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7年，汉明帝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一个满身金光的神在天上飞来飞去，于是想知道这是什么神，大臣们告诉他，印度有一个神叫佛陀，会飞来飞去之功。

明帝便派人看个究竟，于是遣派中郎将蔡愔、秦景等18人前往西方求经。西行3年后，一行人在大月氏国得到佛像和经书 ，用白马驮回了洛阳。

明帝在洛阳建立白马寺供奉佛像佛经，于是佛教开始在大汉盛行。

中国人和佛陀相遇

汉明帝的使者接触到佛教的地方是在“大月氏国”。那么，大月氏国在什么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我们把目光一直向西、向西，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喀布尔河和兴都库什山脉，就在这河谷与山地之间，古代称作犍陀罗的地方，中国人和佛陀相遇。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公元前176年，西汉文帝收到匈奴冒顿单于的一封信。

信中说，大月氏人的王被匈奴冒顿所杀，西域二十六国皆为匈奴吞并，草原上许多民族被并为一家。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月氏人开始了向西方的大迁徙。这是一种屈辱的迁徙，月氏王的首级被匈奴人斩获，并将其头盖骨制成了饮酒器。

于是月氏人“余种分散，西逾葱岭”，一路上月氏人洗劫了乌孙人，杀死了乌孙王难兜靡，击败了在伊犁河、楚河游牧的塞人。

犍陀罗盆地（图片来自地球知识局）

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西迁的大月氏人到达中亚，渡过阿姆河占领了大夏国故地——犍陀罗。

大月氏占领大夏之后，就分裂成5个割据政权，史称“大月氏五翕侯”，五侯之一的贵霜翕侯灭其余四侯，建立贵霜帝国。

汉朝是知道这个建立在高原上的政权的。汉朝和贵霜的关系时好时坏：

班超派向安息的使者甘英，曾经顺利地穿过整个贵霜国，大月氏人也大批地来到汉朝控制的疏勒（喀什）经商定居。

但当贵霜王向汉朝公主求婚时，却遭到了班超的严词拒绝，为此贵霜王调集7万大军越葱岭至疏勒攻打班超，但却被班超以少胜多击退，最后不得不向汉朝纳贡。

大月氏人信奉佛教，这是离中原最近的佛教政权，正好在中国的西方。所以，我们看到历朝历代的虔信之徒，都是要到西天去取经，在中国人的眼里，只有西方才有真经。

连接印度世界、伊朗世界、中国新疆的贵霜帝国（图片来自地球知识局）

斯坦因在新疆尼雅考察时发现一批晋代泰始年间的汉文文书，其中几件是当时的过所（通行证），描述了大月氏人的相貌穿着：大眼睛，有髭须，身穿布衣。

这或许可以让我们对大月氏人有一个粗略的印象。棉布起源于印度，在这几个大月氏人出现的时代，棉布还不是中原人着装的材料。

《梁书·西北诸戎传》里记载高昌种植一种长茧的草，国人取茧织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这就是中原人对于棉花的认识。

大月氏与产棉地印度相交界，来自大月氏的人身着布衣也是情理之中。而当时“布衣”也成为一种地域、族别和文化的标志，就像是中国人穿丝绸，罗马人穿毡、褐一样。

大月氏人是永不安分的旅行家，也是天下少有的语言天才。在中亚流行的各种语言，他们都可以翻译传递，他们穿行于亚洲与欧洲之间，不经意间成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传播者和润滑剂。

大月氏人的这种特性，可能决定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古代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斯特拉博(公元前64年至公元21年，曾游历过欧洲、西亚、中亚和北非，写下了巨作《地理学》）把大月氏人所处的犍陀罗地区称作是“国王的通道”、“印度的大门”。

犍陀罗地区是从印度前往中亚和新疆的交通枢纽（图片来自地球知识局）

确如其名“国王的通道”一样，这里是通往欧洲、印度、中亚、东方的一条大陆上的通道，也是北印度精神生活的中心（曾产生了古印度语言的第一套字母，诞生了最伟大的梵语语言学家帕尼尼)。

