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寻理 | 晋侯苏钟
历史没有真相，
可是在国宝文物上，记录着真实的历史；
历史无法穿越，
可是在国宝单位中，遗存着鲜活的历史参观名胜古迹；
凭吊怀古，即为巡礼
发现文化艺术价值，悟道人生哲理，就是寻理……
感谢您阅读“博物馆丨看展览”和“历史讲坛”联合推出的顶级国宝系列文章——《国宝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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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的这组国宝文物，叫做晋侯苏钟。
这个苏字，是左边一个鱼右边一个禾，这个苏字的本意，是冬天到小何或者池塘里抓到被冰冻住的鱼，为什么有一个禾苗的禾字呢，因为抓这种冻住的鱼，就跟收割庄家一样方便。然后鱼被抓起来以后，一会还能恢复活力，这就叫苏，其实就是苏醒，有复活的意思。
这组编钟的主人，就是晋国第七代国君晋侯，他的名字叫作苏，因此而得名。最后一个字“钟”，是指编钟，编钟是打击乐器，通常是一组，那么晋侯苏钟一共多少件呢，全套共16件。这套文物，如牛郎织女般的器物，一部分在南，一部分在北。
为什么晋侯稣钟会有12件在上海博物馆，还有两间在山西省博物院？而它为什么又能够跻身于第一批不允许出境的国宝文物呢？下面我就详细的给您讲讲吧！
三千多年前的一天，年幼的周成王与他的弟弟叔虞在一起玩耍，成王随手拿起一片桐叶对叔虞说：“我就用这个封你吧。”旁边的史官忙用笔记下：“某月某日，王封虞于某地。”成王忙说：“我是开玩笑呢！”那位史官很严肃的回答：“天子无戏言。”过了几年，成王果然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把叔虞封到了一个叫“唐”的地方。叔虞到了自己的封地，与百姓一起开垦荒地，发展经济，国家的实力逐渐强大起来。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以后他的子孙又几次迁都，国家也一步步强大，到了春秋时期，更成为当时北方诸侯国的盟主而称霸一时。一直到公元前369年三家分晋而亡。
▲晋国地图
然而正是这个晋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千古之迷。其中之一便是当年叔虞的封地“唐”到底在哪里？为此史学界作了大量研究，但一直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其中有两种观点支持的人较多。一种观点是汉代史学家班固提出来的，认为“唐”是在今天太原附近。另一种观点是清代大儒顾炎武提出来的，认为“唐”应该在山西省的南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北大考古系教授邹衡带领学生来到山西做文物调查，试图找到晋国的始封地——唐。
▲邹衡先生
他一直相信班固的说法，所以便首先来到太原。邹先生是个非常认真的学者，他一件一件的把玩每一件出土文物，结果发现最早的也已是春秋时期的，这时他又听说山西考古队在发掘所谓的“叔虞墓”，便兴冲冲跑去看，却发现那不过是唐宋以后建的伪墓。这件事给邹先生的刺激很大，他想看来班固的说法确实有问题，于是他又来到顾炎武提及的汾河南面，但也一无所获。
邹衡回到北京后，又对史料进行了一次盘查，终于决定把重点放在临汾一带。
1979年，邹衡带着学生再次来到山西。这一天，一行人来到天马——曲村，邹先生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凭着多年的考古经验，他认定这里一定有重要遗址。于是他命令学生挖一条探沟。探沟里并没发现什么。这时临近过年，天气又太冷，他便同意学生回家过年，自己则留下继续寻找。
这时，一件意想不到不事情发生了。原来早有一伙盗墓贼在跟踪这支考古队。这帮强盗拥有枪支、炸药等先进武器，一等有机会便开始下手，他们用炸药炸开地表，找到了几座大墓。其中的一座距邹衡他们挖的探沟只有两米远。一场疯狂的掠夺开始了，大批文物被洗劫。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强盗，邹先生也只有叹气的份了。等公安部门到来时，现场已是一片狼籍。邹衡立刻进入现场进行抢救性挖掘，清理出大量文物。经整理，发现这里是晋国早中期八位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
▲墓葬分布
正当学术界为丢失大量国宝而扼腕叹息之际，奇迹发生了。被盗的一套名为晋侯苏钟的青铜编钟被上海博物馆以极低的价格抢救回国。
原来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是位造诣极深的文物专家。他经常为大量文物流失海外而深感痛心。于是他便委托在海外的朋友为帮他留意这方面的消息。这一天，马先生的一位香港朋友张光裕教授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古玩市场上有人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铜编钟，大大小小共有十四件，古玩店的老板把照片和拓片交给他看，但他无法识别真伪。按照古玩市场的规矩，卖家一次只能把一套古玩给一位买主看，这个买主不要，才能给下一个人看，到张光裕时，已有七八个看过，但由于这批编钟形制很怪，上面的铭文又是刻上去的，刻的手法非常罕见，因此谁也看不出这到底是真品还是赝品。马承源拿到照片后一看，立刻认出这是货真价实的国宝。
