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年轻老师到MIT博士再到创业，来看这位校友的精彩历程！

业            工  设

校友名片

潘鹏凯

90级校友

  浙                         计

                            大                   设

潘鹏凯先生是浙江大学工业设计专业90级优秀校友，曾为浙江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最年轻的教师之一，也是国际知名的少儿教育专家。师从数字化大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教授，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博士学位。

潘鹏凯先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在移动媒体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果，曾于国际学术大会和期刊上发表数十篇论文。2003年获得我国教育部颁发的首批"国家自费留学生奖学金"，并获温家宝总理接见。

2004年夏天，潘鹏凯博士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支持下，创建了“爱乐奇”公司(前身是“说宝堂”公司)。公司现已成为全球的少儿英语数码教材提供商。

潘鹏凯还多次应邀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日内瓦等国际会议上发表有关未来少儿教育的主题演讲。

本期浙大设计30周年校友专访栏目，特赴上海爱乐奇公司，对工业设计专业开创以来的第一届杰出校友潘鹏凯师兄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采访，让我们一起跟随潘师兄，走进他与浙大设计30年的故事吧！

一

从零开始的浙大工业设计：

自由与热爱相遇

01

作为第一届浙大工业设计的学生

为什么选择这个刚成立的专业？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经三十年了。回想当初我填报志愿的时候，也一度陷入过纠结。学校的可选择范围比较大，而在专业上，计算机系是我所感兴趣的，七年的油画学习也让我一度考虑设计系、建筑系的专业。

    这时候，恰巧我的邻居潘云鹤老师刚好回国，他那年正在创立工业设计专业，了解到我的难题，就建议我来浙大学习。工业设计具体做什么虽然当时我还不了解，但是与设计、美术相关。并且因为潘云鹤老师的缘故，我们学校这个专业虽然始创于机械学院，与计算机、人工智能也有很大关联，与我的个性与爱好相符。刚好浙大离家也比较近，所以我就来到了浙大的工业设计。

02

最早的浙大设计是怎么样的？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入学的时候，16个人是从各个系拼过来的——比如我是来自计算机系，也有土木、机械系的同学——我们第一届学生是进校后成系的，也是跨专业的。因为学生数量少，又是第一届，课程的体系与难易还需要健全和探索，老师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

    尽管当时教室是借来的，老师是借来的，学生也是从各个系“拼凑”而来，但是大家都很优秀。虽然没有招满原来设想的20人，但是我们这16个学生都是抱着对设计的满腔热爱，来到我们系的。这一点是我认为很有价值的。

03

为什么选择留校

成为工业设计专业里最年轻的老师？

有什么趣事？

    虽然作为新创的专业，浙大工设当时有很多不足，没有健全的体系、老师和校友，但也带来它最大的好处——非常自由，完全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我当时想做的就是设计和计算机的跨界。

    我很早就在隔壁的CAD/CAM实验室做设计，学计算机图形学。所以在大三开始，我就大量地接触影视方面，用CAD、CAM和动画软件做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并且本科就开始在设计杂志上发表相关论文，可以说我是我们学校最早把计算机辅助设计，用在设计的各个环节里的。当时我们专业这方面还有大量空白的领域，没有太多前辈，这也让我有空间茁壮成长，就像草原里没有参天大树在旁的小树苗能够充分享受阳光。

    因为大三就开始有一些相关实习，我和同学就在青芝坞租了房子。条件有限，计算机又很昂贵，我们就买键盘、鼠标、显示器，租最贵的硬盘与CPU，组建十几台、二十台计算机帮助计算机系、建筑系和很多其他需要设计的老师和设计师做商业化的项目。这时候我的兴趣已经脱离了象牙塔，开始大量实操，发表论文，比如把美国SGI工作站上面的算法运用与工业设计进行结合。这时我更加偏向于用计算机做工业设计，而不是做单个的工业产品。这非常超前，也体现出浙大工设的优势：没有很多条条框框，反而学生能汲取到更多养分。

