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辽五京：勾勒属于辽代的时代剪影！

赵多多博物馆丨看展览

滥觞于20世纪初的辽代考古发掘与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迎来了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与日趋深入的调查研究，自1990年开始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来，辽代相关遗迹六次当选。

内蒙古辽代耶律羽之墓（1992）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日台乡宝山辽贵族墓（1994）

内蒙古通辽吐尔基山辽墓（2003）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2011）

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2012）

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2014）

©行走的海风

对于文献记载存留甚少且讹误甚多的辽代历史而言，考古学的发掘与勘察就显得非常重要。

通过发掘与勘查都城和地方城市，我们可以窥见10世纪以来松漠草原地带城市的兴起及其建制。陵墓的调查发掘，则为了解辽代契丹族与汉人的丧葬制度和生活习俗提供了最可靠的原始材料。

墓葬中所见各种绘画遗存，更丰富了人们对于辽代美术乃至社会生活的认识与研究。矿冶遗址、陶瓷窑址等的发掘，以及玉石器物、丝织品遗物的出土，更为辽代手工业技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维修或清理辽塔过程中出土的刻经、写经等遗物，也对研究辽代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行走的海风

在考古材料与相关文献相互佐证下，今天的我们正通过对城址、墓葬、手工业遗迹、塔基的发掘与研究，渐渐勾勒着属于辽代的时代剪影。

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城1080年展”，从五京备焉、四时捺钵、南北面官、华夷同风、塔寺巍巍五个单元入手，正是希望借助于17家文博单位收藏的270件（套）文物，将已发掘和勘查的辽代遗迹作为展览叙事的线索，从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向观众展现辽代的历史风貌和发生在其间的多民族碰撞、融合的故事。

▲琥珀水晶璎珞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辽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在政治制度、统治机构和行政设置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首都博物馆在此次展览的前三个单元中，首先紧紧抓住了契丹王朝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独特性及其明显的二元化色彩：

“五京备焉”单元主要介绍了契丹人模仿汉制建立起来的五个行政首府和军事重镇；“四时捺钵”单元则强调了辽代独特的捺钵制度起源于契丹人惯常的游猎生活，捺钵制度实际上是以辽代皇帝为中心，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游幸活动和巡守制度，正是因为五京的建立和捺钵文化的长期存在，使得皇都与捺钵驻跸地共同成为了辽代的施政中心。

▲四季山水图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东陵

从上至下分别为：春、夏、冬壁画（摹本）

第三个单元“南北面官”，则进一步叙述了契丹在南下过程中，面对生活在其版图中的汉人时，汲取唐朝和渤海国的经验，开创性的施行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方式，在中央统治机构中，分别设置了南北面官两大职官系统，因俗而治。

▲四季山水图（摹本）

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东陵

不论是五京分置、四时捺钵，还是南北面官，这些辽吸取前代经验的开创性制度建设，都是辽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政治制度，不仅对辽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影响了后世的金、元、清三朝，正如傅乐焕先生所说：“其制亦不限于契丹一族，金元满清，亦自北起，生活习俗大同，捺钵遗迹，尚可考见。”

▲穹庐陶器辽上京塔子沟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辽代在制度建设方面有颇多创新之处，但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即皇帝制度却与汉文化保持一致，根本政治制度上的一致和趋同，使得双方在政治理想、社会价值、道德风尚等方面都表现出了相似性。

与此同时，夹在唐、宋两大文化高峰之间的辽代，在面对“强悍”的汉文化时，也主动或被动地包容和吸收了众多汉文化，而这些文化菁华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文化纽带。

不论是华夷同风还是塔寺巍巍单元，展览都力图在文化独特性之外，进一步探寻蕴含在这一时期物质与精神信仰等方面的文化趋同性。展览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对文化融合种种“迹象”的叙述没有局限于某个单元，而是散落在展览的各个叙事环节中。

▲“万岁台”金花银砚盒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褐釉皮囊式瓷鸡冠壶、白釉皮囊式瓷鸡冠壶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辽代契丹贵族普遍实行厚葬，早期墓葬中常出现成套的马具、金银器、陶瓷器，中晚期墓葬中金银器、马具数量减少，三彩和单色釉的数量明显增加。

但不管随葬品的种类如何变化，我们从出土的各时期金银器中，确乎能够清晰的看到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印记。