▲马承源先生
经请示上海市领导，决定以博物馆的名义买回。为了进一步验证，马先生要求卖家将这批编钟寄到上海，经仔细鉴定，确定这是真品。由于当时香港还未回归祖国，要办理去香港的手续需要几个月时间，为避免节外生枝，马承源便委托张光裕与卖家进行谈判。由于卖家不了解编钟的真实价值，又急于出手，仅以一百万港币的低价成交。据行家分析，如果对方知道铭文的内容，这个价格连最小的一件编钟也买不到。
流失的国宝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该让它们发挥作用！经马承源对编钟（编号73627～73640）铭文的研究，发现这套编钟并不全，马上联想到从山西省天马——曲村M8大墓发掘的两件小编钟（现为山西博物院馆藏）。
说到这儿，咱们还得停一下，交代另外两件编钟的下落。1992年10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确认这里是西周早中期之际的穆王前后至西周晚期宣王之世的晋侯墓地；其中8号墓 ( I11M8 ) 是这次发掘的5座大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虽经盗抢，仍然出土了金、铜、玉、牙、陶等器239件珍贵文物。另有2件编钟尤可注意：编钟呈灰褐泛黄绿色，基本无锈蚀，形制与上海所藏编钟73631～73640完全一致。其中I11M8：33号通高25.9厘米，有铭文7字：“年无疆，子子孙孙”；I11M8：32号通高22.3厘米，有铭文4字：“永宝兹钟”。铭文与上海博物馆藏钟76340可以前后相连，为这套编钟的最后二钟；如果从二钟的测音结果看，确切地说应为这套编钟的第二组的最后二钟。晋侯稣编钟全套出自同一墓葬，应为16件！
把它们联缀起来，这才是真正的一套。一共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大小相次，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谐和的编钟。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根据马承源先生考释，我们知道这套编钟的主人是晋侯苏，也就是晋国第八代诸侯藉。制作时间为西周厉王（公元前9世纪中叶）中晚期，编钟为成组的青铜乐器。钟上刻有规整的文字,共刻铭文355字。铭文为刻款，共计339字，另有重文9字，合文7字（注：马承源：《晋侯稣编钟》，《上海博物馆集刊》1996年第7期；《集录》35-50。）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这套编钟成为考订西周诸王年代最重要的参考依据。
▲山西博物院藏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晋侯苏钟及铭文：“年无疆子子孙孙”
这种在铸造好的青铜器上刻凿铭文的方法，在西周十分罕见。铭文记述的内容在史籍中无从查考，它的出土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
铭文除记载了这次重要的史书无载的战争之外，还为我们留下了两项难得的记录：一是记录了“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方死霸”五个记时词语。在一件器上有这么完整的时间记录，前所未有，是我们探讨西周历法和对西周的断代研究也有重要价值！二是全篇铭文用利器刻出，且笔划流畅规正，为我们研究西周晚期的冶金工艺提供了一个新的材料，完全改写中国冶金史！
晋侯墓地除第八组为晋穆侯及两位夫人以外，余皆为一位晋侯一位夫人异穴合葬墓。每组墓葬之东有车马坑，西周晋侯墓地出土的“玉覆面”其中八号墓葬陪祀车马坑东西长21米，南北宽15米，有殉马百余匹，为全国至今所发现的西周时期最大的车马坑。这些车马坑的修建，比秦始皇兵马俑还要早600年。19座墓葬有11座保存完好，8座被盗。晋侯墓地出土文物十分丰富，总数达万件以上。出土的青铜器种类齐全，从其数量和组合看，一改商代重酒之风，呈现重食、重乐的特点。
▲晋侯博物馆保护展示的晋侯墓地车马坑
1992、1993年，晋侯墓地连续两年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94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田野考古成果三等奖。1996年被国务院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4月2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更是称其为“二十世纪中国考古最重大的发现”。
下面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套国宝：
▲上海博物馆藏14枚晋侯苏钟
第一组为大钟，纹饰浅而细，第二组为中小型钟，纹饰深而阔。并且从造型上来讲两组也有细微的差异，研究者认为它们虽并非同时铸造，但音律却非常和谐。钟上铭文为利器刻凿而成，笔画转折处要分四五刀或是五六刀的接连刻凿，笔道才能连起来，刀痕至今非常明显。
