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一个伟大的身影
2022年3月7日是竺可桢校长诞辰132周年纪念日。竺可桢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是中国科学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从1936年到1949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倡言求是、培育英才，使浙江大学发展成为全国著名大学之一。谨以本文缅怀和纪念竺可桢校长对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继承和发扬他的爱国情怀和毕生倡导的“求是”精神。
竺可桢，字藕舫，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近代中国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四位首任副院长之一，参与领导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为科学技术进步和民族自强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竺可桢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62年6月，竺可桢以七十二岁高龄入党。晚年，他又发表了集其毕生研究成果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引起世界轰动。
1890年，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的一户米商之家，父亲竺嘉祥是有名的老实人，经营一个小米行；母亲虽不识一字，但性情贤惠。竺可桢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上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竺家对其寄予厚望，为他取名“可桢”。所谓“桢”，就是筑墙用的木柱，是竖在两端的支撑。显然，他们希望儿子长大成人后能成为社会栋梁。
竺可桢自幼爱读书，爱追问，爱记录，对未知的自然界充满好奇。他还会自己观察物候并记录。有一次，母亲发现邻家白墙上涂满了儿子的字和画。上面写着“今天看见一只燕子”，“中午看见一只大青蛙从洞里爬出来”等等。其中，一些不会写的字就用图案来表示。孩提时代养成的这些思考、观察与记录的科学习惯，无疑对竺可桢一生的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1905年，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的竺可桢以优异学习成绩从家乡的毓菁学堂毕业，完成了小学阶段的学习，并考取上海澄衷学堂。入学澄衷学堂前，母亲按照家乡习俗，准备为三儿子择媳完婚。但一心求学的竺可桢婉拒了母亲的安排。当时，竺家米行的生意早已一落千丈，只得向友人求助，终于凑足了竺可桢到澄衷学堂升学的费用。竺可桢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入学澄衷学堂后不久，就在自己床边贴上一张纸条，上书“醒来即起”四字。从此，“醒来即起”成为竺可桢求学的座右铭，激励着他更加勤奋、刻苦地学习。1908年，竺可桢转入复旦公学学习。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成绩居全班第一。
然而，身体是一切事业的基础。竺可桢自小身材较小，体质较弱，再加上入学澄衷学堂后，起早贪黑，炎凉不顾，身影益发瘦小可忧。有一次，竺可桢在回宿舍途中像往常一样边走边背记英语单词，被同学胡洪骍撞见，这位胡洪骍即后来大名鼎鼎的胡适。胡洪骍随即对着他的背影发表议论，认为其寿命活不过20岁。胡适此言或出于无心戏语，但仍引起竺可桢的高度警惕，要想在追求学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必须有健康硬朗的身体，必须加强锻炼，增强体质。从此，竺可桢每天清晨起床早操，游泳、登山、打球等运动伴随其一生，直到生命的尽头。
1910年，竺可桢参加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选拔考试，当时有400多人应考，录取70人，他以第28名成绩入选，赴美留学。在伊利诺大学，当被问到想学什么专业时，他答：“中国以农立国，我要学农科。”学习中，竺可桢非常留意课堂外的考察与实践，多次举行“黑土带”考察活动。通过实地调查，竺可桢比较与分析了中国与美国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巨大差异，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美国的农业并非中国学习的最佳榜样。
就在竺可桢为伊利诺大学毕业后如何继续求学举棋不定时，学校教务处的老师为竺可桢推荐了与农业相关的理科气象专业，并建议他报考哈佛大学。气象学科是当时新兴的前沿学科，与农业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其战略意义远不局限于这个范畴。这正是竺可桢所希望从事的专业领域，也是中国农业亟须攻克的科学领域。经过紧张备考，竺可桢成为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气象学专业的一名新生。
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著名教授、气象学家华尔德和麦克阿迪成为竺可桢攻读气象学的授业导师。在导师悉心指导下，他潜心学习，刻苦钻研，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与导师麦克阿迪一道商定了硕士论文课题“关于中国的雨量研究”，克服资料极度匮乏的困境，成功完成了论文撰写任务，并发表在美国《每月天气评论》上，引起了美国气象学界和地学界的瞩目。1915年取得硕士学位后，竺可桢继续攻读气象学博士学位。这一次，他将研究焦点聚集在远东台风研究这一新课题。1917年，美国地理学会接纳其为会员，同年他获伊麦荪奖学金。1918年，博士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顺利通过答辩，他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气象学博士。同年，竺可桢还在《每月天气评论》上发表《关于台风的若干新事实》，首次阐明了台风眼里温度强烈上升的原理所在。这些最新研究成果，不仅使其赢得国际气象学界赞誉，也为时年28岁的竺可桢确立了中国气象学研究的权威地位。
