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LGBT之神,明天过生日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兔儿爷”泥塑-
八月十五这天,除了是中秋节,还是兔儿爷生日,熟悉老北京民俗或者郭德纲相声的人对这个梗应该并不陌生。
兔儿爷在中秋节这天过生日倒是有充分的理由,他的身世也确实与月亮有渊源。
月上有兔的传说由来已久,在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故事里就提及一只白兔在月宫捣药陪伴嫦娥,而白兔也成为中国神话中月亮的象征之一,如元代散曲《高祖还乡》描写皇帝的仪仗队中:
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三足乌(毕月乌)象征太阳,白兔(迎霜兔)象征月亮,这就是皇帝仪仗里的日旗和月旗。
-象征太阳的三足乌-
-玉兔捣药图 古人以此象征月亮-
-宋代铜镜背面的玉兔捣药纹饰-
-古代礼服上所绣的玉兔-
但拜兔儿爷的民俗出现则要晚得多了,大致在明清之际。而在明后期以前,人们并不把兔儿本身作为一个神明来膜拜和祭祀。一个较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这样解释了“兔儿爷”这位神祇的由来:
某年京城大疫,无药可治,月宫中嫦娥见此情形,派身边捣药玉兔到人间去为人们医治。玉兔化为人形,医好病人之后既不收钱,也不受礼,只向人讨件衣服穿。玉兔走遍京城内外,消除了各处疫病,之后就回月宫去了。从此,人们感念玉兔医治众人的善行,尊其为神,称其为“爷”,为他塑了像,每到八月十五这天供奉他,后来就演变成八月十五兔儿爷过生日。
-骑着老虎,背后单边插旗,是兔儿爷的经典形象-
除了因驱除瘟疫的传奇事迹而被人供奉之外,兔儿爷还被认为是同性恋尤其是男性同性恋的保护神,而民间俚语中亦有以“兔子”/“兔儿”指称男同的隐晦叫法。
由驱除瘟疫治病施药之神,到LGBT保护神,兔儿爷的角色演化大约源自其它一些传说。
比如,清代传奇小说集《沧海拾遗》,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殷善,广陵之村丁也,年十九,资质俊美,迥出尘表,高洁谦慎,众人所慕。殷善与驻防守军耿汉相识为友,两男之谊,结契深密,异于常交,有暇,必陶然相守,欢颜爱乐,携手过市,密契投合,解衣共卧,深情密态,又结伴堑土,遍植幽兰为盟契,秉烛论诗,达旦不眠,邻里村妇群窥同羡焉。
是说广陵(今扬州)有一位十九岁的小鲜肉,名叫殷善,与当地驻军的一名军人耿汉是一对好基友,两人情投意合,常常十指紧扣逛街秀恩爱,并且一起种下满园兰花作为定情见证,发誓相爱相守,连邻里同乡的女人们都很羡慕他们的美满恩爱。
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匪兵来袭,攻入城中,耿汉随驻军溃退,而殷善则被匪兵掳去。
几天后,耿汉离开军队,独自回城,得知殷善的遭遇后痛心不已,想去营救殷善,并向天祈求帮助。
耿汉的祈祷得到了回应——
一神人冉冉而下,……曰:“吾乃月宫兔神也,今降此尘寰,特来施赠捣药月饼,疗治瘟疾疫灾,又悯尔至诚,故愿相助之。”
月兔神人遂将园中盟契遍植之幽兰,尽数神变幻化为纯金兰朵也,嘱曰:“以满园金兰千两财物,捐奉贼军赎救殷善矣。”
月兔神显灵,将两人以前种植作为定情物的满园兰花都变成了黄金,让耿汉用这些黄金去向匪兵赎回殷善。
事毕,耿汉殷善顶礼泣谢:“余二人有幸,忽接尊颜,又蒙恩助,今更诚祷肯祈月宫兔爷神,悯垂听许余二人永结相伴不离矣。”
月兔神人温颜慰语曰:“月光清净普照,吾听许尔等终生厮守。”
耿汉殷善二人团聚后,跪拜感谢月兔神,并祈祷月兔神保佑二人永远相伴不分离。月兔神和颜悦色地说:“如月光普照每个人一般,我许你们厮守终生。”
