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的远航

15世纪是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的海洋世纪，东西方海上交通发展迅速，先后出现了三大航海活动，这就是:公元1405—1433年我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的远航，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公元1498年达·伽马开辟了东方新航路。在时间上，郑和的远航几乎要比西方的同行早将近一个世纪，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太监郑和奉明廷之命率领船队七次出使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七次航海过程中，郑和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沿着江、浙、闽、粤的海岸南下再西行，访问了亚非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甚至到达了非洲东岸。正如英国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所写的那样：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从波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

1405年7月11日，这是中华民族值得纪念的日子。集结在万里长江出口刘家港的一支庞大船队，在明朝钦差正使太监郑和的统率下扬帆起航，从浏河口进入长江口，然后浩浩荡荡驶入大海。郑和之第一次下洋，首至占城（今越南中南部），自旧港过满剌加（今马六甲），向西到苏门答腊。郑和时代所谓的“东洋”、“西洋”的交汇处即在此一带，是联系亚、非、欧、大洋洲之间的海上航线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介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是这一地带的重要咽喉。该海峡西北稍宽，东南部较窄，包括新加坡海峡在内，全长约1000公里，最窄处37公里，能通航20万吨级巨舶。海峡内风平浪静，海流缓慢，潮差较小，不但极适合古代木帆船安全航行，即使今天的大远洋轮船，凡航行于太平洋西岸与南亚、西亚、非洲、欧洲各国，都乐意走此捷径。若绕印尼望加锡海峡而行，则要增加航程达2000公里，延长了航期，增加了航行成本。郑和的舰队继续航行进入印度洋（“西洋”），经翠兰屿、锡兰山，继向西北，到小葛兰、柯枝、古里方才返航。这次航海的船队以大宗宝船为核心，只是遣小宗船队访问周边地区。1407年六七月间船队回国时，带来了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小葛兰、古里等国的贡使。

第二次下洋是1407年年底起航，航路与第一次基本相同，船队带去皇帝的诏谕和赏赐，带回了珍宝异石、珍禽异兽无数。值得一提的是，船队在返程其间访问了暹罗（今泰国），并将渤泥（今文莱）国国王带回了中国。

第三次下洋的情况，比前两次更加急迫。诏书下达的时候，郑和仍然在海上航行。按季风情况，其应当于1409年6月返国。然而当年9月，郑和再次挂帆远航。这次下洋的规模十分宏大，虽然航路变化不大，船队却在沿途访问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此时，明帝国的船队也开始肃清海道的行动，“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第四次下洋的使命，包括出访印度洋以西的海外国家。1413年底季风一到，郑和的大宗宝船沿旧航路到古里后，渡过了阿拉伯海，停靠波斯湾口。而小宗船队则已自苏门答剌出航，然后一直向西横渡了印度洋海域，期间访问了马尔代夫群岛和东非海岸的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向北则再次过阿拉伯海，抵达阿丹、剌撒、祖法儿，自阿丹再分宗进入红海，访问天方国、默伽等国。

第五次下洋航路不同，先历西洋诸国，返航途中历经了占城、满剌加、爪哇、旧港、苏门答剌、锡兰山、古里、柯枝、溜山、忽鲁谟斯、阿丹、木骨都束、麻林等20多国；再通东南诸蕃，访问渤泥、苏禄、吕宋等国。其中，苏禄（今菲律宾南部）国王巴都葛叭答剌率340余人的庞大使团来华朝贡，并最终永远留在了这里。永乐皇帝为示恩抚，特意为他在山东德州建造了奢华的陵墓。

第六次下洋在1421年。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剌（今孟加拉）。但史载“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第二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即回国。