    于是我留校当老师，与我的同事应放天老师开始带领同学做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我们的学生后来也都非常优秀，有刘力丹、杨明洁等，这与多元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二

MIT留学：

中美教育理念的碰撞

04

为什么选择去MIT留学？

    1996年的时候，我读了《数字化生存》这本书，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都是影响了一代互联网人的作品，作者Nicholas Negroponte就是我在麻省理工的导师。他是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的鼻祖，在六十年代便开始研究，麻省理工建筑系的媒体实验室就是他创立的。我看了那本书后心潮澎湃，激动得两个星期没有睡着，想要改变商业，改变传媒。今天，疫情期间中国对局势良好的控制与数码的普及分不开。而这样的普及早在四十年前，Negroponte便有预见：当时他就在自己的数字创意中心描述了他的愿景。

    而很巧的是，1995年我还在浙大任职时，作为浙大教师拿着身份证与学校的介绍信去办理网络：可能我是前五十位连上互联网的杭州人。连上网络后，我发现Negroponte的跨学科实验室非常有趣，研究领域包含了电影、音乐交互、纳米材料，甚至量子计算。所以我当时非常想去麻省理工大学。96年我和在CMBU做过访问学者的潘老师商量之后，他帮我写了介绍信，我拿着在大学期间的很多影视作品与设计作品，还有一些论文去申请，就成为了计算机系第一个麻省理工全奖，媒体实验室第一个中国PHD。在入学前的半年时间，我开始在网上跟着媒体实验室做三个项目，这也让我成了最早的远程教育受益者。

05

MIT留学经历带来了什么收获与变化？

    MIT是非常特别的地方，跟我印象中的那些漂亮的校园很不一样，没有一个校门，没有一道围墙，没有很漂亮的宿舍，每一个建筑风格都有不同的风格。很多研究领域都是由一个或几个教授奠基出来的。它更多时候还是让学生自己去发展，去原创，去做实验，并且特别强调跨学科的合作，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不同于在中国，我在MIT七年没有参加过考试，但是比考试更累，因为MIT是Project-Based的教育模式。一个学期要做三到四个项目，而目标和资源、合作的伙伴要靠自己去找，还需要和教授游说自己项目的意义和价值。每周要在实验室睡上两三天，慢慢才能适应过来，这些在中国当时的教育中是很少见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政治、经济，而在于教育领域。

    等到03年毕业的时候，作为较早去留学且存活下来的一批中国人，我也收到了非常多大公司的offer，比如Google的。但是在导师的鼓励下，我拒绝了这些offer选择了能让我学到更多的创业。

三

数字化

使教育普惠大众

06

 怎么看待数字化技术？

    我的导师曾经设计过售价百元美金的电脑，他的理念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把教育传播给整个世界，用最低的年均成本覆盖书的印刷费，跨越教师水平的差距，也可以实现个性化学习，比如孩子可以画画、编程，可以创作，不用死记硬背，这很有价值。虽然他这个事情做得太超前了，十四、十五年前，WiFi、商业模式等各方面都不够成熟，但是这个理念足以构成一项运动：我们可以去不断推进变革。我们现在和天猫精灵合作，把AI课程和互动方式结合到一起并配合低廉的售价大量发售。它解决了很多问题，让全上海、全北京乃至全世界最好的老师以互动的方法来和每个孩子进行交流。

    《数字化生存》那本书里说的技术给我们生活的改变，是一种终极的改变。你想世界上十几亿小朋友从小以这样互动的方式学习，他很快就可以超过他的前辈。这同时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绿色，比较安全的方式，而且没有娱乐性的APP，单纯是一个学习的平台。四五百元的价格允许你把它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让它成为真正普惠的产品。现在的数字教育缺少的是内容、教育产品和服务，所以我们爱乐奇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内容。现在十三家教育上市公司，有12家是我们的客户。

