治的意思。他说：“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以至自治区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邓小平提出并阐发了“一个国家，不同制度”的设想后，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深化和发展的。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来自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谈话中，邓小平展示了一位卓越政治家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战略思想。他说：
“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
邓小平接着提请来访的客人：“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外使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由“一个中国，不同制度”，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提法上更加准确和科学。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也在概念上更加规范化。
1984年4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一方面直接地对这位美国头号领导者表明了中国“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也批评了美国领导人的战略误区。他说：“和平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世界局势不稳定，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4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中美关系前一段吵了一架，近来是好的。但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这种判断不准确。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和平统一。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
1984年5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使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法，报告在讲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时是这样说的：“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鉴于历史的经验和台湾的现实，我们提出了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我们的各项建议和设想，都是诚心诚意的，通情达理的。对于台湾当局任何有利于海峡两岸同胞接触来往、增进了解和有利于祖国统一的言行，我们都将表示赞赏。”“我们认为，只要在和平统一问题上国共两党具有共同语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湾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任何犹豫、拖延，都是违背民心民意的，希望台湾当局郑重考虑。”
从此，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香港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经过邓小平高度概括以后，又经过全国人大会议的通过，“一国两制”的提法具有了法律效力。
为解决这一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就包括“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等设想。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没有能够进行第三次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成为泡影。尤其到了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长期存在。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解决台湾问题的实际出发所作出的一些设想和探索，所提出的若干带原则性的意见，为后来“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作了思想先导。
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众多核心决策。
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解决台湾问题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团。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打着手势，果断地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
只要台湾回归，我们将尊重那里的制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为党和国家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思路和方案，也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一直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份文告感情真挚，言辞恳切，且字字句句都有千斤分量。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台湾同胞：
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从1949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中央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阐明实现中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在解决统一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则提出了较为灵活的意见：
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诉述“认同回归”之愿，提出种种建议，热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充分表达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台湾问题上的意见。
就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当天，全国政协专门就此举行了一个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1月2日上午，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会见由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路·阿什利率领的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在谈到有关台湾前途的问题时，邓小平说：“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采取现实态度的。1月1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表明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是合情合理的。”
这之后，邓小平不断地向国内外朋友和各界人士阐述中国中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这种“合情合理的现实态度”。
1979年1月底，邓小平启程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在美国期间，邓小平一再申明，中国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
1月30日，邓小平在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台湾归回祖国、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有了更好的条件。”他表示：中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统一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我们关怀台湾同胞，寄希望于台湾广大同胞。我们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正视现实。这样，台湾回归祖国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
邓小平在向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解释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
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美国的干涉，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却在美国方面。因此，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台湾问题。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在1月26日，美国总统卡特却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3月28日和29日予以通过。4月10日，经卡特签署，《与台湾关系法》生效。《与台湾关系法》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邓小平对此迅速作出反应。4月19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时说：中美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基础受到了一些干扰。对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还是要保护台湾。美国认为保护台湾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包括一旦有事美国还要干预。所以说，这个法案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我奉劝美国朋友注意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能干了。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一方面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逐渐酝酿解决台湾问题的科学构想。
这一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邓小平在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清楚地表述了出来。他说：我们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这就是说，外国可以照旧对台湾投资。即使台湾与祖国统一起来后，外国投资也不受任何影响，我们尊重投资者的利益。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
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人长期探索的结果。台湾、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未竟之业。早在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曾指着一旁的邓小平等人向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说：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这是他们的事了。
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将台湾回归、祖国真正统一，当作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决心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圆统一之梦！
这，就是邓小平后来终生遗憾的由来。
“台湾回归祖国等三大任务不只限于80年代、9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后都还必须坚持。”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
1980年1月1日，邓小平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再次发表元旦讲话。他强调，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们一定要在这10年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以保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去年元旦我讲了三件大事，即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美建交和台湾归回祖国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如果说去年元旦很有意义，那么今年元旦意义更大，因为这个元旦是跨入80年代的第一天。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年代。因为我们要实现四化还有两个10年。如果在80年代这个10年中我们不能取得显著成就，那么我们在本世纪末实现四化的目标就会告吹。在80年代中，我们要在国际事务中起到自己的作用，还要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始终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这就说明，我们在80年代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半个月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紧经济建设，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一道，作为“我们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他说：“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
邓小平强调：“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