更重要的是，经过除锈处理后，刻凿在这16枚钟上的文字竟然可以连读！355个字的铭文完整地记录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稣率兵随周王巡视东土、征讨叛乱部落—夙夷，大约用三个月平定叛乱，凯旋而归并立功受赏的事。
这是现如今我们第一次发现将近3000年前西周的器物上出现刻于其上的铭文。苏钟发现之后，专家们配置了不同硬度的青铜利器在青铜上刻凿文字，都以失败告终。这说明早在距今3000年的西周时期，山西人已经制造出了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工具在青铜器上刻字。
咱们再介绍一些关于编钟的专业知识，以供大家遇到类似情况时参考：
钟：古代祭祀或宴飨时用的青铜乐器。或由商代铙演变而成。今所见最早的青铜钟属于西周中期。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西周至春秋的多是所谓甬钟，钟顶有筒形的甬。有的大钟单独悬挂，称为特钟；有的大小相次成组悬挂，称为编钟。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
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按照音谱敲打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西周中期的编钟以大小三件为一组，晚期以后发展到大小十几件为一组。另有钟顶作扁环钮或伏兽形钮的平口钟，称为镈，主要见于春秋战国时代。还有所谓钮钟，钟顶的甬为近似半圆形的钮所代替，始见于西周，盛行于战国。也有的钟在体两侧铸有浮雕的虎作为装饰，别具一格，但流传较少。钟用木槌敲击演奏。考古发现的编钟，有槌同时出土。编钟悬挂在特制的架子上，这种架子的横梁称作“笋”，支撑架子的立柱称为“虡”。
最后，从音乐学的角度分析一下晋侯稣钟：
中国青铜乐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演奏旋律的要求和实践。在目前出土的多套殷商编铙上，正、侧鼓音已可构成完整的五声或五声以上的音阶。如妇好墓出土的亚弓铙、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312号墓出土的亚凡棚编铙等均是例证。
但是作为旋律乐器来说，青铜乐钟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先不说其造价昂贵，技术复杂，享用等级森严等方面的因素，单从乐钟自身的音响性能方面考察，也并非最好的旋律乐器。这主要是其发音绵长，若数钟连续击奏，易造成不同音频相互干扰，出现“混响”的现象。尤其乐曲的音符进行速度较快时，不协和的乐声就简直不忍测听。
所以，青铜乐钟的重要功能，在于利用其宏大、悠长的声响，造成一种庄严、崇高甚至肃穆、可怖的气氛。这当然是商周统治者所需要的。在实际音乐演奏场合，早期编钟的主要功能，是用来演奏旋律中的骨干音，起到加强节奏，烘托气氛的作用。这就是《国语•周语》中所说的：“钟不过以动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演奏旋律的主体乐器，是琴瑟笙管类丝竹乐器。
▲演奏场景
周承商制，但正如文献所载，周钟不用商音。这一方面反映了周人对商的敌视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周人对其乐钟仍无追求旋律的强烈意识。五声缺商，其音乐表现力无疑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周初人们对青铜乐钟的旋律性能的追求，比商人还要淡漠。
晋侯稣编钟尽管已发展到16件成套、8件成组的庞大规模，其仍是克守不用商音这一准则的最好典范。它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晋侯稣对周王室的恭谨态度，与编钟铭文中记载的晋侯稣为周王出征夙夷、冲锋陷阵的忠心相吻合。即便是西周中晚期的柞钟，规模同为8件为一套，音域扩展至三个半八度，其于五声中仍只用宫、角、徵、羽四声。直至西周末期的山西闻喜上郭村210号墓的编钟才打破了不用商音的的情形，其增设了正、侧鼓音分别为商－变徵的第4、第7二钟，全套钟在两个八度上构成了规范的、带变徵音的六声音阶，商声得到了肯定和巩固。最后还应该指出，晋侯稣编钟的音域自小字组的a至小字四组的c，从低到高跨越三个八度又一个小三度，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暂不说这套编钟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研究上的重大意义，即便从中国乐律学史上来说，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由于时间的关系，对于编钟的基础知识我们只能介绍到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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