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商人中的知识分子”寿柏年
“隐退三年”的寿柏年还是离场了。
1月28日晚间，绿城中国发布公告称，寿柏年出售手中所持绿城全部股份，股比合计8.06%，每股售价12.08港元。买方为香港中资基金。以12.08亿元股价计算，寿柏年由此获取收益约21.09亿港元。此外，他已提交辞呈，辞去执行董事等职务。
自1998年进入绿城，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寿柏年殚精竭虑，不负重托，几次将绿城从危险边缘拉回，从2006年主导绿城上市路演，到2009年化解资金链险情、2011年应对“调查门”、2012年断臂求生，几经沉浮，始终坚守。
“老爷子（寿柏年）很累了，却在每一个关键点都对兄弟做出了义无反顾的支持。真是义薄云天的男人。他受过的委屈，无人能及，他受的尊重，远不如聚光灯下的人。”2014年融绿之争时，蓝城一位高管流出的一封信件中称。
面对关于寿柏年离开的多个问题，绿城集团创始人、蓝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平淡地回复了这样一句话，“寿总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给绿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于这个老同学、曾经惺惺相惜的合作伙伴，“宋卫平背后的男人”，再到如今各奔前程，此情此景下的宋卫平纵有千言万语，想来也会一时之间语凝，都化为了默默的祝福。
寿柏年对于宋卫平是敬佩的。他曾不止一次公开地表示，“直到加入绿城，我才对他有了发自心底的佩服。没有宋，就没有绿城。我是自觉、自愿地当他的助手。”
两个人搭档前还有个小小的插曲，寿柏年与周庆治、宋卫平都是同学，已创办了南都的周也要力邀他过去，最终他选择了宋卫平。
这也是共同的兴趣与理想使然。
“造房子不只是为了企业赢利，最终目的，还是要搭建一个回报社会的平台。我深深认同这个观念。因为，我们受到的人文主义的教育是一样的，我们都认为，做人也好，做企业也好，都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一份道义上的担当。”寿柏年说，而这也恰恰是宋卫平一直所追求的。
但房地产市场不是平静的，它犹如变幻莫测的大海，时时隐没着危机，身处其中，理想与商业有时难以共存，有时需要有人去保护它。
在绿城，寿柏年是那个与市场进行博击的人，在几个关键事件中，都体现出了他的有效行动力。
比如绿城上市。2006年6月，寿柏年这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资本市场的人，开始去做“路演”，去说服投资人接纳绿城。但就此时，他们的承销商摩根大通说市场不好，劝他们暂缓上市。摩根大通说，如果我们一定要上，股票“只能贱卖”。这是大事，他请宋卫平来定夺。宋卫平说，你先去，到最后再定。这一路，走了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去见了各方投资人，推销绿城。那两个星期，他几乎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在飞机上睡。
7月，“绿城中国”以7.5倍的市盈率，正式挂牌上市。
比如，应对资金问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宏观调控加强。绿城的负债率很高，和其他企业的合作规模也扩大了。2009年初要做年报时，财务总监发现，他们可能触犯了条款。如果25%的债券投资人联合起来，就可以要求提前归还4亿美金的债券。即使没有25%的债权人主张权利，但如果没有解决的方案，会计师也会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保留意见，在资本市场，这就相当于信誉破产。最后，他们找了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和中海信托，以阶段性转让绿城·杭州蓝色钱江股权的办法，达成了一个20亿元的筹资方案。随后，与九龙仓谈成了以上海新江湾项目股权置换其在蓝色钱江的股权。
“其间几经周转，障碍重重，真的很难。但是到最后一刻，还是解决了。等到媒体开始报道时候，我已经不担心了。”寿柏年表示，后来资本市场对我们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我们是守信用的公司。
再比如，解决2011年9月绿城经历的所谓“调查门”事件。当时，面对国际国内市场的质疑，寿柏年带领团队和路透社交涉，去和证监会做解释，几经释疑，事态算是平息了。
2011年下半年起，受宏观调控和资金压力的重创，绿城经历了被宋卫平称作“卖儿卖女的逃荒年代”。对寿柏年来说，那两年，过得惊心动魄。永远要提前备好多个资金筹集方案，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谋划。一个方案不行，另一个接着上。明天贷款要到期了，今天还在筹资。几乎所有的资源、可以设想的办法，都动用了、设想了。他对自己说：我不能试错。他也对其他人说：资金方面的困难，能够在我这个层面解决的，就让我来解决，尽量少给宋董添麻烦。
面对这些，寿柏年在接受《HOME绿城》的采访时说，“钱、还钱、资金调度，很累。可是把工作做好，是应该的。另外，我的心态比较好。我不像宋董，他是完美主义者，我很赞赏这种境界，但是我达不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事无完美。这大概与我做过8年的农民有关。农民的生活态度是，有耕耘，就一定会有收获。但是，耕田要看天吃饭，遇到自然灾害，也只有忍了。”
在绿城的多次危机中，他都展现出了他的敦厚有力与浩荡之气。而他的面相，也是杭州人所说的“大面堂堂”，有山河浩荡之气。为人很和气，伸过来的手，温厚有力。
也许是父辈的影响，也许是知识分子的使然，除了在工作上始终任劳任怨，他在商业里也始终保持着一份初心。他也认为应该如此。
他说，“知识分子不应该由职业来界定，而是以他的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来判定。谁说商人里面没有知识分子？”“我年纪大了，锐气少了，但是，担当还是有的。个人要有个人的担当，企业要有企业的担当，社会才能渐进。”
他还说，“还是要相信，社会需要普世价值。比如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