在哈佛期间，竺可桢积极参与留学生创建科学团体与同人杂志的各项活动，推进中国科学普及与体制化。1915年，由中国留美学生发起的中国科学社在哈佛大学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宣传科学和领导发展科学的同人团体，以“传播科学，发展实业”为宗旨，竺可桢是其重要创始人。酝酿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曾以留美学生科学社为名，但竺可桢认为该名称不能适应发展需要。因此，他在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前的一次讨论会上指出，科学社不应只是留学生组织，回国后也要发展下去，建议把留美学生科学社改为中国科学社，广泛吸引有志于科学救国的人士合作共事。与会者普遍赞同其建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社。竺可桢当选中国科学社七人董事会成员。该社同时附设《科学》杂志社，创办《科学》月刊，竺可桢担任月刊英文版分编委主席并具体负责一年中4个月的编务工作。他还积极为《科学》杂志撰稿，开展科学普及活动。仅以1916- 1917年为例，竺可桢一人就有12篇稿件发表。
获博士学位后，竺可桢毅然放弃优越的研究与生活条件，返回祖国创业。
1918—1936年，竺可桢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商务印书馆、南开大学及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教职、编辑或气象研究工作。期间，1920年，竺可桢与上海神州女校教师张侠魂结婚。1921年，竺可桢出任东南大学（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而成）地学系主任。然而，这18年间中国社会并不安定，南京国民政府虽取代北洋政府实现了全国统一，但内忧外患不断，反映在学界则是学潮不止。竺可桢目睹大学里的学潮涌动和各种怪现状，深感办学不易。1928年，他辞去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受蔡元培先生委派，着手筹备中央研究院气象台，决定在钦天山（北极阁）创建气象台，倾心于相对单纯的气象科学研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成立后出任所长。
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席卷全国各高校，浙大学生在学生会领导下上街集会、游行，时任校长郭任远不能阻止学生的爱国运动，就联合地方当局拘捕学生会代表，开除学生领袖，此举激起学生强烈反对。浙大学生开展驱除校长运动前后持续4个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不得不另选贤能。竺可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进入了主政者视野。而竺可桢本极不愿出任校长一职，认为这并非其所擅长。但考虑到家乡文化发展“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为避免浙大再次“陷于党部之手”，在征求蔡元培等人意见及亲人朋友劝说后，竺可桢只得勉强同意并提出出掌浙大的三个条件：第一，财政须源源接济；第二，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第三，时间以半年为限。就这样，1936年4月25日， 46岁的竺可桢正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竺可桢出掌浙江大学后，中央研究院仍要其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直到1946年底，在他坚辞下才卸掉这一职务，由学生赵九章接任。
1936年4月25日，上任伊始的竺可桢面向全校师生发表了题为《大学教育的基本方针》的著名演讲，全面系统阐述了其办学方针，他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这篇办学宣言，突出强调了教授在治校办学事业中的重要性，反映了他对优秀师资的极端重视；同时也强调了硬件对大学办学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教授、设备与校舍是竺可桢办学的三大法宝，而教授更被视为“皇冠上的明珠”。1936年秋，他在对新生演讲时要求学生思考：“第一，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要求学生要有清醒的头脑，强调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爱国精神。这些办学思想和理念，既是他在长期的国内外名校留学生涯和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对中国大学办学要素的思考结晶，体现了一个教育家对大学事业的洞察和高度敏锐性。
竺可桢校长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大力罗致优秀师资。为大量引进学养敦厚的专家学者加盟浙大，竺可桢发誓“决将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他不仅回聘了因前任校长治校不当离去的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朱福炘、蔡邦华、吴耕民、梁希等一大批教授，还引进了胡刚复、梅光迪、王琎、张其昀、陈训慈、王淦昌、谈家桢等一大批杰出师资加盟浙大。其中，竺可桢聘请国学大师马一浮的事例最为动人，最能说明竺可桢招揽人才之恳切。