▲镶玉银鞓蹀躞带、鞧带

通辽市奈曼旗青龙镇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辽代金银器是北方草原地区民族文物的一支奇葩，这一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用途上分为饮食器、装饰品、鞍马具、殡葬器、宗教用具和日杂器等种类。

其中鞍马具、殡葬器具有明显的北方草原民族特色，是辽代金银器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鎏金錾花鋬耳银杯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但纵观辽代的金银器，从器形、纹饰到制作工艺，均有许多酷似唐代金银器的艺术特征，我们在唐代同类器形中都可以找到范本。

契丹建辽时，唐虽已处于统治末期，但积淀深厚的唐文化余韵仍以强大的穿透力传入北方草原地区，被契丹奉为经典，大加推行。

不仅如此，辽承唐制，辽代早、中期金银器对唐的效仿是全方位的，不仅沿袭晚唐作风继续发展，而且还挖掘和继承了唐前期的模式，并不自觉地简化、抽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双狮纹金花银盒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双鱼纹金花银盖碗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我们能在展览的各个单元中看到这些打着唐代金银器艺术风格烙印的辽代金银器，还能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同期举办的“大唐风华”展览上，“直视”唐与辽在金银器上的关联与文化上的趋同性。（相关阅读：高清展品图集，带你尽览「大唐风华」）

两大博物馆在展览安排上的“设计”也好，“巧合”也罢，这种不同展览带来的叙事连贯性不仅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展览，更展现了一座城市中“博物馆集群”的优势，资源的集聚也利于更大程度上发挥和彰显博物馆的功能与价值。

▲银鎏金冠（局部）

凌源市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凌源市博物馆藏

▲凤形鎏金银钗征集

赤峰市博物馆藏

澶渊之盟后，辽宋约和近120年，彼此间的和睦共存与频繁往来，使得各自的文化难以长久的保持畛域分明，更何况辽代统治者中也不乏欣赏和推广汉文化者，所以在辽代后期的金银器中，宋文化的影响已经在悄然之中占据主导地位。

有辽一代，汉文化几乎渗透在了契丹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展览中金银器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唐、宋之风，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客观反映。除此之外，辽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为此，展览特意在最后一个单元“塔寺巍巍”中，展现了佛教在辽代的发展。

▲“十方佛”贴金彩绘柏木法舍利塔

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出土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这一时期，佛教在北方草原上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超越以往，成为整个统治阶层和民众普遍信仰的宗教，伴随佛教思想的推广，高大的寺院、佛塔建筑星罗棋布的出现在帝国的都会州县，这些可供膜拜的对象，进一步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波斯玻璃瓶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银菩提树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其所建佛寺也多与唐代以来中原地区的佛寺在结构布局、艺术风格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唯独佛塔在结构形态、建筑技艺、艺术风格等方面独具一格，成为中国佛教建筑历史中一次里程碑式的创新。

鉴于此，展览主要围绕代表性的辽塔出土物展开，而佛寺只是通过展览中配套的多媒体进行了展示。这也启示我们，多媒体在展览中绝不应该只是无关紧要的介入，而是应该在客观上成为展览的辅助或外延手段。

▲银鎏金女、男面具

凌源市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凌源市博物馆藏

从耶律阿保机建辽起，到此后的200多年时间里，辽不仅结合本民族特点，总结经验完成了很多制度创新，还在与汉文化的不断融合中，逐渐由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奴隶制国家发展为以儒家传统文化、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封建制国家。

▲三足乌纹金牌饰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月宫伐桂纹银牌饰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与同时期的北宋政权在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方式、思想文化观念以及礼仪风俗等方面的交融，使得辽代的文明程度大步提高，却也在统治者过度强调崇儒、崇佛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渐渐淡化了契丹族固有的尚武、善骑射的民族传统，终为女真所灭。

但它为此后金元的制度建设以及金中都、元大都的建制和当前城市行政格局的设计都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近千年来基本连续地定都北京做好了历史传统与心理认同的准备与建设。

首都博物馆作为一个立足北京的城市博物馆，近年来以城市为中心，举办了多场精彩的展览，诸如2015年与首尔历史博物馆合作的“水路城市，首尔:清溪川的变迁”展，通过首尔城市河道清溪川的变迁，向观众展示了首尔600年的历史与城市建设；2015年年底的“读城——追寻历史上的北京城池”系列展，更是以城市、以北京为切入点，锁定青少年为展览目标人群的一次成功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