第七次下洋，则是八年以后的事情了。永乐皇帝故去，仁宗朱高炽登基以后，立即诏令停止下西洋活动。在1422至1430年间，郑和及下洋的将士共同守备南京。一直到宣宗即位，由于追忆当年永乐帝时期“万方玉帛风云会，一统山河日月明”的景况，才再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这次航程基本上与第三、四次相同，历时有三年之久。行前有一插曲：郑和在江苏太仓、福建长乐、湄洲岛等地大祭天妃宫，并树碑立传。此举不仅是为祈祷平安，更是对过往航海活动的纪念和追思。

近30年间，这种极为壮观的远航，充分证明了郑和的明朝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达到了古代航海史上的巅峰。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每次航行所需的人员和装备数量不一，但大体维持在人数2万以上，舰船100～200艘。以第一次下西洋的舰队为例，共有各型舰船208艘，其中有大型宝船62艘。船队共有官兵27800余人，其中大多是从直隶和南京的卫所抽调而来。对于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美国海洋历史学家路易斯·瓦塞斯在《中国称雄海洋的时代》一书中给予了如下评价:“郑和七次远航印度洋的帝国舰队是世界海洋历史上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直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无畏舰队在海上出现之前，没有任何舰队可以与之相匹敌。从官兵数量和组成、舰船种类、武器装备性能等方面的研究发现，这支舰队完全是按照海上巡航和作战需求精心编组的，堪称是一支实力雄厚、装备精良的海上劲旅。”

傲人的技术

支撑着这支前所未有的强大船队的是明朝当时傲人的造船和航海技术。远航中的郑和船队舰船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档次。一是大型舰船，主要是大、中号宝船，有桅帆，排水量接近或超过万吨。二是中型舰船，主要是二千料、一千五百料海船，有桅帆，船头两边有对用来划水的大橹，船长十五至二十丈，即五十至七十米，排水量接近或超过千吨。三是小型舰船，主要是八橹桨帆船等，一般采用三桅三帆三橹，有风使帆，无风操橹，船长七至十丈，即二十至三十米，排水量达到一二百吨。相比之下，日后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舰队只有4艘3桅帆船，其中最大的一艘载重量才120吨，全船队人员也只有170人，平均每船只有约42人。郑和船队的吨位要比他的大90倍，人员要比他的多150倍。至于哥伦布的舰队，出航时只有88人，分乘3只帆船，其中最大的一艘“圣玛利亚”号载重量也只有250吨。有人曾戏谑地说，如果时间、空间能互通，使哥伦布的舰队与郑和船队相遇的话，那么这位鼎鼎大名的航海家（指哥伦布）定会异常震惊，自感无法比拟。

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主要被记录在《郑和航海图》中。这是一本反映明初航海技术的“百科全书”。它不但是我国历史上流传至今的最早的远洋航海用图，而且比世界上第一部航海图集早100多年。我国北宋虽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南宋有《诸蕃图》，元末又有《海道指南图》，但都还只是原始类型的近海航海图，尚未涉及远洋海上航路，而《郑和航海图》既有近海又有远洋，比以往海图有了很大改进和发展，具有海域广、航线长的特点。其范围起自我国长江下游的东海之滨，航线遍及广大的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亚非海岸。图中绘记了530多个地名，大大超过了元人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所记的地名。与此同时，郑和船队在远海及大洋航行时由于远离海岸，无法对景定位；除根据航向船速计算航程来定位外，主要采用天文导航，开始使用“牵星板”测天体高度，以星体为航行中定向兼定位的目标。在航行印度洋的过程中，还利用四幅“过洋牵星”图以观察天体的高度变化，进行导航。这体现出郑和远航在天文观察技术上，比宋元时又有了新的突破。为保证对整个船队进行有效及时的指挥和调度，郑和还建立了完善的通信联络体系，船上配有交通艇、旗帜、音响信号等装备。船队“昼行认旗帜，夜行认灯笼，务在前后相继，左右相挽，不致疏虞”。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雨天，配以铜锣联络。