07

您最早学的设计、计算机的知识

对您现在的创业有什么帮助？

    设计本身是一种思维，这让我受益非常深，它不像一个纯粹的工程问题，比如桥梁建设与计算。设计是来源于生活的，它是找到生活中的、工作中的问题，通过设计的方式，找技术、材料或者工艺来解决问题。

    设计的一个特点是：“广。”像Steve Jobs、Elon Musk都是很厉害的设计师，设计不仅仅立足于工程层面，而且是跨学科的，特别是从人文、商业领域去解决问题。不论是从包豪斯，还是学校的老师上的设计思维课、人体工程学，都让我深深体会到这件事。我非常有幸地在那个时间点作为第一批学生，学习工业设计，受益终身。而后来的学习生涯，与创业经历，都是从设计思维出发。要发掘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综合地考虑各个层次的问题：商业、技术、工艺、成本、环保回收利用，甚至是特殊人群。比如我们现在做的学习电脑就是在考虑儿童这个群体，它没有内置电源，但因此孩子没办法像拿iPad一样拿着一边睡觉一边看，眼睛不会红，必须摆在桌面上正式地学习。视力保护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痛点，而像我们的产品九点后就可以黑屏，讲讲英语故事，而且因为它音箱比较好，也可以通过呼唤提醒孩子应该学习或者睡觉了，像一个伴侣或者宠物一样。同时它是端到端的环境，比手机要好。这就是设计思维：系统化地解决问题。

    包括管理方面我们也大量地使用设计思维：管理中管是次要的，理才是难点。比如对于销售，我们遵循包豪斯的简洁理念，采用的是“一刀切”的提成。如果非常复杂销售人员很难记住，而且有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大小月各种拼单，甚至可能会为了多分提成侵犯到客户的利益。

08

您的教育产品是基于怎样的理念？

产品又是如何被设计打造的？

    我们这十几年一直是以做To B为主，一方面To C有很多人在做，而To B很少做优质内容与优质交互的竞争者，所以我们先加入进来。而和天猫精灵的合作，就是To C的产品，被命名为爱乐奇精灵，是一个针对3-12岁孩子英语学习的智能解决方案。父母没有教育幼儿的经验与思维，那么就由我们来完成。

    至于爱乐奇，名字的意思是充满爱、快乐的奇妙学习体验，LOGO是Star（星星）与Spark（火花）组成的。我也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保持这个美好的初心，有长期的价值，而不是说仅仅为了考大学的考试。第一我们希望孩子能有国际视野，无论是海外求学还是与国外合作，还是将来一起发展，都不止要考虑本国的事情；另一个是要求他们具有批判性思维，培养思辨能力；第三是创新能力，这是我们专业很熟悉的内容，要去创建新的东西。

    我们不但有技术团队，有美术团队，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起负责产品的内容，创造出最好的学习产品给我们的下一代。并且也按照四线、五线城市都适用的硬件成本打造了五间实验教室来打磨我们的产品，叫做爱乐奇未来学堂，虽然实验校的规模很小，但我们拥有大大的梦想：希望用好的产品和服务，培养出世界公民和未来领袖。现在我们合作了一万多所教学点，两千多所学校，都是根据爱乐奇的理念来设计的。

    我们的未来学堂中开设有英语和游戏结合的暑假班，并且会用摄像头、传感器和拾音器来收集孩子的上课数据。依靠这些数据能更清晰地了解孩子的学习习惯和情绪，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改进产品。我们的课程也根据不同的教育目标分为国际、国内名校课程，从幼儿园到高中各阶段都设计有针对性的课程。

09

这次疫情激发出了

在线教育产业极大的潜力，

那爱乐奇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呢？

    疫情确实激发了在线教育的需求，但是我不想用在线教育的方式继续强化中国的应试教育，这样就失掉了教育的本性，没有激发潜力。不同于一些在线教育用拍照搜题、在线网课的形式加强应试教育，我们更侧重于回归教育的本质，激发学生的潜能。

