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公认为房价飙升直接推手 土地财政真的那么容易告别吗

中房报记者 李栋 北京报道

2016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超过3.7万亿元，虽未再次超过4万亿元，但已是历史第三高位，仅次于2013年和2014年。

从1999年至2016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已突破31万亿元。

土地财政被公认为房价飙升的直接推手。每到全国两会时间，地价、地王、土地财政都是会上会下的热门话题，不管是代表委员，还是房地产商，还是买房大众，都在呼吁解决高地价高房价问题，让人困惑和尴尬的是，年年提，年年盼，年年涨，何时是个了。

有民调显示，达73%专家认为在房价问题上民众对城市政府的信任“减少了”。人们认为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财政，房价是越调越上去，民众利益由此受损。

民间建言：

要摒弃“土地财政”

2月24日，一位名为孙金栋的作者在网络上发出《必须摒弃“土地财政”》的建言：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是老百姓基本生活保障。但是，如今高房价使子女们买不起房、结不起婚。根子是要摒弃“土地财政”，高房价缘于高地价。房地产开发商高地价转嫁，追求暴利开发，依赖银行贷款。政府有责任保住“子孙田”，合理确定地价，监督房地产商“良心开发”，还利于民。

委员代表说：

厉以宁：不能老靠卖地搞建设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土地财政已走到尽头了，下一步要靠公共投资基金来解决城镇化中公用事业所需资金。

城镇化正在加速中，但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在城镇化中，地方政府通过高价出让土地使用权来维持财政支出的做法已产生出许多弊端。“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了，不能老靠卖地来建设。”在切断土地财政这条财政来源后，资本市场可以起作用。建议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公共投资基金方式。“公共投资基金建立以后，有些金融机构投资者组成了，然后发债券，让民间来集资，将来资本市场可以帮助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来解决公用事业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

辜胜阻：房地产基础性制度重在土地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房地产基础性制度最重要的是土地供给。”在2月27日召开的民建中央2017年两会提案新闻通气会上辜胜阻表示。“‘面包’贵是因为‘面粉’太贵，房价高是因为地价太高，所以土地供给制度是第一位。”以2016年的房价“洼地”重庆为例，“重庆拥有强大的房地产供给和土地供给能力。”

另外，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住房供应体系也很重要。“应该既有保障房，又有商品房，商品房要有低档、中档、高档，特别是要建立租房市场，目前租房市场是短板。”投融资制度、与房地产有关的财税制度等等，也是房地产基础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贾康：用房地产税替代卖地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房地产税和资源税今后将成为地方财政的两大税收支柱，并以此来缓解地方财政对卖地收益的依赖。这两大税收将分担地方靠出卖土地换来的GDP增长，遏制靠卖地换取GDP增长的畸形方式。

李宇嘉：土地财政本身没问题关键是资金使用

(深圳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土地财政在历史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它构成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使得地方政府可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招商引资。而西方国家有着相对健全的金融市场，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征收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取得财政收入。

土地财政发展到现在，形成了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城市“摊大饼”式扩张，也积累了债务风险，最终使得经济转型变得更加困难。

我认为土地财政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资金使用上。土地财政获得的资金应该用于公共服务、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支出等，但过去政府却投资建设了大量形象工程，用于提振GDP。

叶剑平：城市扩张和经济转型无法再依赖土地财政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主任）

我国的所有制制度是公有制，决定土地出让权在政府手中。但我国实行的又是市场经济，住房价格经过传导导致土地出让价格攀升。因此房价的高低本质上仍然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有了土地财政，政府就有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扩张。

但问题是，城市扩张到一定程度后，无法再继续扩张，同时我国的经济转型迫在眉睫，也就不能再依赖土地财政。

财政收入构成应该实现由土地财政向企业所得税转变。实现途径只有一种，就是将经济增长靠政府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企业投资为主，扶持实体经济，发展产业。目前，我尚未看到这种转变的开启。这种转变需要前提，就是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状况已经非常完善。

当事者说：

厦门市规划局前局长赵燕菁：放弃土地财政容易选择，但找到替代绝非易事

没有“土地财政”，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不会出现，但同样，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伟大成就背后的真正秘密，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可以说，没有这一伟大的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一句空话。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都在模仿、追赶，鲜有能真正称得上“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而“土地财政”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其经济学意义，远比大多数人的理解来得深刻、复杂。

“土地财政”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城市化提供了动力，也为城市化积累了风险。放弃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但找到替代却绝非易事。没有十全十美的模式。“税收财政”演进了数百年，导致了世界大战、大萧条、次贷危机、主权债务等无数危机，其破坏性远大于土地财政，但西方国家并没有轻言放弃。它之所以仍然被顽强地坚持、探索，盖因其积累模式的内在逻辑使然。

从更长远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我们今天所担心的问题，很可能会随着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完成而自动消失。深圳是中国城市化最快的城市之一，税收占到政府收入的93%以上，来自土地的收益已经微不足道。但深圳经济并没有因为无地可卖而“不可持续”——由于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深圳“土地财政”已经悄然退出。深圳的实践表明，我们可能根本无需为不治自愈的“病”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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