在军事上，郑和船队配备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在宋代之前是冷兵器时代，从北宋开始到清代中叶，是冷兵器和热兵器并存的时代。明初，火器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种类多，质量也不断提高，使冷热兵器在军事装备中的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郑和船队装备了先进的大型火炮与可灵活操作的小型火炮。喷筒是另一种颇有特色的兵器，用于攻守城寨和水战，火焰可远达数十丈。除此之外，郑和的船队军械库里还有火箭、火炮、烟罐、灰罐、弩箭、药弩、火砖、钩镰、过船钉枪、标枪等武器。尤其是使用了新兵器“赛星飞”，这是世界兵器史关于水雷雏形的最早记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每次航行长达两到三年，人数多达两万七八千人，如此庞大的队伍却不曾面对哥伦布、麦哲伦船队曾遭遇的坏血症的威胁。这是因为郑和的船队专门配备了用于装载粮食和副食品，保证舰队远航期间的供给的粮船和水船。如按27000人两年的口粮计算，共需粮食30万石（每石60千克），每艘粮船载2万石，船队至少需要15艘粮船。同样，以人均每天正常所需2～3千克淡水计算，舰队至少要配备20～30艘水船。在远洋舰队中配置专用的运水船，是郑和船队以及明代造船业一项了不起的创举。

郑和船队出海之后，除了库存食物，水产类可就地捕钓，并在船舱中以活水养殖；家禽类可在船上畜养；蔬菜亦可在船上栽种。早在14世纪上半叶，北非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描写了当时往来印度洋的中国船只，其船员常在木盆中栽种蔬菜、生姜，以供日常食用。由于中国人传统的饮食习惯，蔬菜水果在郑和船队的食谱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依类别归纳有两大类：一类是瓜类（冬瓜、黄瓜、菜瓜、小瓜、葫芦）、茄子、萝卜、胡萝卜等，这些都是耐存放的菜蔬，是带上船的主要蔬菜；另一类为葱、姜、蒜、胡姜、韭、薤等辛香菜类，是用于调味或烹调用的佐料。各式各样的蔬果提供了丰富的维生素C，预防了灾难性的坏血病的暴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世纪之后的1519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率领远洋船队从欧洲向太平洋进发。由于长途航行没蔬菜吃导致的维生素缺乏，三个月后，有的船员牙床破了，有的船员流鼻血，有的船员浑身无力，待船只抵岸，原来的200多人，活下来的只有35人。

当然，郑和船队船上的产量毕竟有限，大量的新鲜蔬果、肉类及饮用水，势必待上岸时补给，尤其是不可或缺的淡水。正如巩珍在《西洋番国志》的自序中所述:“缺其食饮，则劳困弗胜。况海水卤咸，不可入口，皆于附近川泽及滨海港汊，汲取淡水。水船载运，积贮仓，以备用度，斯乃至急之务，不可暂弛。”

朝贡贸易的巅峰

这样一支强大的船队，如果真的以战为业，在海外征战，那么，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区，还会有一片净土吗？然而，郑和在近三十年中七下西洋，所进行的军事行动仅有区区三次。

第一次下西洋时，正逢广东逃犯陈祖义亡命海外，他占据通往西洋诸国海上交通要道的旧港，充当海盗，劫夺商旅，劫持来华贡使。1406年，郑和船队进驻旧港海口，陈祖义表面上愿受招安，“而潜谋发兵邀劫”。在旧港海面一场大海战中，郑和舟师一举歼灭陈部5000余人，生擒陈祖义等3人，押回国内。陈祖义部被歼，三佛齐（旧港）一带平定，明朝在旧港故地设立旧港宣慰使司，填补了当地的权力真空，旧港遂成为郑和设置在海外的一个大型补给站，为庞大的船队提供后勤支援。

