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当选副总理5天后，刘鹤与美财长通话说这件大事
新华社消息， 3月24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财办主任、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姆努钦向中方通报了美方公布301调查报告最新情况。
刘鹤表示，美方近日公布301调查报告，违背国际贸易规则，不利于中方利益，不利于美方利益，不利于全球利益。中方已经做好准备，有实力捍卫国家利益，希望双方保持理性，共同努力，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双方同意继续就此保持沟通。
这是3月19日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官方首次公开的经济活动，主管经济金融、外贸工作，刘鹤从幕后智囊走上了改革前线。
在这之前，刘鹤作为中国经济的智囊人物，已经为国家经济献策献计三十余年。
刘鹤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个子高挑，一头银发，学者范十足，今年66岁的刘鹤，如同金庸小说中的“扫地僧”一般，看似低调但身怀“盖世武功”。
他进入 46 31836 46 14940 0 0 3279 0 0:00:09 0:00:04 0:00:05 3278众的视野，来自2013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2013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介绍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对于刘鹤其人，此前在国际媒体和经济金融界就有诸多评价：“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操盘手”……外媒甚至称刘鹤为“中国的萨默斯（美国白宫原首席经济顾问）”，以强调刘鹤在中国经济决策中的不可替代性。
对于来自媒体的高度定位，刘鹤并不认同，他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读，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相当有限。
中国房地产报记者发现，早在1994年，他就提出“城市化不是简单地建造工程，城镇化理想的发展状态是城市网（大都市圈）的建设”。这一思想与近两年来国家发改委及住建部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构建大都市圈政策不谋而合。
早在2009年，他提出“金融监管要“长牙齿”，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他的这一思想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防控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一致。
从1987年进入国家计委算起，三十余年刘鹤一直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拥护者与预见者。他发表的诸多论文都极具预见性地提出和分析了热点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城市化、金融监管，他具有独到、前瞻性的洞察与见解，并被中央政府采纳。
“不管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个改革派无疑。”他被外界这么评价。
“经济政策设计师“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
这是一篇名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课题研究报告里的一段总结，这篇课题研究报告获得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作者就是刘鹤，他当时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报告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对比观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提出了诸多思考与建议。
刘鹤先后为3任总书记起草经济讲稿，参与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和“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编制，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执笔人。
从公开履历可以看到，1978到1982年，刘鹤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并获学士学位；1983年到198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并获管理硕士学位；1992年到1993年，在美国西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1994年到199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学习并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同时兼任梅森项目研究员。
在这一令人艳羡的教育背景之外，刘鹤还有军队履历。1969年，刘鹤下乡当起了“知青”。一年后便入伍解放军“王牌军”38军。
青年经济学家刘胜军说，1988 年，36 岁的刘鹤因一篇《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得到国务院领导的器重，从国研中心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开始长达十年的“政策设计”。
2010 年 10 月，“顶层设计”一词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出现。刘鹤在建议公布后第二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构成和主要模式。有了这个设计之后，才谈得上其他。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路线图，这一路线图的起草者就是刘鹤。在这份简称为"383“方案的报告中，刘鹤为中国勾勒了一幅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经济新蓝图"。
“今天该做的事绝不拖到明天”
记者梳理发现，三十年来，刘鹤笔耕不辍，回顾以往他的著作，其研究主要聚焦在经济增长、城市化、金融监管等领域。如今来看，他的很多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和今天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防止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发展大都市圈这些目标都不谋而合。
在城市化方面，刘鹤认为城市化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他指出，城市化并非建城市，要合理有序推进城市化。“城市化不是简单地建造工程问题，需要系统地考虑。”“实际上城市化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就需要对土地制度进行重新的鉴定。农村的人口进入城市后，需要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他进入城市后需要就业，需要寻找、搜索就业的市场，所以城市化实质是市场化的过程。我们应用大力发展市场体制的办法发展中国的新城市。”
刘鹤认为，城市网解决城市发展失衡问题。城市网（大城市圈）是较理想的发展状态，“‘城市网’是均衡发展理念下的城市化模式，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样既能够实现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又可以避免单个城市盲目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既可以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又可以避免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的现象。
在他的多篇著作中，对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也有独到的认知。刘鹤反对金融业的无序扩张，认为这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金融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实体经济服务。在他看来，金融监管要“长牙齿”。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只不过是纸上练兵。
“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勇气。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他撰文写到。
而恰恰近年来，党中央在金融方面，防范和化解金融业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业强监管的基调正与刘鹤的思想一致。
2018年1月，刘鹤出席达沃斯论坛，他在会上表示，中国将利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机会，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至于是什么，中央政府正在研究。但可以非常负责地向大家报告，一些政策可能超出国际社会预期。
两个月后的两会，“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重磅推出，完全“超预期”。
对中国经济发展，刘鹤是乐观的。他说，“增长奇迹继续的关键是，要果断地把握时机，今天该做的事绝不拖到明天。”
责任编辑：何可信 刘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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