这次全国人大召开后一个多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时，更具体地解释和阐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他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10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5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他还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如果政策不对，就可能变。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80％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这80％的人的人心。因此决定的因素是政策对不对。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
1984年，是邓小平人生的第80个年头，进入晚年的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正是他对祖国、对历史的一种交待。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并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香港问题的解决，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为此，邓小平再次自信地说：
“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提出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我们拿事实来回答。现在看来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国人坚信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两年的谈判已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不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这是三方面都接受了的构想。再过13年，再过50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能行得通的。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也相信自己的‘一国两制’的主张是行得通的。”
和平解决并不等于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面对未竟之业，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21世纪靠你们年轻人。”
有了以“一国两制”这一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范例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放弃武力统一祖国的方式呢？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绝不能作此承诺！他的这一考虑，主要是冲着“台独”和外国干涉去的。
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明确地阐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一贯态度：“不管怎样，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如果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美国、日本都有一股势力支持台湾独立。我与里根、舒尔茨、温伯格都说过，中美关系的焦点是台湾问题。应该好好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像美国国会那样干涉中国内政，将会在中美关系中引起冲突。蒋经国不在了，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我们怎么能承诺不使用武力？我同他们谈得很坦率，确实存在台湾独立的可能性。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先把话讲明白好。”
1987年春天，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与葡萄牙就澳门的回归问题也达成一致。4月13日，邓小平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会见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时，他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成功实践，也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更为精彩和丰富的内容。就在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的当月，邓小平公开表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是建筑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的。”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决定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此后，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了下来，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停止思考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台湾问题，就是他一直思考的一个重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邓小平始终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彻底退下来以后，他还多次听取对台工作汇报，并会见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一些与台湾有关的人士。
1990年9月15日，针对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一国两府”的企图，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明确表示：“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11亿人口。其中汉族占92％，少数民族占8％。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期间还思考着如何才能实现“一国两制”的问题。他告诫说：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这亚洲“四小龙”。
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期间，有年轻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对他说：“您在我们年轻人心目中是最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微微一笑，谦虚地说：“这不好说吧！有一点贡献，做了一点事。很多事情没有做，来不及做，也做不完。”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大业，就是邓小平没有做完，也来不及做完的事。面对人生遗憾，他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他语重心长地对在场的年轻人说：“21世纪靠你们年轻人。”
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为我们党和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3年后，他在对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提起中国的三大任务时进一步指出：“我们已经宣布中国80年代的三大任务，实际不只限于80年代、9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后都还必须坚持这三大任务。这是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考虑和坚持的三大任务。”
为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台湾回归祖国的任务，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九条建议和主张。
两天后的10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众议院议长约蒂时，谈到了叶剑英的九条建议和主张。他表示：“叶剑英委员长最近阐述的九条是我们根据现实情况提出的关于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合情合理的方针政策。这九条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反应，也一定会得到台湾人民的赞成。”他还强调：“台湾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统一大业的事情。”
海峡那边的台湾国民党当局，没有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仍错误地认为与共产党搞统一自己必定“吃亏”。对这种顾虑，邓小平在10月28日会见由会长茅诚司率领的日中协会第三次访华团时说：台湾当局总是讲凡是搞统一、合作，都是他们倒霉、吃亏，共产党占便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两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很大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第一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北伐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合乎两党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抗战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合乎两党利益。合作后来破裂，破裂的责任，我们不去算老账了，实际上两次破裂的责任都在国民党方面。他们又讲，两次他们都吃亏，这不对。
邓小平还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不去算这个账，要从长远的观点，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眼，也要从世界和平和安全来想，去看待第三次合作的需要。
遗憾的是，台湾当局还是没有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断然拒绝了叶剑英代表中国中央政府提出的九条建议和主张。对这点，邓小平早有思想准备。他在1981年11月2日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时说：我们对台湾的九条建议，现在台湾的反应是拒绝了。我们知道，它的第一个反应会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昼夜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时间。我们并不想“屈人之兵”。我们绝不是要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位。我们提出的是对等谈判。相信总会有变化的。
对于台湾当局背后的势力，邓小平也不客气地指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但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实际上就干预、插手了中国的内政，给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造成了障碍。美国国务卿黑格6月来访时，我同他说，我们的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中美关系可能停滞或者后退这样一个问题。导致停滞或者后退，那不是中国干的事。我们的话说得很明白。至于台湾问题，我相信美国，还有日本以及其他很多朋友都可以做好多事情，来推动谈判。就美国来说，促进这个谈判，至少是推动接触，实际上就是维护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而出卖武器、装备台湾，是出于什么意图呢？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这对全球战略格局是一种破坏，至少是一个损伤。
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邓小平利用各种机会奉劝他们：“归根到底，中国的统一这件事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来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
对美国方面，邓小平多次批评说，美国对台政策还存在杜勒斯的影子。1983年2月，他对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说：“《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如不改变此法，中美关系恐怕很难有明显的、满意的发展。我们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能够做朋友，建立比较长期相互信任的关系。”1983年3月，他在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谈话时不满地说：“《与台湾关系法》还是杜勒斯主义的产物。美国人可能感到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国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吗？美国的议会通过一个什么法来强加给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主义？”
鉴于国际反华势力的干涉和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存在，邓小平一再表示：“力争用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但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如果美国政府无限期地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上是给台湾提供保护伞。”他还多次专门对美国人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愿望的实现。”
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台湾回归祖国这一重大任务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1983年6月，当他即将进入80岁这一人生的耄耋之年时，在一次关于祖国统一问题的讲话中，他深情地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祖国要统一，不统一就没有出路。我们有出路。我们这些人岁数都不小了，都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后人总会怀念我们的。如果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会责备我们的。这是大事，前人没有完成，我们有条件完成。”
珍贵资料图
1972年，在江西艰难的日子里，女儿邓楠生了个女孩邓卓芮，小名眠眠
1973年，邓小平与外孙女眠眠都在笑
妻子卓琳抱着秃头小眠眠，喜不自禁
外孙女眠眠扎了许多小辫子，邓小平一把抓住，说：“抓住小辫子!”