亚历山大大帝曾远征到这里，之后是大月氏人抢到了它，然后是安息人，再后来又归为波斯人。

东方的、西方的、印度的、多种文化，多人种在这里轮番留下他们的印迹，各种文化杂糅起来，造就了犍陀罗人种和文化的世界性。

亚历山大的种子

当亚历山大盛年猝死后，他无意中留在亚洲的希腊文明的种子，却在亚洲开花结果——这就是犍陀罗艺术，那是古代希腊艺术的直接移植。

随着亚历山大东征的工匠们在东方建立了诸多的希腊式城池——圆形的亚历山大城，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上，他们雕刻塑造希腊的神像。

犍陀罗地区的山上，有充足的页岩，为工匠们提供了最方便的雕刻材料。当佛教流传到犍陀罗地区后，佛便找到了最适合他显现于众信徒面前的方式：

希腊的造像艺术手法和佛教相结合，诞生了西方研究者所称的犍陀罗艺术。

“这种风格吸取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造型艺术的宝贵财富，它被佛教重新改变并且充满了印度文化精神”。

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经过在亚洲的淬火与重塑后，向西方回流产生了基督教古典艺术，成为后来西方文艺复兴的基点。

向东方，这种艺术影响了整个亚洲，特别是成为中国和日本艺术的基础，东方艺术文明的新时代从此开启。

健陀罗造像艺术

佛的第一行脚步，就是这样翻越葱岭，从高原下行到塔里木盆地，踏上中国的土地的。佛教来到了中国，或者说佛首先在帕米尔山下的疏勒、于阗安了家。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的考古学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尼雅遗址，发现了一块公元1世纪的棉布。

这块棉布上用扎染工艺印有一个半裸的女神形象，女神头上有圆形的背光，脖颈和手臂上带有璎珞，半侧的脸带着笑意，目光向斜下方注视。

有考古学家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菩萨的形象。如果这个判断正确，那么这块棉布便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有关佛教的证据，它表明佛已经来到了这里。

据中国史料记载，公元116年、东汉安帝元初三年，疏勒(今喀什)王安国将其舅父臣盘流放到大月氏贵霜帝国，臣盘在贵霜潜心佛学，与贵霜国王迦腻色迦过往甚密。

到了公元119年时，流放他的疏勒王死了，臣盘便乘机请迦腻色迦王派兵护送他回国夺取政权，自立为王。这一军事行动同时将佛教带了过来。

尼雅遗址发现的棉布

总之，佛大约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突破了高山的阻隔，在大月氏王迦腻色迦武力不曾征服的地方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是佛法无边。

宗教与文明的征服威力不仅强大而且持久，它带来的改变是彻底而深层次的。

《续汉书·五行志》说，东汉灵帝时兴起了一股以西域文化为美的风气，同样的情景也发生在佛教初到的于阗。

尼雅的考古资料证明，在公元3世纪左右，一向推崇汉文化的尼雅，突然被贵霜文化所替代，一度作为官方语言的汉语被废弃，而改用了佉卢文。

公元147年第一位佛教大师从中亚来到汉朝，带来了《佛说阿弥陀经》，这位大师是大月氏人。

公元150年，洛阳建立了第一个佛经翻译中心。

位于克孜尔石窟前的鸠摩罗什像。鸠摩罗什三藏法师（344-413），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首，后秦弘始三年（401）入长安，至十一年（409）与弟子译成《妙法莲华经》《佛说阿弥陀经》《中论》《百论》等龙树中观宗大乘学说的主要典籍。

当时的佛经并不是直接从梵语译来，而是从于阗语、安息语、吐火罗语等中亚各民族的语言转译而来。

当时翻译佛经的情景是，一个人手持经卷口诵，另一个人用笔记下来。而口诵经卷，多语言的转译常常使佛经的真意丧失，这才有了玄奘西去印度取经的动因。

到公元300年左右，中原已经有了1000多部翻译的佛经。

然而，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佛教遗迹和佛教壁画并不在中原，而是位于现在塔克拉玛干中心的喀拉墩古城。

这里有最古老的佛寺建筑样式，它们是经典的“回”字形，佛像在回形的中央，信徒们沿走廊旋转礼拜，回形的墙壁上绘满了壁画。

当这些如满月般的佛的面庞现于阳光下的时候，天地为之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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