马一浮（1883—1967），名浮，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翁、蠲戏老人，浙江绍兴人。他不仅是传统学人保持国学尊严的最后卫道士之一，也开了现代新儒学之滥觞，在国学和书法上的造诣登峰造极，为后人所景仰。他与梁漱溟、熊十力一起，被誉为现代儒学三圣，国学大师梁漱溟则称其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决意聘请马一浮先生担任“国学教师”。但马一浮先生却不愿到学堂任教。早在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诚邀马一浮往北大任教，马却回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字电文，拒绝了蔡的邀请。竺可桢当然知道这段逸事，但因人才难得，他还是先后两次（1936年5月24日、7月17日）登门造访，并请马的好友寿毅成、王子余、张圣征等多方劝说。竺可桢破例同意学生至马一浮家听讲，并拟在刀茅巷十七号特设一房为马一浮教课之所，甚至允许马一浮所授课不列在“普通学程”而“当为外国的一种Seminar”。然而，由于同样原因，马一浮还是拒绝了竺可桢的一番美意，使竺可桢敦聘著名国学大师执掌教席的努力大受挫折。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竺可桢被迫率浙大师生开始艰苦卓绝的西迁历程。11月11日，杭州浙大本部师生开始分批离开杭州向浙江建德进发。之后，由于日军侵略范围不断扩大，浙大又先后迁往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并于1940年初以后在贵州遵义、湄潭、青岩、永兴等地坚持办学，迁校全程达2600余公里，史称“文军长征”。与浙大西迁同时，马一浮先生也在辗转避难途中致信竺可桢校长，表示愿赴浙大任教。鉴于兹事体大，竺可桢专门召开会议，与诸位教授商量如何应对马氏来信。诸教授同样认为人才难得，当即表示欢迎。此后，马一浮一行由衢州出发，于1938年3月29日抵达江西泰和，与浙大会合。4月4日，浙大发放聘函，正式聘请马一浮担任浙大教职。
马一浮到浙大虽是环境使然，但毋庸置疑，竺可桢敦聘优秀师资的热诚是促成此事的重要原因。以马一浮当时在学界的盛誉，并非必得与竺可桢联系，任教浙大。而马一浮的最终加盟无疑更壮大了浙大的师资队伍，也使竺可桢招纳贤才的美名远扬，浙大因此凝聚了大量杰出人才。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西迁办学时期任教于浙大、日后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以后的院士就有28位。这些杰出人才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会聚浙大，不能不说是竺可桢校长极端重视人才的人格魅力所致。
竺可桢不仅千方百计招贤纳才，还想方设法改善教授生活、工作条件。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苏步青曾回忆当年追随浙大的情形。他说浙大西迁后，一天竺可桢找到他说：“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此行一路上都要检查盘问，多么不便。我已经替你在浙江省省长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他亲笔写的‘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不得检查盘问。”得知校长如此关心自己家人，苏步青由衷感激校长对他的细心关照。当浙大迁移到遵义办学后，竺可桢知道苏步青家眷仍在浙江老家，又对他说：“快去把家眷接出来吧！”苏步青表示缺少路费，竺可桢就说：“钱不用愁，我们学校替你包下来。”竺可桢批给苏步青一笔款项作为路费，让苏步青回浙江老家接家眷。当得知苏步青将家眷接回学校后，竺可桢说：“这下我好放心了！”然而苏步青的生活仍很窘困，甚至穷得无法抽出两床被头作为两个读书孩子寄宿浙大附中之需。最后，还是竺可桢特批让两个孩子以走读生身份享受公费生待遇。经历这些事，苏步青真切感受到竺可桢“把教授真当作宝贝，我们当教授的怎能不受感动啊！这样的校长又往哪里去找呢？”他衷心体会到，“竺校长是一位处处为我们着想的好校长，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
图书设备 、校舍建筑是大学正常办学的基础条件，不断迁移的大学更需要保存和改善这些基本条件。因此，竺可桢始终将办学安全列为首位，将图书设备搬迁列为大事，往往师生人群迁移，图书设备随迁。为妥善解决搬迁过程中的校址选择、图书设备搬迁等问题，竺可桢与“西迁总参谋长”胡刚复密切合作，由胡担任“非常时期教育委员会常委”，凡西迁行址、沿途交通、沿站和目的地的房屋、物品、供应、安全等，以及全校图书、仪器、机器、设备的搬运，多由胡刚复提出可行性方案，然后由竺可桢主持会议讨论通过后具体实施。由于安排周密，浙大西迁过程中基本没有出现图书设备遗失情况。由于竺可桢对图书设备搬迁高度重视，西迁中的浙大，图书设备保有量与同样内迁的其他高校相比丰富得多，当时浙大有“三多和一好”之说，即图书、仪器设备和名教授多；一好即校风学风好。至于校舍方面，由于竺可桢、胡刚复等人精心筹划，浙大最终来到了贵州这个抗战大后方，并在遵义、湄潭等地的文庙、寺庵、民宅中安顿下来。这些校舍虽不能与战前杭州的办学条件相比，但毕竟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赢得了相对安全而稳定的办学环境。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浙大教授的谈家桢先生曾不无感慨地指出：“就我来说，回顾自己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就是在湄潭工作时期。我的学术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好好感谢竺可桢先生，因为他为我们创造了这种美好的研究环境。”