2004年7月27日，邓小平诞辰百年纪念日，长外孙女邓卓芮与CCTV支持人白岩松。
邓小平第二个外孙女邓卓玥，小名羊羊
16岁的邓卓玥，媒体称她为邓小平家族最漂亮成员。
2010年，邓卓玥为邓小平家族生下第一个第四代曾外孙，名叫冯然。
2010年11月23日，《北京晚报》首次披露邓小平曾外孙的生活照。
邓卓玥一家三口。
邓小平夫妇与孙辈合影。
邓小平与孙儿吹蒲公英。
邓小平夫妇与两个女儿和孙辈合影。
过年，已经上了大学的外孙女喂外公吃水果。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老当益壮的他所创造的丰功伟绩，
处处影响今日的你我：
当你坐在高考考场时，你一定会想起他，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
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就是这次会议，邓小平果断决策，
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
当你坐在舒适的高铁上旅行时，
你一定会想起他，
1978年邓小平在日本，
考察新干线时曾感叹：
“像风一样快，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当你留学美国徜徉在常青藤下时，
你一定会想起他，
1979年邓小平访美，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
从此揭开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就此开启了中美留学热。
当你和家人一起参与义务植树时，
你一定会想起他，
1979年2月23日，
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
他倡导决定每年3月12日为全国的植树节。
1982年的植树节，他率先垂范，
在北京玉泉山种下了，
义务植树运动的第一棵树。
当你坐在宽敞的教室学习时，
你一定会想起他，
1922年邓小平为希望工程亲笔题词，
并于当年6月10日和10月6日，
两次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名义，
为希望工程捐款。
:
当你和家人一起在港澳旅游时，
你一定会想起他，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1997年7月1日，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999年12月20日，
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所有深圳的人民更不会忘记他
......
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
一代伟人邓小平在京逝世,
享年93岁
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工作人员曾回忆：
“首长去世以后，
首长那些衣物的处理是我去处理的。
都被烧了，
那天，我带着另外一个同志，
我们在锅炉房里把内衣、外衣、
鞋子、袜子全都烧了。
（什么）都没有保留，
我们两个一边烧一边掉着眼泪，
是我们亲眼见的。
他的内衣都是有窟窿的，都是破的。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谁能相信，
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
确确实实是穿着破了的衣服。
半生戎马，三起三落，
平乱求治，忍辱复国，
他改变了一个时代，
更创造了一个时代。
他治国之胸襟，改革之气魄，
令所有中国人折服，
他令中国神话般，奇迹般地崛起，
饮水思源，感恩不忘，
今日2月19日，让我们一起缅怀伟人：
敬爱的，小平同志！
和您再道一声：您好！
1.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2.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
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4.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5.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
6.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7.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8.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9.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10.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1.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
12.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3.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是要统一的。
经典语视频：再现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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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人民的事业是永恒的。
如同一朵浪花，您从故乡的山溪流入嘉陵江、长江，然后穿云雾，过三峡，奔腾而下，经过九曲十八折，最终汇入浩瀚的大海……漫长的征程，昭示着一个朴素的真理：
敢向时代潮头立，
沧海一粟也永恒。
今日的中国，如您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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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90号茶室】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90号茶室】的主编，打过工，教过书，出过国，从过政，办过公司，江湖奔波五十载，东阳，金华、长沙、镇江、北京、东京，无锡，一路走来，终于在某江南小城一个闹中取静之处，觅得一处门牌号为90号的茶室，一方小院，一间茶室，一杯清茶，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空云卷云舒，昔日书生意气，万丈豪情，江湖恩怨，随着袅袅的茶香，随着窗外的烟雨，逐渐淡去，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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