月兔神不仅帮助耿汉殷善重聚,更许诺保佑二人终生相伴,且以“月光普照”为喻,颇有些“不分同性异性,所有爱情都值得祝福”的意味,可谓非常贴合其LGBT保护神的身份。
乡里拜祷,奔走相告,遂于各地建兔庙礼奉矣。
耿汉殷善相与偕老,共五十二年余。
结局大团圆,同性有情人相伴偕老,月兔被人们立庙供奉,成为LGBT保护神。
除了来自月亮的空降兔儿爷,还有地方性的草根兔儿爷。
清代才子袁枚所著神怪小说集《子不语》中,就有这样一位福建“兔儿爷”胡天保。
清初,一位年轻英俊的巡按御史到福建任职,每次升堂,总有一个叫胡天保的当地人在堂下窥探,出行巡视,胡也会在附近尾随,御史心里疑惑,不知他想干什么。后来有一天,御史上厕所,胡天保躲在厕所里偷窥,于是被捉住。但胡不肯讲明自己为何如此行事诡秘,遭到刑讯后才招供说是因为暗恋英俊貌美的御史大人,情不自禁做出这种非礼之举。这位直男巡按御史觉得受到了侮辱,大怒之下将胡天保处死。
死后一个月,胡天保托梦给乡里亲邻,说自己并非因为作恶害人而被处死,所以在阴间并没受什么苦,而是被封为“兔儿神”,专管人间同性之间的情事。福建一带的同性恋人们在街谈巷议中听到胡天保托梦的事,就众筹了一座庙来供奉这位“兔儿神”以求庇佑,据说还很灵验,香火颇为旺盛。
中国古时性禁忌固然多且严密,“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异群”、“(女子)不窥壁外,不出外庭……男非眷属,互不通名”云云,所谓礼教压抑人性。但对同性性行为和性关系,却比基于亚伯拉罕一神教的西方文明来得宽容。
以礼教极盛的明清两代为例,男女性禁忌几近严酷,明代刑律规定娶兄弟寡妻者死罪,清代自乾隆年间起禁止官员嫖妓,而中国历史上对“节妇”、“烈女”的官方表彰也多集中于明清两代。
明清两代礼教极盛,“贞节牌坊”大多出于此时期。图为明代表彰著名学者陈白沙之母林氏的贞节牌坊。
而同时代对同性亲密关系却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和非难,乃至成为一种上流社会和文人雅士的生活风尚。如明代文坛“三袁”之一的袁中道“分桃断袖,极难排割”,明英宗则宠幸帅气的年轻武官,“有都督同知马良者,少以姿见幸于上,与同卧起”。清代书画大家郑板桥自己承认“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福建兔儿爷”故事的作者袁枚自身也有不少男风轶事。
-古人描绘同性性关系的画作-
仓老师曰:是中国古人更宽容、更博爱吗?倒也未必就能这么说。
中国传统上对于同性之间性行为及同性之间恋情关系的这种宽容,显然与当代社会基于平权意识的宽容并不是一回事。若究其原因,则中国并没有过严格意义上的神权政治和神权统治,中国传统上的性禁忌其目的更多是出于维护血缘宗法秩序的世俗现实考虑而非出自道德理想主义或禁欲主义、宗教纯洁性等形而上的目的。
或许正是由于同性性事既不会产生私生子,又不会形成当时社会承认的婚姻关系,对宗法血缘秩序可能造成的干扰较小,因而反倒比异性之间的非婚性行为更能得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容忍,甚而在男女性禁忌严苛的社会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填补空缺、满足欲望同时又较为“安全”的替代品。而社会下层长相俊秀的男子,则可能沦为同性上层人士的玩物,即古人所称之“俊仆”、“相公”、“娈童”之类,这就未必与其自身真正的性取向有关了——在一个男权盛行的社会,男人却沦为高阶同性的玩物,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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