竺可桢认为，一所大学要有其精神，西迁中的浙大更需要独具特色的大学精神。1938年他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校训。之后，他通过《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1938.11）、《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1939.2）和《科学之方法与精神》（1941.5）等一系列演讲和文章，系统阐述“求是”校训所蕴含的大学精神，并竭力弘扬。在《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一文中他集中阐述了王阳明“在艰危中立身报国的伟大精神”，即爱国精神；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一文中集中阐述大学生“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即牺牲精神；在《科学化方法与精神》一文中，他又阐述了“蕲求真理”的精神，即科学精神；他还提出求是路径和科学态度问题。他说：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而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竺可桢“求是”校训的提出和关于“求是精神”的宣讲，紧密结合抗战这个民族救亡的办学背景和教育救国的大学使命，对凝聚全校师生克服困难、增强信心，认真教学、推进科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西迁办学之所以获得成功的重要精神支撑，也是西迁期间团结师生共克时艰的重要精神纽带。
竺可桢领导浙大取得成功，还在于他处处率先垂范。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暂时落脚后，他立即又向西寻找学校下一步安顿、发展的地方，岂料短短时间内，发妻和爱子先后染上痢疾病故。竺可桢在这突然打击下，以极大坚毅强忍精神创痛，顺利完成了迁校任务。有了这么一位具有凝聚力的校长，全校的决策，都能实现令行禁止。
浙大西迁5000余里，沿途之中这支文化队伍，对有利于民族文化保护和社会发展的事，都尽力而为。撤离杭州时，竺可桢克服了很大困难，协助把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共三万六千余册，转辗运到贵阳，抗战胜利后，又搬回杭州，保住了这份国宝。学校暂留江西泰和时，竺可桢发动师生在做好教学工作之余，帮助地方上修筑防洪堤，兴办垦殖场和学校，为当地人民做了好事，撒下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
由于竺可桢坚持以“教授为灵魂”，关心教授生活条件，改善教授工作条件，履行了一位卓越教育家肩负的责任并展现出他强大的人格魅力和凝聚力，教授们发自肺腑地佩服他为克服困难、坚持办学鞠躬尽瘁的崇高品德，并由衷地成为竺可桢潜心办学、创建一流大学的亲密伙伴，与他一道以“求是精神”为圭臬，共同打造了浙大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1944年，著名科技史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访问浙江大学，对抗战中浙大开展的研究工作给予高度认可，称赞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胡适博士在设计中国大学建设十年计划时首先选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五所大学为当时中国优先建设的第一个大学方阵。从1936年至1949年期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一职历时13年，其卓越的教学思想、执著的求是精神，团结大众，身体力行，使浙大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崛起为全国著名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灿烂一页。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竺可桢拒绝当局要他去台湾的要求，留在上海。他是当年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中，留在大陆57位院士中的重量级院士。
上海解放后，竺可桢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建国准备活动。6月9日，竺可桢参加中央研究院成立21周年纪念会并作院史报告，上海市长陈毅在会上作即席演讲。6月15日，作为在上海参加科学工作者协会会员大会的知名人士，竺可桢又参加了陈毅市长的宴请会，受到陈毅市长的一再邀请，参加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
7月13日，竺可桢与浙大同仁王淦昌、王琎、苏步青、蔡邦华、贝时璋、程孝刚等人士一道抵达北京，并在中法大学礼堂听取周恩来报告。7月18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结束，竺可桢当选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常委和新政协代表。第二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宴请竺可桢、吴有训等科学家，征询对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意见，并通报目前政治经济局势和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及各地灾害防治办法等问题。
9月21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怀仁堂开幕。朱德主持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辞，周恩来作会议筹备情况等说明。会议采纳了竺可桢关于重视科学技术的建议，并在通过的《共同纲领》第43条中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10月1日，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共同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16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竺可桢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宣告成立，郭沫若任院长，陈伯达、陶孟和、李四光、竺可桢四人同任副院长。竺可桢提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应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具体讲就要：（1）必须理论与实际结合，使科学真正能为工农大众服务；（2）必须群策群力，用集体的力量来解决眼前最重大的问题；（3）大量培养科学人才，预备建设新中国。有鉴于此，他领导推进了一系列发展科学的重要举措。
