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水域中国帆
福船成为当年最具远洋能力的木质帆船，中国历代重大海事活动几乎以福船为主体。它们是弘扬天朝国威的外交使船，抗击倭寇的主力战船，也是满载财富梦想的民间贸易船。它们的存在，奠定了到清代中期前中国在东南亚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在欧洲，中国帆船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把他们见到的中国帆船，称之为"Junco"，这种发音和闽南话中"船"的发音极为相似，而在那个时段，主宰亚洲水域的正是从漳州滨海出发的商船。以后"Junco" 又演变成荷兰语"Junk"法语"Jongue"和英语"Junk"，后来航行于台湾海峡的"戎克船"，也来源于此。它名称的演变，贯穿西方人东进亚洲水域的整个过程，也见证500年来海峡云烟。
美国人罗伯特oKoGo坦普尔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里说："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指出，中国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水手。历史上，差不多在2000年时间里，他们在造船和航海技术上一直在全世界遥遥领先，而其他国家都相形见绌。"
在海洋世界里，船的性能决定谁是海洋的主宰。西汉时，漳州有了最早的造船记载。宋代，漳州是福建四大造船基地之一，船是皇家贡品。绍兴年间，朝廷一次从漳州征用船只120艘。经过宋元宽松的海洋政策，到了明代，漳州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人们不再仅仅依靠季风洋流航行。船只的运输能力、航速和机动性的改善使大宗海洋贸易成为可能。
唐船驶入平户（长崎），图中唐船为福船船型。福船成为当年最具远洋能力的木质帆船，中国历代重大海事活动几乎以福船为主体。它们是弘扬天朝国威的外交使船，抗击倭寇的主力战船，也是满载财富梦想的民间贸易船。他们的存在，奠定了到清代中期前中国在东南亚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福船是对建造于福建、浙南、粤东一带闽文化区域的一种具有相同特征的海洋木帆船的统称。福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船首高昂，船尾高耸，船身狭长，以抗风浪强、善于冲犁著称。当年，在福建地面上造出的船只，大者二三千石，中者七八百、一千石，小者五六百石。郑和舰队中的大型宝船，应是采用福船为主要船型。俞大猷在广东抗倭时，就曾派人到漳州督造战船80余艘。
张燮在《东西洋考》里对月港商舶也有了清晰的记载："舟大者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十二丈，长约七八丈。造舶费用可千余金，每还往岁一修辑，亦不下五六百金。"这样的船只，载重动辄数千担，搭乘海商几百人，坚固程度超过一般战船。当年，明王朝册封流球的外交使船--封舟，便是采用漳州"过洋船式"。封舟主要建造地--福州闽县河口，长期驻有漳州工匠。万历四年（1576年）的琉球册封使团副使谢杰说"漳匠善制造，凡船之坚致，赖之；福匠善守成，凡船之格式，赖之"。漳州工匠与福州工匠通力合作，造出了中国最壮国威的舰船。
中国帆船
嘉靖十一年的琉球封使陈侃，在《使琉球录》中描述了由漳人驾驶的天朝封舟的夺人气势："长一十五丈、阔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为二十三舱；前后竖以五桅，大桅长七丈二尺、围六尺五寸，余者以次而短。"封舟器具包括：四副舵，一副使用，三副备用；橹三十六枝，逆风航行，依靠人力推进。四个大铁锚，每个重五十斤；八条大棕索，每条围一尺许，长一百丈；船上还携带两只划艇，不用时载行，登岸时使用；船舱中有水柜二十四格。全船以红布作帷幔，当封舟航行海上时，三千余面旗帜凌风招展，两架佛朗机炮和不计其数的刀枪弓剑令来犯者胆寒。陈侃乘坐的五桅封舟，规模超过了马可o波罗宋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时乘着的蒙古帝国的战舰。
当西方航海势力东来时，在东亚水域首先遭遇的应该就是这种类型海船，就像他们首先遇到的是闽南人一样。一系列组织化、制度化的创新凝聚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推动人们走向海洋。明代商船已经有严密的组织分工，这些海船船员配备，除舶主外，财副一名，专司钱财；总捍一名，分理船上事务；火长二名，一正一副，掌管船中更漏、航路；亚班、舵工，各一正一副；司舵，上墙桅；大僚、二僚各一人，掌管缭索；一砣、二砣各一人，司碇；一迁、二迁、三迁各一人，掌管桅索；杉板船一正一副，掌握杉板及头僚；押工一名，负责修理器械；择库一名，清理船舱；香公一名，专司祭祀；总铺一名，掌管伙食；另有水手数十名，他们必须齐心协办才能走完危险的旅程。在参与数十年的国家海洋行动后，漳州航海人的航海技术，已经站在了那个时代的顶峰。《渡海方程》、《顺风相送》、《指南正法》、《东西洋考》、《雪尔登地图》等一批明代针路簿、航海图相继问世。
《渡海方程》，这是一本已经失落的水路簿，但人们在同时代的董谷《碧里杂存》、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郑开阳的《郑开阳杂著》、郑舜臣的《日本一鉴》、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发现它的踪影。作者吴朴，诏安人，成书于嘉靖十六年（1573），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刊印的既有国内海运又有东西洋海运的航海针经。这本书对郑和下西洋和十五世纪以来流行于民间的航海资料进行了一次梳理，威尼斯人编撰的世界上第一部水路薄，也不过早它七十年。
《顺风相送》，这是一本失而复得航海针经（水路薄），1935年发现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一同被发现的还有《指南正法》。此书承继宋元之际尤其是明初以来的航海经验，资料来源于永乐年间大明舟师，但最终成书时间在十六世纪，崇祯十二年即1639年，由牛津大学校长劳德大主教赠送，推测是由前往明朝贸易的英国商船携回。编撰者应是一位吴姓漳州人。发现这本书的另一层意义是关于钓鱼岛，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关于钓鱼岛的史籍。《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内容如出一辙，以后被发现后以《两种海道针经》合集出版。
1644年的大员港（台南），港区浮着欧洲商船与福船，岸边站着欧洲人与汉人。此图为佚名荷兰画家作品，藏于荷兰菲士兰博物馆。《雪尔登地图》，另一本失而复得的明代针路图，于2008年发现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图中所有航线的出发地点，是漳州月港，现在人们称之为《明代东西洋航海图》。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由中国人绘制的采用西方制图理念的航海图。
在更早的时候，两部已经失落的航海著作《赴西洋水更》和《洋更》，曾经记录了下西洋船队的航海成果。作者王景弘，漳州府集贤里香寮人（现漳平），和郑和一样，是下西洋船队最高指挥官。
在同一个时段，同一个地点，连续出现航海资料，正是明代中晚期漳州海外贸易繁盛的印证。如果说郑和、王景弘的舰队曾经沿着闽人的航线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随波逐浪，那么接下来，在他们淡出海洋世界舞台后，他们的航海资料花落月港，随着一代又一代漳州航海家们远航，融入到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古老古图中，指引漳州民间商船的财富冒险。
人们娴熟地掌握天文导航、地文导航技术、中国沿海和东西洋航路上的山形水势、气象变化与潮汐规律，编成"针路"，引导人们去认识那些未知的世界。
明代漳州诗人郑怀魁在《海赋》中唱道："纪四极，定罗经，认畛域，占风云，辩土色，审道理之远近，分天地乎南北。""望夕晖之落云，知明发之多飗；聆水声之渐向，虑礁浅之可忧。夜观指南之针，日唱量更之筹……"公元前三世纪，从帝都长安出发的驼队走进碧野黄沙时，大约也是这种情怀吧！
转自：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