在第三次西洋之行的归国途中，郑和使团在锡兰山国（今斯里兰卡）遇到麻烦，在被迫进行的自卫作战中奇兵破敌，全身而退。史书中对这次行动有详细记载：“（郑）和等初使诸番，至锡兰山，（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侮慢不敬，欲害和，和觉而去。亚烈苦奈儿又不辑睦邻国，屡邀劫其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及和归，复经锡兰山，遂诱和至国中，令其子纳颜索金银宝物，不与，潜发番兵五万余劫和舟，而伐木拒险，绝和归路，使不得相援。和等觉之，即拥众回船，路已阻绝。和语其下曰：‘贼大众既出，国中必虚，且谓我客军孤怯，不能有为，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乃潜令人由他道至船，俾官军尽死力拒之，而躬率所领兵二千余，由间道急攻王城，破之，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头目。番军复围城，交战数合，和大败之，遂以归。”“群臣请诛之，上悯其愚无知，命释之，给与衣食，命礼部议择其属之贤者立为王，以承国祀。”

第四次出使西洋回国途中，郑和在苏门答剌国（今属印度尼西亚）不慎牵连进该国内争，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被迫应战。史载，“（郑）和奉使至苏门答剌，赐其王宰奴里阿必丁彩币等物。苏幹剌乃前伪王弟，方谋弑宰奴里阿必丁以夺其位，且怒使臣赐不及己，领兵数万邀杀（明朝）官军。（郑）和率众及其国兵与战，苏幹剌败走，（明军）追至喃渤利国，并其妻子俘以归”，明成祖“遂命刑部按法诛之”。

除此之外，这支“无敌舰队”的主旋律是“和平之旅”。郑和船队每到一国，必先传达明朝皇帝的安抚诏书，进行册封，开展贸易往来等友好活动。这些活动冰释了当地统治者和人民的疑虑，赢得了他们对中国的向往与信任。一如2001年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评价的那样：“郑和为了寻求贸易和资讯而进行的海上航行，与后来以征服为目的的欧洲帝国航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是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推动，永乐年间出现了“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的盛况。如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回返时，遣使随行来朝贡方物的就有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国；永乐二十年（1422年）六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返航时，亦有暹罗、苏门答剌、阿丹等国遣使随行来贡方物；翌年九月，又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16国遣使至京朝贡方物。东南亚使臣入明朝贡的次数很多，规模也很大。如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满剌加国王率使团540人来华朝贡；永乐二十年（1424年），以南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东南亚国家为首的16国遣使1200人至京朝贡方物，以致“诸番使臣充斥于廷”。仅从永乐到宣德的30年间，东南亚国家使臣来华达万余人之多。据统计，自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有贡使来华，到朱元璋去世的31年间，共有使节来华183次。自永乐元年（1403年）至明成祖去世的21年间，共有使节来华318次。洪武朝平均每年6次，而永乐朝平均每年达15次之多。永乐一朝，有46个国家和地区由海路前来朝贡，共计239次，其中渤泥、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四国的11位国王来过中国。这样的旷世盛景，在中外关系史中，也是史无前例的，足见明朝的朝贡贸易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

另一方面，西洋诸国对明朝出产的陶瓷、丝绸、钱币等都极喜爱，郑和利用下西洋之官船，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郑和官船又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紧缺的香料、染料、宝石、象牙和珍禽异兽等。事实上，郑和下西洋所购买的物品，除了少数的奢侈品和奇珍异宝之外，大多是中国市场所需的香料。明宫用香的名目与数量甚至超过前代，为了方便对香料日常用度的管理，当局在宫中专门设了司香的职位，其官至正七品或正八品，专门负责皇宫祭祀、皇亲贵族出行时的用香。古代天然香料资源有限，有些甚至非常名贵，而郑和船队所到达的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东非诸国恰恰均是香料产地，如印尼马鲁古群岛即称“香料群岛”，索马里素以“香料之角”著称，西亚、红海、波斯湾一带则是古代闻名于世的盛产香料之地，有的更是某一种香料的特产地。故而史书上记载：“西洋交易，多用广货易回胡椒等物，其贵细者往往满舶，若暹罗产苏木、地闷产檀香，其余香货各国皆有之。”

节选自《丝路小史（海丝卷）：被世界改变，也改变着世界》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