原国民政府撤向台湾后，中央研究院新设研究所除数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随迁台湾外，其余天文、物理、化学、气像、地质、动物、植物、医学、工学和社会共11个研究所留在大陆；原北平研究院在大陆的有物理、结晶学、化学、动物、植物、药物、生理学和文学共9个研究所，此外留在大陆的还有北京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竺可桢和其他几位院长分别到各研究所听取意见，深入调研，将上述留在大陆的23个研究所调整为17个研究所，并新建了一些研究所，同时确定以北京为数理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以上海为实验生物学及有机化学、药物化学研究中心，以南京为地学和天文学研究中心。
针对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科学研究人员奇缺的问题，竺可桢开展了全国自然科学研究人才的摸底调查，掌握人才分布情况，进而推进人才引进工作。根据专家推荐，童第周、曾呈奎、贝时璋、庄孝德、蔡邦华、戴芳澜、汤佩松、殷宏章、潘菽、斐文中、王淦昌、汪德昭、庄长恭、王葆仁、虞宏正、叶渚沛、尹赞勋、黄秉维等一大批成就突出的科学家被聘请到了科学院工作，大大增强了自然科学研究力量。当时科学院每个研究所都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委员多半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兼任；科学院还和北京大学、西南农学院等高校合作共同组建研究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家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查明全国各地的自然资源，以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在竺可桢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先后派出了地质和土壤调查队，分赴东北、西北、中南、华北、华东、西南各地，开展有关煤、铁和有色金属矿藏的调查勘探活动，开展土壤调查工作，并勘察铁路、水库、工厂的工程地质条件。1957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综合考察委员会，他兼任主任开主持开展全国性大规模的综合考察活动。竺可桢还不顾年老体迈，亲自带队参加各种考察活动，进行现场指导。1958年，他到兰州主持甘青综合考察队工作汇报会，随后赶到乌鲁木齐与中苏两国科学家汇合共同对新进行近1个月的考察，行程4000多公里，足迹几乎遍及全疆。当他在河西走廊考察，看到兰新铁路沿线红柳园的红柳被大量砍伐导致尘沙飞扬，风沙袭击农田和村舍，甚至连敦煌艺术宝库也遭受流沙包围时，痛心疾首。他呼吁各级政府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不可乱砍滥伐树木，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他建议，几年降雨量不足350毫米的干旱地区，超过35°的山坡及河流上地区禁止垦荒。可惜由于当时人们普遍缺乏认识，这些金玉良言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竺可桢一生重视科学普及事业。留美期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科学普及文章。回到祖国后，无论在教学科研岗位上还是在领导决策位置上，都没有放弃科学普及工作。尤其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以后，他感到科学普及工作对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为了使科学大众化，每个科学工作者就有义务在他们本身专门工作以外，来从事通俗科学讲演和著作……做一个光荣的宣传员。”他经常为科普协会举办的“科普园”作科普报告，还撰写了《中国科学的新方向》《向科学进军的途径》《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水土保持是山区农业增产的一项根本措施》《论南水北调》《改造沙漠是我们的历史责任》等一大批科普文章。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科学工作者，竺可桢真正履行了一位科学家对普及科学知识、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职责。
1974年2月7日凌晨4时35分，竺可桢因患肺病逝于北京，享年84岁。去世前一天，84岁高龄的竺可桢还写下了最后一天的日记：“1974年2月6日，星期三，晴转多云，冰日。东风1至2级，气温最低-7℃，最高-1℃。局报。”
作为我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他始终关注并“尽毕生之力”开展气候变化研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行者，他始终关注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作为我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和实践家，他担任浙大校长13年，使浙大成为全国著名学府；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奠基人和卓越领导者之一，他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竺可桢虽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48年了，但他留下的身影依旧很长很长……
本文来源丨浙大档案馆
作者丨张淑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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