    我们设计所有的产品都要具有同理心，如果一种教育产品你的儿子女儿也可以用，那我觉得这是符合条件的。这次的疫情也启迪了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AI技术激发出学习的热情，而不是被灌输知识，让他们爱学习、会学习。我也希望我们教育界人士能够保持好的初心，让教育有长期的价值，而不是说仅仅为了升学考试。

10

对在线教育的未来

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我觉得教育最大的需求就是好的老师，我自己很有幸地在那个时候遇到了潘云鹤老师和许喜华老师。接下来的十五年，我希望能利用AI的技术提供更多有趣、有效的教育资源。像翻转课对孩子英语的发音、普通话的发音，对孩子的思维的启发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现在有大量的数据辅助，帮助老师了解学生的情况，以便做到因材施教。由于很多原因，高考当前很难考察孩子提问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动手实践的能力。我觉得不应该囿于技术、管理的问题而扼杀几代人创造的能力。

    所以我坚信，如果能有更好的技术、更匹配的产品，这些问题都能被解决。

四

“浙大设计系

毕业的学生都是帅才！”

11

今年是浙大工业设计三十年，

展望未来，

师兄对我们有哪些建议？

  我相信现在的学生都是天之骄子，素质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对于聪明人我有一点建议，就是不要害怕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不管是在浙大，在MIT还是在爱乐奇，我几乎每天都在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而所谓智兵不勇，就是很多聪明人后来没有很大成就的原因：他们会害怕已经有了这么好的条件，去冒险会失去这些。

    但既然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做设计就更要不断地拓展边界，不断尝试。过去我们没有边界，因为没有人给我们“画圈”，所以必须不断尝试。我在MIT遇到语言的不通，学习方法的陌生，在创业时也遇上重重难关，一切就是靠着敢冲。

    所以我强烈建议我们浙大优秀的学弟学妹还是要有冲劲，活到老学到老。进公司买房子确实可以创造好的条件，但不该是我们满足的条件，终生努力的目标。既然已经有浙大这样大的平台，更应该追求创造性的价值。

12

对我们系与我们学校

未来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寄语？

    我首先要感谢潘校长，许喜华老师和孙守迁老师最早创立的工业设计专业影响了我们一辈子，我非常感恩他们的教育之恩影响了思维，开拓了眼界，才能让我在未来取得一系列成就，无论是去MIT还是创立自己的公司。

    我觉得成人的起点是从浙江大学开始的。

    我希望浙大工设不仅是在设计层面，而且是在整个人类的演进、进化的角度，能够多想点事情，而且不仅仅是一个设计一个点。我觉得浙大设计系毕业的学生都应该是帅才：都应该能够开疆拓土，能够自己找方向，自己找资源，自己能够把问题搞定，自己做出一番事业来。这就是我对校友们的寄语。

总结

    潘鹏凯师兄是我们浙大工业设计系第一批毕业的学子，他今天跟我们讲述了很多浙大设计最早期的故事。浙大有领先的设计理念，早在三十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探索计算机和设计的交叉与结合。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结合，才有了他后来去MIT学习的经历背景。MIT的媒体实验室与潘鹏凯师兄导师写的《数字化生存》，曾经影响了中国互联网一代人。而数字化，我们相信，会改变我们各行各业。

    潘鹏凯师兄也和我们一起分享了后来他如何将对美国先进的教育体系的理解，通过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让教育普惠更多的儿童的成长，这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他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站出来做更多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就像许喜华老师授课时曾经提到的，我们要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

    这一次的访谈也告诉了我们，在30年前，工业设计的整个基因调性与文化氛围已经开始成形，学生们都主动地去探索我们自己的边界。潘鹏凯师兄也鼓励同学们承担更大的责任，即勇敢地试错，不断地探索我们未来的可能性。

本文来源丨浙大工设

文字、编辑：刘燕燕、曾一、郭可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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